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澳籍俄裔哈尔滨“老乡”寻根之旅
“我是澳大利亚人，但我也是哈尔滨人。”这是5月5日，在中央书店举行的新版《哈尔滨档案》发布会上，作者玛拉·穆斯塔芬的开场白。
玛拉和译者李尧
这个有着犹太、俄罗斯、鞑靼血统的女作家，生在哈尔滨，长在澳大利亚，精通俄语和英语，做过外交官和记者。2002年，英文版《哈尔滨档案》在澳大利亚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并荣膺2003年澳大利亚国家传记文学奖。澳大利亚国宝级作家、《辛德勒的名单》作者托马斯·肯尼利评价说：“这个非同寻常的故事，以其关于人生的挣扎、人性的猜疑的描述，让广大读者着迷。”著名作家王蒙认为：“《哈尔滨档案》给人以大震动、大悲怆。正视历史也如正视现实，要能战栗，能不战栗，至少不能转过脸去。”
这本以哈尔滨命名的书，讲述的是玛拉自己家族的真实故事，通过一百年来奥尼库尔家族的迁徙和家族成员的不同境遇，向世人展示了一段鲜为人知又令人震惊的历史。那是在一个特殊时代背景下，一个个被改写的普通人的命运。
档案里的家族秘密
新版《哈尔滨档案》封面，用了一张年轻女孩的照片。当初玛拉就是被这张照片的神秘力量牵引，开始了寻根之旅的。这个女孩是玛拉的姨姥姥曼娅。她生长在中国，日本侵华后和她的另外一些家人回到前苏联。姥姥告诉玛拉，回国不久，曼娅失踪了。但是更多的情况，姥姥没有告诉玛拉。
后来，一位拉脱维亚的亲戚给了玛拉一盒子的家庭收藏品，这是她的曾外祖母切斯娜，也就是曼娅母亲的。盒子里有一些官方文件，说他们所有的罪名已经被洗清，政府已经给他们“平反昭雪”。罪名？在这些亲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带着这些好奇和疑问，1992年，玛拉去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寻求帮助，从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探寻。玛拉从这头跑到那头，翻开尘封已久的档案，发现了家族里的一个令她泪奔的秘密：家族中的很多长辈从哈尔滨回到前苏联后，被当作日本间谍血洗。
玛拉还在书中讲述了她的家族在哈尔滨以及华北地区生活的经历。从20世纪初到1959年移民澳大利亚，四代奥尼库尔家族的人，在中国度过了动荡的50年。1909年，玛拉的曾外祖父基尔什·奥尼库尔投奔哥哥来到哈尔滨。几个月后，玛拉的曾外祖母切斯娜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也来到了中国，一家人在海拉尔安顿下来。因为从白俄罗斯一个小村庄走出来的基尔什，觉得哈尔滨太大太繁华，让他难以适应。一家人在海拉尔卖牛奶，也经销、安装缝纫机。两年后，本书的主人公——曼娅出生了。又过了三年，小儿子亚沙出生。“上海有高质量的生活，但哈尔滨有文化。”同是上世纪初的国际化大都市，母亲总是这样告诉玛拉，奥尼库尔一家更喜欢哈尔滨，那种文化是一种“大文化”。
高中毕业后，曼娅来到哈尔滨读大学，专业是牙医。1930年，曼娅以门门功课都是5分的优异成绩毕业。毕业证书中俄双语书写，上方是孙中山的肖像。“由于十月革命，不少艺术家、音乐家以及知识分子离开俄国，涌入哈尔滨，给这座城市平添了浓厚的俄罗斯文化色彩。而新潮的艺术以及多元文化的影响，更为之营造了一种现代特征和超越民族偏见的氛围。那个时期照片上的曼娅显得更加无忧无虑——和朋友聚会、短途旅行、在松花江游泳、沿着风景优美的堤岸散步。”玛拉在书中写道。
玛拉的外祖母、曼娅的姐姐基塔也在读高中时来到哈尔滨，这是惟一一所按前苏联圣彼得堡的教育方式管理的学校。它不仅教姑娘们如何鉴赏艺术品，而且还教授普通学校的文化课程，进行道德教育和风度举止的训练。“在哈尔滨，基塔眼界大开，领略了比她在海拉尔经历过的更文明、更高雅的生活方式。她成长为一位淑女，一位以边陲小镇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淑女。”玛拉笔下的哈尔滨生活，透着大都市的气派，也如北方的空气般清爽。
美好的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被打破，数以万计的俄罗斯人为了逃避日本占领者的压迫，纷纷离开中国。奥尼库尔一家从此骨肉离散，基尔什夫妇跟着两个孩子回到前苏联的高尔基市，玛拉的外祖母基塔跟随夫家继续在中国生活。“1935年3月，前苏联把中东铁路卖给日本，更是激起了大规模向国外移民的浪潮，3万以上持有苏联护照的俄罗斯人举家离开当时的‘伪满洲国’回国。”玛拉说，即将回到祖国，很多“俄罗斯哈尔滨人”的心情是激动的。“有的人还举着红旗和横幅，上写：‘俄罗斯母亲，迎接您的孩子们吧！’”
1956年，切斯娜回哈探亲，与两岁的玛拉合影
这些兴奋的归乡者没想到，回国后等待他们的是一轮接一轮的审讯和“莫须有”的罪名。回到前苏联一年后，奥尼库尔一家就卷入了“大清洗”的漩涡中，家族成员陆续被捕。这源于1937年9月20日的一道特别命令，矛头直指“俄罗斯哈尔滨人”，48000人被当作日本间谍逮捕，此间经历了逼供、拷打，31000人被处死，其余的人大多数被送到古拉格集中营。
1938年，基尔什和曼娅被执行枪决，曼娅的哥哥阿勃拉姆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三年后饥寒交加，死在北极圈的劳改营。玛拉的曾外祖母切斯娜和小舅姥爷亚沙虽然幸存，但也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时光。
大清洗之后，接着又是连绵不断的战争。玛拉的外祖父扎列茨基一家在日本控制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谋生，与奥尼库尔一家失联了很多年。直到50年代末期，切斯娜和亚沙奇迹般地来到哈尔滨探亲，并带来基尔什和曼娅、阿勃拉姆的死讯。只是，那时的玛拉尚年幼，不知道大人在说什么。不久之后，5岁的玛拉跟随家人移民澳大利亚。
