焦裕禄在大连的600多个日日夜夜
1955年3月,焦裕禄从全国“一五”计划重点工程项目—洛阳矿山机器厂来到大连起重机器厂，担任机械车间主任(实习)，1956年底，他奉调离开大连。当年，与他一起工作的大起工人、干部一直口口传颂与他并肩战斗的那600多个日日夜夜。
从工业的门外汉到“全厂最棒的车间主任”
在座谈会上，大家谈得最多的是，焦裕禄在大起期间，很少坐在办公室里指挥生产，整天在车间里转。有人问他：“焦主任，你一天能跑多少路？”他回答：“大约20华里。”1956年初，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工业化战略目标，工厂生产任务猛增，生产定额必须随之提高。一部分人以设备、人力不足等理由反对新的生产计划。焦裕禄二话不说，一头扎进车间关键部位—减速机工段蹲点，研究生产工序、设备状况、工人操作等细节，找到提高生产定额的依据。在车间生产调度会上，他一一列举调查数据，提出完成生产任务的设想和措施，使许多人大为吃惊，纷纷表示回去以后认真摸底，重新安排生产任务。结果新的生产计划很快得以落实并圆满完成。
1956年5月焦裕禄（右）在大连起重机器厂颁发劳动竞赛优胜旗的场景。
焦裕禄在减速机工段蹲点时，哪里艰苦他就出现在哪里，什么活脏累，他就干什么。大锤抡起来，几下子就震得膀子发酸，焦裕禄一干就是一天。清洗减速机又脏又累，没人愿意干。焦裕禄操起风带就干，生产紧张时，他干脆把行李搬到车间，同工人吃住在一起。工友们说：焦主任身上的油同咱们一样多，跟这样的领导干活，累死也情愿。焦裕禄发现拧螺丝抹甘油的活技术性不强，却占去减速机组装技工的近一半工时。他便与车间工会主席商量，组织科室人员去干这些力所能及的活，并开展劳动竞赛，相互促进。1956年夏，焦裕禄根据实践经验写出《论劳动竞赛的前方和后方》等理论联系实际的文章，阐述机关科室这个“后方”如何为生产第一线这个“前方”服务，车间基层干部怎样组织开展劳动竞赛等问题。这些文章刊登在大连起重机器厂厂报上，有力地指导了全厂生产。
焦裕禄到大连之前，对工业是门外汉。为担负起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担，他白天在大连起重机器厂向工人学习实际操作，晚上到工厂独身宿舍向企业管理人员请教理论，还从老厂长梁芝田那里借来《关于车间作业计划》等业务书，刻苦研读。仅用半年多时间，他就掌握了通常需要三年才能掌握的企业管理知识，由工业生产的外行成为指挥生产的“行家里手”。他在大连起重机器厂工作不到两年，便被工人们誉为“全厂最棒的车间主任”。
生活中多才多艺 工作中严于律己
在座谈会上，大家众口一词地说：焦裕禄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综合素质很高。他尤其善长运用职工文体活动的形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促进生产发展。他组织机械车间职工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亲自拉二胡伴奏。精湛的表演，振奋了职工的积极性，焕发出全车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车间副主任刘仁永一向态度严肃，没有笑脸，很多工人怕他。焦裕禄让他指挥职工文艺宣传队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刘仁永说自己不会指挥。焦裕禄动员他：你是党员、干部，应该带这个头，并教给他如何指挥大合唱。在职工文艺演出大会上，刘仁永一上台，全车间工人的脸上都绽开笑容，歌声提高了工人们的工作热情，也密切了刘仁永与职工的联系，改善了他和群众的关系。
1956年7月22日焦裕禄（中排左四）与大连起重机器厂机械车间工人文艺组合影。
