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曾在大连征集文物
在大连开设“博古堂”征集文物
吴仲超不仅在解放战争时期注意搜罗、征集文物，而且他还于1947年在东北大连开设过一家专门替公家征集文物的特殊字号。
1947年夏秋，由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形势发展，以谭震林、李一氓为首的一批中共华东局干部从山东威海渡海北撤到由苏联军队接管控制下的东北大连，吴仲超当时担任华东局北撤干部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大连为东北重要的出海口岸，本世纪初相继为日、俄觊觎、盘踞，长期以来既是前清遗老、达官贵人以及日俄侨民等的聚居地，又是文物古玩的集散地。日俄时期的关东厅博物馆（今旅顺博物馆前身）、满蒙资源馆（今大连自然博物馆前身），一定程度上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罗振玉也曾于1929至1940年间在大连度过了他亦研亦商（罗晚年曾在大连开设古玩店“墨缘堂”）的岁月。日本投降以后，罗氏于1928年在旅顺扶桑町所建的大云书库遭苏军占用，大量书籍、书画、铜器、宋本枣木刻版和碑版拓本遭毁损。
吴仲超平时非常留意散失在社会上的各类文物，以前打仗时就曾关照警卫人员认真照顾他转战各地悉心收集来的各种文物。当时大连解放在即，官宦人家大量抛售古董文物，市面上流散文物汗牛充栋而失于管理。过去，地下党组织经常利用古玩店进行革命活动。1928年5月，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也是打扮成古玩商坐日本邮轮到大连，然后经过交通员关系乘南满铁路火车由满洲里出境，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根据此类经验，吴仲超向组织汇报，提议在大连也开办一家古玩店，一来收购大量流散的文物，二来可以作为隐蔽的地下党组织活动联络地点。于是，吴仲超通过曾在苏皖边区华中建设大学任教的韩同儒的关系，利用古玩行商马泽溥先生开设在今大连东方饭店附近的古玩铺“博古堂”几间街面房子来实施这一计划。1948年初，博古堂古玩店正式成立，为了探听各方面的消息情报，店内一隅还办了个茶社作为耳目。当时店堂经理为随吴仲超北渡、从前共同在苏北和鲁南的战友曾达斋，副经理为马泽溥和韩同儒，工作人员共有8名，实际鉴定取舍业务工作由马泽溥负责。马泽溥（1894-1976）是北京人，长期从事古玩业，擅长陶瓷器的鉴定，1936年他和外甥陈德舜到大连开设古玩店，经常来往于大连与北京之间进行古玩买卖。
其时我党在大连另外还设有一家半公开性质的“同利公司”，以此作掩护负责为我中共东北局提供活动经费。于是，博古堂名义上作为其下属商号，其实归同利公司领导，包括收购文物经费也由同利公司负责拨款，并规定只从事收购而不参与拍卖和出售事宜。
战争年代办文物展览
1949年春，随着辽沈战役后大连的彻底解放和平津、淮海两大战役的节节胜利，原北上大连的中共华东局同志因解放战争的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纷纷南下投入到迎接新中国解放的新的斗争中去，吴仲超等一批北撤大连干部因此从辽东半岛的旅顺渡海（渤海）重新回到胶东半岛的山东开展革命工作。吴仲超担任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期间，山东文物的征集、保管工作井井有条，成绩斐然。同年初，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济南大明湖畔的省立图书馆举办古代文物展览会，展出古代书画320多幅、善本古籍30种、三代秦汉青铜器30余件、宋元明清历代陶瓷器250余件、古玉器100余件、历代钱币300余枚、甲骨数匣。举办如此大规模的文物陈列展示，这在当时战争年代尚属首次。
为了继续在辽东征集文物，南下山东之前，吴仲超特地指示马泽溥照旧在大连收购文物。马泽溥受此重托，便仍留守大连从事文物征集工作，直至1951年才结束营业。在开办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博古堂共为国家收购了200多箱各类文物，计有三代青铜器、宋代均窑、龙泉窑瓷器、日本字画、金银器皿、木器、翡翠炉等。其中一部分藏品后来转交山东省博物馆保管，另一部分则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吴仲超调往上海任中共华东局秘书长后，马泽溥、陈德舜则由兼任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吴仲超介绍来上海，担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陶瓷鉴定工作，并协助海关查扣了许多国家明令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1949年底，马泽溥受主任委员李亚农、副主任委员徐森玉的委托去苏北淮安，接收吴仲超等前存文物共计49箱，并采购了一批玉、石、陶瓷、漆器文物装船由大运河运回上海。据曾参与在沪接收保管入库工作的已故上海博物馆老专家夏玉琛先生回忆，这49箱2853件来自淮安的文物，成为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初接收的第一批大宗文物。
在吴仲超的提携栽培下，马泽溥从一名有正义感的古玩商发展为对文物博物馆事业、特别是新中国上海文物博物馆事业作出贡献的功臣，因此其事迹被记载到1997年出版的《上海文物博物馆志》第四编第一章的“人物传略”当中；又因为他在建国初期向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捐赠文物，他的大名至今被铭刻在上海博物馆大堂一壁的文物捐赠者名单上。
