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为什么是“中国第一门户”？

　　120年前的6月22日，在中国西北的大漠之中，身躯瘦小的道士王圆箓，无意间扣开一面被黄沙掩埋的石壁——敦煌藏经洞横空出世！

　　“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藏经洞中不止“唐经万卷”——据学者不完全统计，那里堆满了写经、文书和文物6万多件。这些宝藏的重见天日，打破了大漠戈壁的宁静。

　　夕阳西下，莫高窟沐浴金光 。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先生说：中国的20世纪开初有两件大事值得记载——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同年，远在西北的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

　　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 

　　此后120年，这座边陲小城的命运，就卷入了近现代世界的风云际会。

　　而此前的2000年中，敦煌，则以“东西方文明十字路口”的显赫地位，对中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产生了深远绵长的影响。

　　西千佛洞，党河从佛窟下流经。

　　在航海技术不足以支撑远航的遥远年代，河西走廊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开放通道，而敦煌又是最西端的桥头堡。

　　河西走廊是通往西域的咽喉，而敦煌则是“咽喉中的咽喉”——

　　向东，面向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原腹地；

　　向西，沟通绿洲农业和商业文明混合的西域、中亚；

　　向南，通往半农半牧的青藏高原，进而与天竺文明发生联系；

　　向北，几乎没有险阻，可达游牧为主的蒙古高原。

　　祁连山脉，野马山-大雪山，冲积扇。 

　　因为敦煌，曾经的汉帝国能够顺利将整个西域纳入国家版图；

　　因为敦煌，历史上的乱世之时，这里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避难所；

　　因为敦煌，也才有了惊艳近现代世界120年的藏经洞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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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是敦煌？她又何以改变中国？

　　凭什么敦煌能成“中国第一门户？”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大省级行政区的交界处，东经93度与北纬40度在此交汇，距离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约为1850公里。

　　俯瞰敦煌城区，绿洲与沙漠咫尺之遥。  

　　县级市敦煌总面积为3.12万平方千米，约相当于两个北京市的大小。但是，其20万的总人口，还不到北京天通苑总人口的1/3。这20万人几乎全部生活在敦煌4.5%的土地上——这弹丸之地，是被茫茫黄沙包围的绿洲。

　　敦煌的母亲河——党河，在黄沙中盘旋。 

　　地形图上，我们可以这样找到敦煌的位置：辽阔的塔里木盆地几乎被黄沙所覆盖，其东部尽头处，一列弧形的大山隆起于青藏高原北部，这就是祁连山脉——沙漠与山脉交界地带，断裂的山谷中流出了两条弯弯的的内流河，左边的叫党河，右边的叫疏勒河。

　　党河下游，苍黄的荒原之上，一枚形如银杏叶的绿色地带，便是敦煌城所在的绿洲。

　　山环水绕的敦煌盆地，主要包括敦煌、玉门、瓜州三县市。 

　　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遥相呼应，挤压出来一条狭长的河西走廊——敦煌位于走廊西端。在这里，特殊的地质构造孕育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源于祁连山中的党河、疏勒河流经的是一片相对低洼的区域，其四周均有隆起的山体和高地，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小型盆地，地质上称为敦煌盆地。

　　祁连山下，玉门—昌马附近的的大冲积扇。

　　盆地的边沿，几乎勾勒出敦煌历史上第一个行政区敦煌郡的范围，今敦煌市、瓜州县、玉门市，均被圈入其中。昔日，明代《沙州卫志》以形象简练的文字描述它：

　　“雪山为城，青海为池，鸣沙为环，党河为带。前阳关后玉门，控伊西而制漠北。”

　　明代沙州卫大体为今敦煌市区域，是明初设立的军事重镇。这段话形象地道出了敦煌的地理形势：背靠祁连雪山和青海湖，城池被鸣沙山环绕，以发源于雪山的党河为裙带。

　　昔日的大漠雄关，如今只剩废墟。 

　　频频出现在边塞诗里的阳关、玉门关是汉代设立的两座要塞，就像河西走廊西端的两扇大门，成为西域和内地之间的分野。很多人想不到，它们都在敦煌境内。

　　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说的就是敦煌一带。 

　　长期从事西域考古和研究工作的巫新华研究员这样评价敦煌：“它是关联西域和内地的国家第一门户。如何讲述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最终的答案需要从敦煌这个地方寻找。”

　　祁连山下的绿洲，通往“天下”的枢纽

　　敦煌一带，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降水量约为42.2毫米，但蒸发量却高达2505毫米，是我国最干旱的地区之一。

