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延安路原名天门路 只因沈鸿烈是湖北天门人
经过沈鸿烈的苦心经营，青岛老百姓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为了感谢他，还专门将一条路命名为天门路(沈鸿烈是湖北天门人)，也就是现在的延安路。
沈鸿烈虽然办了很多实事 ，但也在青岛捞了不少好处。而在抗日战争期间，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与共产党搞摩擦 ，在山东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此为沈鸿烈的最大污点。
延安路曾经叫“天门路”
沈鸿烈主政青岛期间，在教育、民生、城市规划等方面做了很多事情，青岛市民对沈鸿烈的表现那叫一个满意，赞扬他的歌谣广为传唱。军人出身的沈市长，能让青岛市民发自内心地敬服和爱戴，就不是运气所能解释的了。
在2003年新编纂出版的《崂山志》中，收录了碑记53篇，大部分是庙宇碑碣，少数记事碑和墓碑。就其内容而言，有10篇是歌颂父母官功德的，却只涉及了四个人，即童公（不其县令童恢）、康公（即墨知县康霖生）、尤公（即墨知县尤淑孝）和沈公。而沈公，即沈鸿烈，民国时期的青岛市市长。人们在崂山为他立了四座碑，歌颂他剿匪、修路、办学、恤民和发展青岛经济、开发建设崂山的功德。“颂沈碑”不同于其他功德碑 ，前三人都是后世立碑，而“颂沈碑”却是当世所立，足见沈鸿烈感民之深。
不仅如此，青岛人还专门将一条路命名为天门路。这条路的故事，还是看看《青岛掌故》是怎么说的吧：
上世纪30年代，从乱石坡岭上开辟出了一条新路。当时的市长沈鸿烈很好出名，因而其部属为了投其所好，便将这条路命名为“天门路”。沈鸿烈是湖北天门人，见有这样一条路当然高兴。谁知好景不长，路刚修至南仲家洼时，发生卢沟桥事变，日军占领了青岛。日本人见这是条为沈鸿烈树碑立传的路，便立即将其改为“兴亚路”，取的是“振兴大东亚共荣圈”之意。等到日本投降后，“兴亚路”又被国民党青岛市长李先良改回了“天门路”。李先良一直是沈鸿烈的部下，受沈提携不少，这次改名也算是他做了个人情。青岛解放后，这条路才有了一个真正响亮的名字，定名延安路。
生活中的沈鸿烈什么样
作为青岛的“一把手”，生活中的沈鸿烈什么样呢?
沈鸿烈长女沈思明在《回忆父亲沈鸿烈》一书中说：“由于父亲经常出差，平时又忙于繁忙的公事及应酬，很少有机会和我们相聚。他吃饭没有定时，所以总是一人独吃，已成为习惯。他吃的东西也很简单：油煎馒头、稀饭、腌辣椒、腌韭菜等，咸蛋、咸鱼是他经常吃的，就是不爱吃肉。我们家里的伙食也是很简单的，在青岛时我家每日一元钱的伙食费，常是朋友们的笑料。父亲对于衣着也很马虎，除必要的衣服外，从不多做衣服。他六十寿辰时，我想送他一件礼物以示祝贺，征求他的意见，他说从未穿过毛袜，要我为他结一双，我就赶织了一双，他穿上时很满意。他经常教育我们，生活不能铺张，衣着要朴素，特别是在学校不能表现特殊化。记得他任青岛市市长时，有一次我想找裁缝做件衣服，他知道了，就找了一件他已穿过了多年的旧衣，让我改改，谁知改好没穿几次就烂了。”
作为市长都有专车。可据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王勇介绍，青岛作为特别市，市长也是正部级，用公车什么的可以实报实销，私人不掏一分钱 。然而，沈鸿烈当了市长以后，座车贵为1号，却是一辆旧敞篷车，连出租车都比他的漂亮。
尽管车不漂亮，沈思明还在书中说，沈鸿烈不允许家人用公车，“有一段时间他自己也不坐汽车，上班步行，去远的地方就乘马车。后来因为时间上太不方便，才又重用汽车。”但需要说明的是，沈鸿烈的市长官邸，位于观海一路。这里离当时的市政府办公地，德国总督府旧址很近，即使步行也十分方便。
沈鸿烈不知道享受吗?当然知道。他有三个老婆，好几座别墅。孙欣在《7号别墅的男主人》一文中是这样介绍的：“八大关景区正阳关路7号，据说曾为沈鸿烈所有。沈鸿烈在青岛有多处住所，观海一路、信号山路、金口一路等等都有曾属于他的建筑。而正阳关路7号的这座建筑，传说是沈鸿烈三姨太的住所。除了市区内的几处住所，他还在崂山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位于崂山风景区华楼宫西北侧，是一座花岗岩构造，木质门窗的简朴建筑。”
可见，沈鸿烈也在青岛捞了不少好处。好在，他会干事。
他这样离开了青岛