建国前的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建国后致力于上海博物馆创设并出任首任副馆长（时无正馆长）的先秦史专家杨宽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赴美撰写的自传《历史急流中的动荡和曲折》中也深有感触地追忆道：“为了完成这个创建上海博物馆的工作，……我们的陈列品中，青铜器、陶瓷器和绘画最多，因而需要特别加强这方面的学习。我们在学习中，不但重视各种门类的专家们的研究成果，也还重视过去古董商们长期累积的鉴别古物的经验。古董商的鉴别经验原是为了赚钱，在鉴别古物时特别注意市场价格的高低，这样的鉴别对于我们收购文物工作是很有用处的。当时我们会（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有一位瓷器专家马泽溥，原是古董商出身，对于鉴别明清两代各个时期的景德镇瓷器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就请他选出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明确指出鉴别的特点以及市场价格，我也常去认真听讲的，因为我们正缺乏这方面鉴别经验。”
建国后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正因为吴仲超在文物征集、保护领域作出了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卓越贡献，因而上海解放以后的1949年9月，他在出任中共华东局副秘书长、中共华东局党校副校长等职同时，还被聘为由李亚农任主任委员、徐森玉任副主任委员的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首届委员。1954年冬，吴仲超因中共华东局撤消而到故宫博物院主持院务工作，后又一度担任文化部部长助理一职。调任故宫博物院后，他长期担任院长兼党委书记职务。在任期间，他更加尊重知识，尊重与爱护广大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
他曾风趣地说：“保护专家要像保护稀有动物熊猫一样。”当代书法家启功先生为此而有“大熊猫”之喻——这是曾经在京城流传甚广的一桩传闻。据说启功先生因来访者不断而不胜其烦，遂以身体欠安为由婉拒登门造访不速之客，并以其一贯的幽默风格张字门外壁间：“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来者见此闭门谢客字条，会心一笑，知趣告退，不再入室打扰。这笑话煞有介事，令人信以为真。但据启功解释，此与事实略有出入，诚不足为外人道并望辟谣。他说：“其实我写的是这么四句话：‘启功冬眠，谢绝参观。敲门推户，罚一元钱。’字条在门上只贴了一天，就被人揭走了，从此，来‘参观’的人更多了。”另据启功介绍，关于“大熊猫”的掌故渊源有自并由来已久而有所本。1954年，吴仲超初来故宫即以高薪（当时实行实物制分配方式）从国家文物局文物处挖掘人才，将任业务秘书且有书画鉴定技能、曾于解放初被聘为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特约顾问的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聘为故宫书画研究部研究员。当时有人觉得这一标准定得太高了，吴仲超闻讯便语重心长地耐心解释说：“你们别往下降低标准了。这些人都是稀有生物，懂得古书画鉴定，博物院很需要这种人。”有个朋友因此跟启功开玩笑说：“吴院长说老徐是稀有生物，那不成了大熊猫了吗？”后来启功生病，也就有好心人怕他应酬过多而影响休息，遂借题发挥专门在他家门上贴了张便条：“‘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人们因此以讹传讹，竟然谬传为启功自己写的。启功先生后来谦虚地说：“我还有自知之明，哪敢自称国宝呢？”由此可见，当初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对于有一技之长的人，不论其身份、资历如何，都给予很高的地位和必要的尊重。
在故宫博物院时，吴仲超常说，故宫需要一大批专家与业务骨干，否则这么大的博物院是办不好，办不下去的。为此，他对学有专长的专家特别尊重，既委以重任，又充分信任予以支持，使专家们能放开手脚施展才能。他从院外特地调来了从前长期在北京琉璃厂古董店从事古玩经营的原“悦古斋”学徒刘九庵（1915年-1999年）、东四“敦华斋”业主孙瀛州（1894年-1968年）、学徒耿宝昌等一批在鉴定书画、陶瓷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特殊人才，使他们在故宫文物整理和鉴定工作中发挥一技之长，并在待遇、职称等方面予以相应的照顾倾斜，调动其工作积极性，使之边鉴定边传授，把鉴定经验教授给青年人，进而使事业后继有人，故宫可持续发展。譬如对于鉴定元明瓷器有相当高成就的孙瀛州调来故宫不久即被破格提升为助理研究员。而吴仲超这些发现人才、发掘人才和使用人才的思路、经验，显然来源于他在大连扶植博古堂并结识马泽溥时期；他之所以敢于不拘一格降人才，任用孙瀛州、耿宝昌，也与他们跟马泽溥早年在古玩经营上过从甚密及马的荐举不无关系。如今，健在的徐邦达、耿宝昌先生早已成了古书画和古陶瓷学鉴定界硕果仅存、一言九鼎的专家了。
吴仲超在他兼任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期间的1950年及后来的1952年，曾经两度捐赠文物供上海博物馆累积藏品。病危期间，他嘱咐将自己的存款留给自己曾长期工作的故宫博物院作为科研奖励基金。在吴仲超的故里——上海浦东南汇博物馆中，人们也能瞻仰他家属捐赠的吴仲超的遗物，以此深切缅怀这位长期从事文物、博物馆事业的老前辈的亮节高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