　　黄沙掩映下的敦煌市。 

　　如果没有巨龙一般的祁连山和发源于它的两条季节河，那敦煌所在地将是被塔克拉玛干、库姆塔格沙漠吞没，成为黄沙的海洋。

　　昆仑、喜马拉雅、横断山、祁连山犹如青藏高原的“围墙”——这四大围墙中，祁连山是平均海拔最低，最“平平无奇”的一道。但是，在孕育文明交流的通道上，它却是最关键的那个。

　　从皑皑雪山到河西走廊，垂直立体景观一目了然。  

　　祁连山，坐落于青海、甘肃两省的天然边界，但你可不要因此而将它视为一条窄窄的线条。实际上，祁连山是由多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平行山脉和宽谷组成的山系，它东西长800公里，南北宽200—400公里。

　　祁连山南麓的门源盆地与冷龙岭。 

　　如果祁连山只是低矮的山体，别说没有敦煌，恐怕整个河西走廊都无法诞生城市。因为过低的高度，将无法拦截空中的气流，也无法形成皑皑雪山。祁连山海拔高度几乎在4000米—6000米之间，从东到西，齐刷刷的雪峰，犹如冰封的烽火台。

　　党河的发源地党河南山，是祁连山的组成部分。 

　　祁连雪山中的3300多条冰川，为河流的发育创造了前提。直接为敦煌制造母亲河的山脉是大雪山、野马山、党河南山，它们都是祁连山的组成部分，三山之间的两道峡谷，流出了党河与疏勒河，前者的流淌养育了敦煌市，后者的蜿蜒灌溉了瓜州县和玉门市。

　　敦煌盆地东部的疏勒河，流经玉门、瓜州。 

　　按照自然地理定律，多年平均降水量不足200毫米的地方理应是荒漠地带，但祁连山的挺身而出，挑战了铁律，他像一位身躯伟岸的父亲，用自己的头部收集空中水汽形成雪山冰川，然后让融化的冰水从身体的伤口流出——河流走到哪里，绿色就到达哪里。

　　水量丰沛的季节，沙漠好似小江南。

　　山脉—冰川—河流—绿洲—城市—丝路……冥冥之中，大自然把这一切安排得严丝合缝。

　　从河西走廊到中亚，横亘着三列巨大的山系：天山、昆仑山、祁连山，它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天”的向往——昆仑、祁连原本的意思也是“天山”。祁连，是当地游牧民族的命名。

　　 多彩的祁连山，作物、草原、丹霞交相辉映。 

　　张骞凿空西域归来后，汉武帝将原来的“西域南山”命名为昆仑山。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昆仑不仅包括今天的昆仑山脉，更是对秦岭—祁连—昆仑这条“中华龙脉”的总称。

　　帕米尔高原，是昆仑、天山等山脉的“山结”。

　　关中—河西—西域是丝绸之路在汉朝境内的主干道。在巫新华教授看来，这段丝绸之路穿行于三条与“天”有关的山系之间，堪称一条“通天之路”，它不仅是一条交通路线，而且肩负着“天下”——天下、天下，天山之下！中国人的“天下观”和地理思想，在这里得到形象的体现。

　　这三大山脉的交接之处，正是敦煌！

　　唐代丝绸之路（中国段）。 

　　敦煌，咽喉中的咽喉

　　公元前126年，经过一场曲折的地理探险，张骞回到了长安，他向汉武帝汇报时直接提到了敦煌：“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

　　张骞最早说出的“敦煌”，很可能来自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后来，“敦煌”又被这样阐释：“敦，大也。煌，盛也。”

　　党河流经敦煌市区。 

　　打通河西之后，汉武帝在河西走廊陆续设置了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四郡”，这里是那个时代对外开放的前沿之地，地位好比今日东南沿海的特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组成了狭长的“城市群”。

　　河西走廊，张掖市临泽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之间。

　　四城之中，敦煌并不是最大的一个，却扼守着最关键的部位，航海技术不足以远航的条件下，河西走廊是最重要的开放通道，而敦煌又是最西端的桥头堡。河西走廊是通往西域的咽喉，而敦煌则是“咽喉中的咽喉”。

　　莫高窟地标“九层楼”。

　　从敦煌向东，通过河西走廊可抵达长安、洛阳两大古都；从敦煌向西，丝绸之路主干道分出三条支线：北路沿天山北麓延伸，中路在天山南麓游走，南麓一路串联起了昆仑山北麓的各个绿洲。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枢纽，敦煌则是“咽喉中的咽喉”。