沈鸿烈除了会干事，生活还算节俭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他同日本人打过多次交道，从未屈服过。张志明的《口碑甚佳的青岛老市长：沈鸿烈》中提到了两件事：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不久，青岛《国民日报》发表了《闲话皇帝》一文。驻青岛的日本海军借此大作文章，派兵登陆，武装示威，鼓动市内的日本浪人和特务冲击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其中浑水摸鱼者趁机盗抢财物。沈鸿烈命令所属武装积极备战，向日本领事进行交涉，并请求英法美等各国领事从中调停，才平息了这一风波。当时日本在青岛约有5万侨民，经营有9个纱厂。日侨还开办有其他工厂和商业。风波平息后，沈鸿烈获悉，在青岛的日本商人都害怕闹事，他们长期在中国经商，绝大部分财产都在这里，一旦发生武装冲突或者战争爆发，首当其冲的是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因此，沈鸿烈制定了一条对日交涉的原则：备战交涉，大事不让，小事不争。日本人投鼠忌器，对他也没有办法。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发动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青岛形势也紧张起来。日军先在青岛附近海面集中大批军舰，大造声势，然后制造了导致两名日本兵一死一伤的“徳县路事件”，打算武装占领青岛。沈鸿烈下令驻青岛海陆军全面戒备，做最坏的打算。他在会见列强驻青外交使节以及新闻记者时，慷慨激昂地表示：“作为地方官守土有责，一旦日军强行登陆，我全体军民誓与周旋，土地为中国所有，而工商财产多为日本所有，万一不幸 ，只有同归于尽。”日本记者将沈鸿烈的讲话予以公开发表，一时间日本朝野不敢轻举妄动。最终，日军被迫同意了沈鸿烈提出的一周内撤退全部侨民5万人的意见，并且每个侨民上船的时候，只允许携带一箱一囊。后来，因孤悬海滨的青岛势难坚守，沈鸿烈奉蒋介石“焦土抗战”命令，将众多日商厂房机器悉数炸毁后，离开了他执政6年的青岛。
这一天是1937年12月31日，1937年的最后一天。
离开青岛之后的沈鸿烈
青岛沦陷了，沈鸿烈走了。
至于后面的事，翻开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的《沈鸿烈生平轶事》，书中是这样说的：“撤离青岛后不久，沈鸿烈当上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省保安司令、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鲁苏战区副司令。抗日战争初期，沈鸿烈与八路军及其他抗日革命力量的合作关系尚好，曾制定实施八条抗日施政方针。随着蒋介石反共、不抵抗政策的加紧推行，沈鸿烈开始反共。1939年春，沈部秦启荣首先制造了‘太和惨案’，破坏山东敌后抗日斗争。‘皖南事变’之后，沈鸿烈公开打出‘防共、限共、反共、剿共’的旗号。1941年冬，沈鸿烈调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之后，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说到“浙江省政府主席”这个职务，还有一段小插曲。据追随沈鸿烈左右11年，曾任其私人秘书的谢云祥回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华北、东北是一位极有影响的人物。1946年，蒋介石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反动政府，请张伯苓出任教育部部长，先去美国考察教育。张伯苓出国前，蒋介石在官邸设宴为其饯行，并邀张伯苓的挚友沈鸿烈作陪。为了表示对张伯苓的尊重，蒋介石请他举荐浙江省政府主席人选，条件是不要从中央选择，要作风正派，有一定政治才干。酒过三巡，张伯苓考虑成熟后对蒋介石说：‘方才委员长所提浙江主席人选问题，您认为成章兄如何?’蒋介石瞥了沈鸿烈一眼，点点头说：‘可以，很好，就这样决定了。’说完，蒋介石令侍从记录下来。事后，张伯苓对沈鸿烈说：‘我之所以当着你的面向蒋推荐你，目的是迫使他当场拍板。’可是，沈鸿烈从侍从室获悉，蒋介石早已内定沈鸿烈主政浙江，之所以请张伯苓推荐，只是做个顺水人情，以增进三者之间的关系。”之后，沈鸿烈曾任过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部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1969年3月12日病死于台中。
在《沈鸿烈生平轶事》一书的前言中，有如下文字：“他出任青岛市市长，在长达6年的任期内 ，重视文化教育和体育事业，加快市政建设，发展民族经济。在抗日战争期间，继韩复榘之后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他坚持鲁南敌后抗战，也与共产党搞摩擦，在山东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是迄今为止，官方对沈鸿烈的正式评价。
沈鸿烈晚年颇重著述，其中的《青岛市政》《抗战时期之山东党政军》《消夏漫笔》等著作，都对青岛做了重点的书写。沈鸿烈忘不了青岛，青岛自然也忘不了沈鸿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