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故事：黄岛路、大窑沟曾是“红灯区”
于小脚的故事把我们带到了黄岛路17号，这个尚存的百年里院是曾经青岛最高档的一类妓院。而在上世纪30年代，除了黄岛路，莘县路、海关后、威海路等也都是当时著名的“红灯区”。但大家不要误会，当时的妓女是一项正常职业，由政府统一管理，还有所“特殊学校”强制她们学习文化知识和社会技能，如果不学习，妓院是要被封闭的。
曾经最出名的“平康五里”
黄岛路上有个热闹的小市场，卖鞋的、卖日用品的还有卖菜的把这条原本就不宽的路挤得更加狭窄，而在不断穿梭的人流和各种叫卖声中，有一处静静的黄岛路17号，便是曾经最著名的一类妓院——平康五里，也是于小脚事业发展最顶峰的地方。
推开那扇早已褪色的绿色木门，走下两级台阶后，映入眼帘的便是青岛著名文史专家王铎给记者讲述的那个场景：“三层楼将这里围成了一个圈，每一层都有几十个房间，那时妓女们每天坐在自己房间门口，等待生意上门。”如今，楼梯成了孩子们玩耍的地方，楼道里也都摆满了各种凌乱的东西，只剩下一些残缺但雕刻细致的窗棱记忆着那个年代。
“这里是老窑子嘛，大伙都知道。”这是个公开的秘密，62岁的尹大叔在这里住了30多年了，对于这个地方，老一辈人留给他的只有这么一句话：“很有名的一个窑子，咱们这些寻常老百姓不敢进来、也进不来的。”尹大叔住在三楼，十平方米的空间里改成了三个精致的小房间，过道有点窄，卧室里摆着桌子、椅子、床，总体还算宽敞。
在此之前，记者采访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他曾来过这种一类妓院：“那时进妓院有两种服务，‘打茶围’（旧时去妓女所在的青楼喝酒、抽烟、吃点心、闲聊）和‘春风一度’。‘打茶围’也叫‘开盘子’，大茶壶端来一个木盘子上面放着花生、糖等4个小盘，冲好茶后便下去了。每个妓女房间都装有一个帘子和一个门，如果顾客选择‘打茶围’，她就只放下帘子不关门。如果选择‘春风一度’才要关上门，当然两种服务价位悬殊很大。”
里院里住170余户人家，多数都租给了在青岛的打工者，本地人为数不多了，92岁的董云庭是这里年纪最大、最了解情况的一位老人，他在这住了60多年了。“于小脚她们被抓后第二年这里对外出租，我当时自己做点小买卖，就在三楼租了个小房间，租金一个月2块钱（当时每个月赚20块钱），还算便宜。”以前寻常百姓根本进不了这地方，当时一搬来，董云庭说自己站在院子门口愣了半天：“这里面真漂亮、真干净，装修也好，刻的花纹很细。”来这里后他便听很多人讲起故事来，比如在这里“打茶围”得5个银元、过夜得10个银元。比如老鸨子于小脚长得真漂亮，但她却逼着小姑娘接客，人家不接她便用熨衣服的烙铁捅下身，她把姑娘给捅死了，犯了人命案才被抓起来枪毙的……
如今，这所上世纪30年代留下的唯一的一处一类妓院，已被政府列入拆迁计划。
旧青岛几条著名的“姑娘街”
从平康五里出来往上走，有几十节拾级而上的大石头台阶，这些石头大而平，台阶也不高，如走在平地上一般。曾经黄岛路上有很多家妓院，而这里就是妓女们“站街”的地方，旁边还开着当铺、首饰店、饭店等。黄岛路上还设有两家防治性病的诊所。
青岛著名文史专家鲁海说，旧中国娼妓业是公娼制，办营业执照后即可开妓院，分为几等，沿袭齐国旧俗，叫“乐户”。黄岛路上一等妓院有天香楼、平康五里，内有乐户14家，妓女100多人。有一名国民党特务，抗日战争期间潜伏于青岛，因嫖娼沉湎于黄岛路上的妓院，受到敌伪特务注意，从而被捕，供出了自己的身份，又被敌伪特务组织收买。日本召集汉奸巨头汪精卫等人在青岛开会，成立汉奸中央组织，重庆下令破坏，由于这名特务叛变，导致行动失败。
其实，除了黄岛路，当时青岛还有很多著名的“红灯区”。比如大窑沟，是最大的“红灯区”，俗称“窑子铺”；沧口路，是俄国妓女集中的地方，她们没有班名，直接叫“红灯一号”、“红灯二号”以此类推；临清路，主要是日本妓女的集中地，分为表演为主的“艺伎”和单纯妓女，1944年统计，日本在青岛公开登记的娼妓就有艺伎252人，妓女239人。除此之外，还有海关后、威海路以及小港等，都是著名的“红灯区”。
