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大连红炉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岗区长江路4路有轨电车轨道南侧，几乎是等距离、等规模自西向东排列着三个市场——大同街的复兴里市场、北京街的博爱市场、市场街的西岗市场。

　　1958年春，我与博爱市场亲密接触了一个多月，时光荏苒，旧情难忘。

　　博爱市场在北京街电车站西侧天光电影院南，西起长春路、东至沈阳路的一大片低矮简陋的偏厦里，大都以卖废旧品、服装、家用器具和小吃店铺为主。

　　花块八毛钱就能买一件旧衣裤或一双旧力士胶鞋、一把雨伞，花两毛钱加半斤粮票就可以吃一顿饱饭。

　　我所在的红炉组隶属于公私合营沙河口区自行车零件生产合作组，地处博爱市场东南门，隔着民权街北望，是门对门的近邻；隔着沈阳路东看，是当年名气很大的大连一中。

　　红炉组每天铁锤叮叮当叮叮当锤打声，似乎在为市场里的吵闹声配乐伴奏。

　　所谓红炉组，是那个年代人们对自己岗位的爱称，实际上与农村铁匠炉別无二致。

　　只不过我们打造的不是镰刀、锄头等农具，而是曲拐、脚踏轴之类的自行车零件。

　　我们这个铁匠炉共有四个打铁匠，掌钳的是位年近半百的七级大工匠，另两位是分别被称为头锤、二锤的师傅。由于我是学徒工，不但承担拉风箱烧大铁的重任，在锻打大件时，我就是三锤。

　　因此，在我们四人当中，出力最大、出汗最多的就是我。

　　当我用尽吃奶的劲拉风箱，不时翻动炉膛里的红铁时，三位师傅可以坐下休息，谈笑风生。

　　头锤、二锤师傅经常拄着锤把向外张望，看着进出博爱市场的男男女女。

　　在锻打大件时，我这个三锤就要抡起16磅大锤紧随二锤之后打上这第三锤。时机把握必须十分精确，若急那么零点零几秒，就会打到二锤上，若慢那么零点零几秒，必遭头锤锻打，掌钳师傅便会向你递送白眼。

　　当时我只有17岁，第一天下班时，稚嫩的手掌磨出了一串血泡。

　　第二天起床时，感到全身酸痛，胳膊也抬不起来，特别是双手呈半圆弯曲状，既伸不直又握不紧。

　　吃饭握不住筷子，写字夹不住笔。上班见到师傅，我哭着对师傅亮出了无法屈伸的双手，师傅安慰说：“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开始几天确实吃不消，坚持几天就好了，你一定行。”

　　我点了点头，表示接受师傅的慰藉。

　　上班十天后，班组应召去位于不老街的办公室开会，走廊有一台磅秤，我就势站了上去，侯师傅摆弄一下秤杆，喊着“安斯特洛夫斯基（师傅对我的昵称），108斤”。

　　言者无意，听者上心。

　　我入厂时124斤，十天减了16斤，平均每天掉膘1斤半，身上的肉都被汗水冲进下水道里去了。

　　事者，成于务，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当时，学徒工月工资只有16元，半月开饷8元钱。

　　这就是我的生活费。

　　锻工属高温重体力工种，每月粮食定量55斤，是最高标准，为家庭主妇定量的两倍。

　　虽然工资挣得少，但粮食挣得多，在粮票比钱票金贵的年代，这么多的粮食定量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啊！

　　“宝山（本人乳名）这孩子真不简单，一个月挣55斤粮。”

　　长辈和邻居的夸赞，也让我脸上有光，腰板挺得直直的。

　　我们与博爱市场虽是门对门的邻居，但我们并没有过多亲密接触，只是在午休时间，我才随师傅进市场逛逛，偶尔捡点便宜货，花一两毛钱解决午饭问题。

　　然而，在闹市区与博爱市场为邻的岁月只有1个多月。

　　1958年初夏，我所在的自行车零件生产合作组与汽车配件生产合作社合并，组成沙河口区交通器材生产合作社，后又更名为沙河口区汽车修造厂，从闹市区迁至沙河口区马栏广场（现大商逸彩城原址）。

　　我所在单位由合作组到合作社又到工厂，生产规模扩大了，生产条件改善了，福利待遇提高了，我也展扬起来了。

　　故地重游，我希望找到当年的影子，却是旧影尽无踪，旧貌换新颜。

　　当年的博爱市场已被中央复兴里、远洋风景小区取代，我们的红炉组早已是远洋风景小区的奠基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