　　东来西去的商人、使者都要驻足敦煌，从而确立了其作为国际商贸城市的地位。若将时光上溯到汉唐时期，这里就是一座华夏与边疆多元文化交融相会的“国际大都市”。

　　敦煌，如何改变中国

　　军事战略上，敦煌是“国家加油站”。

　　敦煌等四郡的设立，不仅巩固了对匈奴的胜利，更是第一次打通了东方和西方、农耕与游牧之间的任督二脉。河西走廊，是中原文明伸向大漠的一条手臂，敦煌所在的绿洲位于拳头部位。汉帝国向西开拓时，这个宝贵的绿洲是最近的一个加油站。

　　鸣沙山北麓，古称“沙井”的月牙泉。

　　史书记载敦煌北部“水有悬泉之神”，说的是敦煌西部有一处叫“悬泉”的山泉流出，实在是神奇。此地位于敦煌市与安西县交界处，曾经坐落着那个时代最大的驿站之一——悬泉置。悬泉置背向山体，面向大漠，附近流出山泉为其提供了水源。

　　汉代悬泉置复原图。

　　上世纪90年代，悬泉置遗址出土大量竹简及各类生活用品两万余件，可见其当年的繁忙。这是一座集邮局、驿站、军堡、招待所为一体的多功能机构。出土竹简记载年代显示，它的使用延续了近4个世纪。

大方盘城遗址。

敦煌河仓城遗址。

　　《汉书》记载，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曾屯六万大军于敦煌，携十万头牛、三万余匹马。从敦煌出发西进时，征集运送粮草的牲畜就有一万头以上。

　　有了敦煌这个补给站，汉帝国才能顺利将整个西域纳入管辖范围。汉代之后，尽管天下出现纷争，但北方王朝跟西域、中亚的沟通始终没有中断。

　　敦煌寿昌古城，是汉代敦煌郡龙勒县所在。

　　经济商贸上，敦煌是“中转集散地”。

　　丝路畅通后，敦煌随之成为东西方商品的集散地。经过长途跋涉，绿洲里的敦煌是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站；进入西域大漠之前，这也是中原商人、物品离开河西走廊的最后一站。汉唐时代的敦煌，是那个时代的最大通商口岸之一。

　　瓜州县锁阳城，始建于汉，兴于唐。 

　　敦煌城里常有丝绸等商品陈列于街市，各国商人云集，正所谓：“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敦煌遗书P3122的《王梵志诗》描述了唐代敦煌的集市：“兴生市郭儿，从头市内座。行行皆有铺，铺里有杂货。”莫高窟里的《胡商遇盗图》从侧面表明，敦煌是众多胡商聚居之地。

　　胡商遇盗图，莫高窟第420窟（壁画临摹）。 

　　东西交往中，敦煌是“文明的十字路口”

　　许多地方都号称“文明的十字路口”，敦煌是其中之一，而且地位极为特殊，因为其地理位置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

　　敦煌境内，分布着大量雅丹地貌。

　　对于敦煌的特殊地位，季羡林先生有一句经典表述：

　　“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盛世之时，敦煌是丝路枢纽、国家门户。乱世之时，她又勇于担当，成为中华文明的避难所。

　　耕作图，莫高窟第23窟（壁画临摹）。

　　汉末以来，纵然中原出现动乱，敦煌也依然保持着“华戎所交大都会”的地位。恰恰因为动乱，远离中原的这处绿洲之城，反而成了很多中原世家大族的避难所。乱世之中，敦煌从一个军事、商业为主的边镇，渐渐成为文化重镇。

　　玉门关。

　　魏晋时期，敦煌本土也诞生了索靖、索袭、宋纤、郭瑀等一批名家大儒，他们或设馆讲学，或著书立说。中原遭遇劫难的儒家文化，反而在敦煌得以保存和延续。

　　宋元以来，海上丝绸之路蒸蒸日上，陆上丝绸之路地位下降，敦煌这个曾经的国家开放门户也日渐沉没。明王朝不仅实行“海禁”，而且实行“陆禁”——嘉靖年间，朝廷关闭长城西端的嘉峪关，持续了1500多年的敦煌城，惨遭废弃。

　　锁阳城，原名苦峪城，玄奘曾来此讲经说法。 

　　幸运的是，敦煌城南遗留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宝藏，它以雕塑、绘画、文书等“多媒体”的方式，形象定格了敦煌乃至中国从汉代到元代的文明成果。