其实，青岛的妓院最早从开港之初就有了，起初在河北路和莘县路一带，妓院比较简陋，主要接客对象为水手。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初，当时的政府又建了多处妓院，并要求妓院门口必须挂一盏红灯。日本侵占青岛后，妓女达到鼎盛。在1933年的《青岛指南》中记载着详细的妓院信息，妓院所在地、妓院等级、客户数目、娼妓人数、乐资价目一目了然。从上面可以看出，当时妓院分成头等、二类和三类，最有名的平康里妓院有四个分院，都是头等级别，虽然娼妓人数不少但客户数目却不多。这得归结于价格的问题，头等妓院“出局二元茶围一元夜度十元”，而相比之下三等妓院的价格要低一些“开门五角拉铺一元夜度两元”。这也就对应了上面所说的，寻常老百姓是进不了头等妓院的。
而1947年的《青岛指南》记载，妓院数目和妓女人数都有了大幅增长，日本侵占后老鸨子开始设班，这些班名起得五花八门，“红玉班”、“三宝班”、“金凤班”等，也因此妓女人数达到了顶峰，比如平康二里在1933年时只有77名娼妓，到了1947年变成了108人。据伪警察局1940年2月份统计，全市一、二、三等妓女共775人。
沈鸿烈办妓女学校让她们学习
那时之所以妓女盛行，与当时殖民地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先是德国殖民当局允许卖淫，后是日本殖民者加大妓女行业发展。此外，还有重要一点，妓院是重要的税收来源。当时有妓女捐，一等妓女每人每月2元，二等妓女每人每月1元5角，三等妓女每人每月1元。营业税按营业额3%抽税，娱乐捐按营业额10% 抽捐。鲁海先生说，也有娼妓为逃税，不愿进入妓院，单独接客，称为“野鸡(妓)”。黄岛路上过去有一个“野鸡”集中的院落，人们叫它“野鸡院”。因其私下向警察行贿，虽人人皆知，也能一直存在。
直到1931年沈鸿烈任青岛市长，他无法取缔这些妓院，但也看到了妓女们悲苦的生活。于是，办起了一所特殊的学校，专门给这些妓女们上课，让她们学习生活技能，这所学校的名字叫女子职业补习学校。这件事被记载在《沈鸿烈主青施政见闻》中：当时青岛领有开业执照的妓院，社会局指令各里务于1933年第一季度，筹办女子补习学校，由政府出资聘请教师，提供校舍，各里(指平康里，即妓院)班主，为妓女上学提供方便，学生上课，一律穿着制服，不得无故缺课。
据鲁海先生介绍：“当时选择老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师范学校毕业、必须是女性、老成干练要有服务精神。当时很多人一听去给妓女上课都不愿意，最后还是挨个做思想工作才完成的。”另外，为保证妓女能顺利上课，还给妓院定了条规定，如果妓女不学习妓院就要关闭整顿。这样的政府行为，让那些不甘愿沦为娼妓的人得到了机会，她们不用化妆、不用再穿得花枝招展，每天学习《千字文》、常识还有乐器等，为她们的将来寻找另外的出路。其实，不光有补习班，还有感化所(针对上了年纪不适合再接客的妓女，教她们编席子、织布等技术)以及济良所(想从良的妓女可以到这接受培训，重新融入社会)等机构，都为当时的妓女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到了上世纪50年代，喧嚣了半个世纪的妓院终于走到终点。1951年，青岛市取缔所有妓院，逮捕罪行严重、负有血债的班主47人，关押罪行较轻班主223人。一瞬间，灯红酒绿的街道安静了，数百名妓女们各自散去，有的回了家乡、有的嫁人后领养个孩子过上了平淡日子，还有的则进入工厂工作……这样的结局，也算是完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