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安东对外开埠,在海关码头前江沿筑成的敞篷仓库存放货物。装运出口货物除原木由排坞起运外,一切粮食、豆油、药材、丝茧、杂货等,一概送进海关仓库报关,随后装进木帆船运往浪头,装入轮船。为此,海关码头要招收固定装卸“苦力”,承担装卸、收付和打更保管工作。
贾家帮
宣统三年(1911)春,海关水手头子山东人上官雨山向英籍税务司巴伦推荐,他的同乡贾鸿文来做码头装卸“苦力”的头儿,获得巴伦批准。贾鸿文遂在码头的东南一角,搭建起一顶窝棚,组织起三十人的“苦力帮”,也叫“贾家帮”。
“贾家帮”成立之初,贾鸿文自费购置了吃饭的炊事用具,以及劳动工具:用两根木杆和木板钉制成的装卸豆饼用的“流子”,二十条扁担,几十条麻绳、铁钩和覆盖货物的苇席等。“贾家帮”劳动运作时,贾鸿文负责揽活,另有一名记账人,一名兼职厨夫,其余皆为码头干活人。待遇上是按人作股,贾鸿文承担应酬费,伙食费,享受两个半股,管账先生和厨夫各享受一个半股。在每年的端午、中秋、封河期3个时间段算账,分工资。
工人遇有伤病医疗费自理,病重不能干活帮上供应伙食。发生损坏或丢失货物的,当事人负责赔偿。
装卸费标准由海关协助核定,干活时间大体从四月一日到十一月“小雪”封河止。工人来去自由,添人须经贾鸿文同意,不干可以随时辞活。工人遇上婚丧有急用钱的,可以借支。
乔家帮
民国十四与十五年(1925—1926),是安东海关码头的全盛时期。在此期间,码头上有一家养平车的老板叫乔永昭,他的平车生意不仅承揽许多鲜果行、鱼盐店,本人还经常出入海关码头。
天长日久看出了装卸货物的差事大有可为,于是,他请几家顾主出面,向海关提出申请,欲介入装卸货物行当。理由是现有“贾家帮”人手不足,来船卸货常有积压,鲜果鱼虾蒙受损失,应再增加一个“苦力帮”予以缓和。民国十五年(1926)“乔家帮”成立。
“乔家帮”在“贾家帮”窝棚旁边,构筑一所乔家窝棚,装卸货物统一定价,两家倒也和睦相处。长此以往,因为乔永昭善于交际,生意逐渐好于“贾家帮”。
被解散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安东海关的验货员等都换成了日本人。这些日本人不仅和中国人语言不通,还不拿“苦力”当人看,有时召唤或令拆件、开箱,动作稍慢非打即骂。贾鸿文年老耳聋,手脚迟缓,同样遭到日本人的责骂和踢打。
面对日本人的欺辱,“苦力”们在劳动中打肩喊号时也用汉语回骂:“八个丫头(日语音:八格牙路)、七个小子(日语音:七个啸),打到家里,欺负老子……”
1934年夏,贾鸿文自知身体不堪重负,遂把长子贾乐三从山东叫来,承接自己的差事。彼时,好在还有上官雨山照应,生意勉强维持。
1937年正月初三(2月13日)晚,满洲大舞台发生特大火灾,海关水手头子上官雨山罹难于火中,“贾家帮”从此失去了靠山。同年4月,日本侵略者改安东海关为“税关”,把原来的验货厅改建成“监察科、监视科、港务科”,“苦力帮”从此受监察科、监视科双重领导。
日本人重新制定了规章制度,并在码头附近埋桩,建立起“税关界地”,禁止装卸人员入内。监视科下设货物股,专管码头仓库货物事宜,股长为日本人秋郁郎,助手亦是日本人。
1938年初,货物股长秋郁郎和日本在乡军人会勾结,请在乡军人会派人管理码头“苦力帮”。一名叫“砂崎”的人被派到码头,以对码头“苦力帮”保护,提升装卸费用为借口,介入两个“苦力帮”的管理。结果,在当年的“端午”结账时,“砂崎”竟强行从装卸费用中直接提取50%的管理费和10%的津贴,使工人收入大大减少,“苦力”叫苦不迭。
之后,贾乐三退出“苦力帮”,许多“苦力”工人离去,安东“苦力帮”合二为一,由乔永昭接管。但乔永昭依旧是日本人的“傀儡”,随着日本侵略者被赶出中国,“苦力帮”逐渐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