可是玛拉与曼娅，注定有着宿命般的联系。按照俄罗斯犹太人的传统，喜欢用已故亲戚的名字给孩子命名，玛拉的名字，便来自曼娅。调查哈尔滨档案的过程中，玛拉发现，自己和曼娅是那么相像：读书时都偏爱文科，有气质相似的朋友，有时玛拉甚至会将她想象成同龄人。而在探寻姨姥姥曼娅的生前遭遇过程中，玛拉也开始关注哈尔滨——那座在记忆中已经模糊的中国城市，她的故乡。
再续故乡缘
“我是从中国来的俄罗斯人，从来没去过苏联。”从小到大，玛拉总要这样“繁琐”地跟她的澳大利亚朋友介绍自己。也是因为这种多重文化背景的成长环境，让玛拉从小就对文史知识感兴趣，大学时她选择了政治与国际关系专业。读硕士时，她就有要将“俄罗斯哈尔滨人”的经历记录下来的念头。2000年5月，玛拉第一次和父母故地重游，下榻在马迭尔宾馆。她说，那次旅行与书中的悲伤部分没什么关系，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夙愿：玛拉的父母希望能够亲自带她看看哈尔滨，那是她出生的地方，是家族四代人居住过的地方。
“我对寻觅哈尔滨的俄罗斯风情没有太大期待，可是每当看到有俄罗斯元素的东西，我的心就砰砰直跳。”玛拉说，家中位于经纬街的老房子已经没有了，可是父母当年就读的两所中学依然还在，一家人还租了一辆小面包车，去了皇山公墓，在那里意外地遇到了大学时代的老熟人：瓦莉娅·韩。中断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从此有了续篇。
在哈工大的校园中，玛拉的父母在一座老房子前合影，50年前同一背景下，一张老照片记录了这对年轻人冲破世俗藩篱的爱情。“我的母亲是白俄罗斯犹太人，20世纪初，他们逃离了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迫害在中国北方建设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我的父亲有着俄罗斯人和鞑靼人血统。他们经历了日本人占领中国东北的苦难，见证了中国革命。”
在发布会上，玛拉还说起了父母在哈工大的“校园爱情”。“尽管他们来自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经济状况和政治观点完全不同的两个家庭，但是我的双亲，伊娜和阿列克在哈尔滨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相遇、相爱并且结婚。那时候，大多数俄罗斯学生都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工科，伊娜和阿列克却学习中文，后来都当了翻译。”玛拉说，在悉尼有很多哈工大校友，都是八九十岁的俄罗斯人，他们在悉尼也时有联系。事实上，玛拉一家与哈工大的缘分还在继续。2016年1月，玛拉被哈工大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聘为客座教授，因为中心的一个研究主题便是玛拉擅长的传记写作。
2008年，《哈尔滨档案》中文版问世了，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玛拉也开始了更加频繁的哈尔滨之旅。她去档案馆查资料，拜访健在的老俄侨，与哈尔滨的地方志学者探讨对老哈尔滨历史的挖掘和保护，经常忙得连喝水都顾不上。
去年在原居哈尔滨人大会上，玛拉说她会在会后去海拉尔，探寻更多的家族故事。一年后的今天，她遗憾地告诉本报记者：“那里的俄式老房子、犹太教堂、清真寺、外侨墓地都所剩无几了。就连我遇到的人，除了一位中俄混血的女士，对过去都没有任何记忆。”
这次归来，已经是玛拉第8次回哈尔滨。跟旧版相比，在新版的《哈尔滨档案》中，增加了三方面内容。一是玛拉后续发现的曼娅在中国的经历；二是2000年后玛拉在哈尔滨的一些研究工作；三是加入了很多有趣的照片，有玛拉亲人的老照片，也有玛拉自己时隔近50年，在松花江畔的对比照。
《哈尔滨档案》的中文译者之一李尧告诉本报记者：“《哈尔滨档案》是我翻译的几十本书中比较喜欢的一本，也是读书界比较重视、影响较大的一本。因为这本书真实地书写了历史，通过一个家庭悲怆的故事，再现了一个时代俄侨遭受的巨大苦难，在读者心中引起强烈的震撼与共鸣。让我们从中习得，什么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应该摈弃的；什么是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我们必须坚持不懈为之奋斗的。”
李尧说，由于翻译这本书，他和玛拉一家结下深厚的友谊。“玛拉父母以及她本人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也因为这本书和哈尔滨这座美丽的城市结下不解之缘。哈尔滨的多元文化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哈尔滨人的热情豪放、开拓进取也激励我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更大的成绩。”
玛拉说，父亲阿列克两年前去世了，遗憾没有等到新书出版。“为了回答我那些没完没了的问题，拼凑起一个个完整的故事，他和母亲一起，经历了常常是非常痛苦的回忆。”玛拉说，写这本书的时候，母亲不停地问她，“这个世界谁会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呀？”而热情的哈尔滨读者，用座无虚席的现场，给了老人一个圆满的答案。
正如玛拉的哈尔滨老友曾一智生前为该书写的序言中所述：“我和玛拉都是哈尔滨的女儿，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沿着岁月之河探寻应该被后人记住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