　　敦煌，这里有无数个“中国之最”

　　唐代圣历元年（公元698年）《莫高窟佛龛碑》记载，敦煌莫高窟创始人叫乐僔，他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 手持杖锡来到敦煌城东南，站在大泉河谷的他，看到夕阳下的鸣沙山时，眼前绽放出道道金光, 仿佛千佛显现。

　　被阳光染成金色的鸣沙山。 

　　乐僔以为此地颇有佛缘，于是就雇佣工匠在鸣沙山悬崖上，开凿了第一间佛窟。后来，另一僧人法良, 在乐僔窟旁边开凿第二间。

　　乐僔、法良，拉开了莫高窟千年石窟营造史的序幕。

　　从公元4世纪的十六国，到14世纪的元代，莫高窟连续开凿。至今，这里保存了735个洞窟、面积4.5万平方米的壁画、2415尊泥质彩塑、10余座历代木构建筑。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第16窟，占地面积268平方米；最小的是第37窟，高还不到一尺。

　　敦煌之眼，西千佛洞。 

　　其中，隋唐两大统一王朝，营造的石窟占据了大部分。莫高窟之外，广义的敦煌区域还有西千佛洞、东千佛洞、榆林窟、五个庙石窟等石窟群。西夏、蒙元统治者笃信佛教，延续了造窟传统，瓜州县榆林窟就有大量西夏时期的石窟。

　　佛教东传，留下了长长的石窟带。

　　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嘉峪关封禁的那一刻起，历朝历代在敦煌积聚的“知识、见识、智慧和艺术”，被时间与风沙尘封起来。纵有清代重新开关，又在敦煌设县，也没有把莫高窟重新唤醒。

　　直到120年前，大约于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6年）封闭的莫高窟第17窟，也就是藏经洞，被无意中发现。通过这个窗口，莫高窟这个文化艺术宝库，开始为世人熟知。

　　1907年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莫高窟与敦煌地方，可谓生死相依。荒废近400年后，正是因为莫高窟的存在，清朝在当地移民实边、恢复建制，先是设沙州卫，后又建立敦煌县。进入新时期，昔日敦煌县又升格为县级敦煌市，今辖9个镇。

　　1943年，敦煌县的城门。  

　　敦煌仅占中国陆地面积的0.3%，其养育文明的绿洲又仅占敦煌总面积的4.5%——但，就是这微小的一隅之地，在文化上创造了无数个“中国之最”。

　　历史大事件张骞通西域，因为有了敦煌，才有了鲜活生动的图像记忆。初唐时期开凿的莫高窟第323窟中，有历史上最早的《张骞出使西域图》。

　　张骞出使西域图，莫高窟第323窟，初唐时期。 

　　敦煌的一张壁画，为中国找到了稀世国宝。敦煌莫高窟第61窟西壁留下了史上第一幅 形象地图《五台山图》，有了它的指引，梁思成、林徽因在山西北部找到了完整存世的唐代木构建筑——五台山大佛光寺。

　　五台山图，莫高窟第 61窟，五代时期。 

　　《全天星图》（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是中国乃至全球现存最古老的星图，它最早发现于敦煌莫高窟第17窟，也就是藏经洞中。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这幅图是“一切文明古国流传下来的星图中最古老的一种”。

　　目前可见最早的僧人取经故事画像出自敦煌——2016年，敦煌研究院向外界披露了6幅《僧人取经图》，它们出自瓜州境内西夏时期的洞窟（注：属敦煌石窟范畴）里。

　　 僧人取经图，榆林窟第3窟，西夏时期。  

　　此外，这里还有世界最早的印刷品——敦煌《金刚经》，世界最早使用火枪的图像（MG.17655《降魔变》绢画），中国现存最早的佛经——前凉《法句经》，中国最高的泥塑佛像——莫高窟北大佛……

　　涅槃大佛，莫高窟第158窟，中唐时期。 

　　今日的敦煌，虽然没有昔日“大都会”的辉煌，但她仍在以自己新的方式影响着中国，改变着世界。120年前敦煌藏经洞的重见天日，推动孕育了一门特色学科——敦煌学（并非正式学科，其实是对“敦煌研究”的一种表述）。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属于全世界。”季羡林先生这句话，如今已世人皆知。

　　120年前的一次发现，引发了敦煌文物外流。

　　从古代的“国家门户”到今日的“国际显学”，两千多年以来，时代在变，但敦煌的本色依旧——她，依然是“看见”中国与世界联系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