焦裕禄对基层干部十分爱护又严格要求，热心地帮助他们改正缺点，搞好工作。一次，他向一位工段长询问生产进度，这个工段长说的数字不准确。焦裕禄沉下脸，工段长知道自己错了，当即表示回去重查。从此，全车间干部都清楚该怎样向焦主任汇报工作，必须有确凿的数据，半点不能含糊。焦裕禄发现工段长杨家盛常对工人发脾气，便对杨家盛说：“为什么要对自己的阶级弟兄发脾气呢？干工作不能靠发脾气，要靠党的政策，要靠群众，要靠说服教育。”针对四工段的生产计划只有工段长和调度员知道，工人不知道的问题。他对杨家盛说：“你把计划交给工人讨论一下，他们心里有了底，就会想办法完成。你一个脑袋，怎么能抵上几十个脑袋？”在焦裕禄的帮助下，杨家盛树立起群众观点，克服了经常对工人发脾气的缺点，学会了民主管理班组的工作方法，使全车间最薄弱的四工段变成经常受表扬的工段。
焦裕禄严格要求基层干部，更严于律己。1956年，大连起重机器厂职工90%上调一级工资。依据条件，焦裕禄在晋级之列，机械车间上报的晋级名单上有他。焦裕禄却恳求领导说：我是来实习的，这级工资不该涨，应该让给别的同志。车间领导劝说他：你的档案关系在这里，工作做得不错，怎么就不该涨。焦裕禄急了，跑去找厂长，陈述种种理由，结果如他所愿，工资不高的焦裕禄没有涨这一级工资。
“他心里装着工人，唯独没有自己的事”
座谈会上，昔日工友们谈得最动情的是，焦裕禄无微不至地关怀工人，体贴工人，和工人心连心。
冬天，他担心工友们在机床旁着凉，便找来炉子给大家生火；担心夜班工友吃凉饭伤胃，便与食堂联系，把热乎乎的饭菜送到机床前。他常常白班劳累一天，晚班又陪工友大半夜，工友们亲切地称他是“夜班主任”。
1955年冬，女工李培娥休完产假上夜班。工厂没有托儿所，她便把孩子放在车间工具室的一个木箱里。焦裕禄知道后，便与工厂联系解决夜班托儿所的问题，一时未能实现。一次，李培娥去给孩子喂奶，却不见了孩子，慌了神。工友告诉她：焦主任在给你看孩子。她跑到车间办公室门外，隔着窗户看见焦裕禄正在办公，孩子睡在办公桌上，身上盖着焦裕禄的棉衣，睡得正香甜。李培娥禁不住流下热泪。焦裕禄对李培娥说：“工具室里冷，又不卫生，孩子放在那里不行，以后你干夜班，就把孩子送到我这里。这屋子又暖和又安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逢李培娥上夜班，焦裕禄便不顾一天的劳累当起“保姆”。李培娥活忙脱不开身时，焦裕禄就冲奶粉喂孩子。孩子尿了，他就给孩子换尿布，再把孩子哄睡。
焦裕禄对全车间500多名职工的思想、工作、生活情况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哪个工人是几口之家他都能说出来。采购员潘凤友把爱人从黑龙江省接到大连后，工厂一时没有房子分给他。焦裕禄与他素不相识，又不在一个车间工作，但得知情况后，焦裕禄主动把自己住的两间屋子腾出一大间，让给潘凤友住。晚上，潘凤友看到焦裕禄一家老少7口人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屋子里，孩子睡在地板上。他不过意地说：“老焦，我怎么好叫你一家受挤呀？”焦裕禄笑着说：“咱们都是革命同志，有困难就应该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潘凤友每每提起这件事，总免不了激动地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焦裕禄，他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1956年9月9日焦裕禄（前排左三）与大连起重机器厂机械车间欢送援建内地三名工人的合影。
焦裕禄平时对工友有着无微不至的关怀，但他对家里的事，却总是粗心大意。当时，焦裕禄的爱人徐俊雅抱着3岁的女儿焦守云上下班。一次，天冷路滑，徐俊雅打电话找他接女儿回家，他却没有离开车间。徐俊雅在路上滑倒，把女儿摔伤了。工友们痛惜地说：焦裕禄心里装着工人，唯独没有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