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人物“醒狮”陈修夫

　　陈修夫（陈攸山）河北庆云县（今属山东省）人，生于1883年10月29日生，1960年12月26日去世。陈修夫之父陈宏训，清末拔贡，英年早逝。

　　今天，陈修夫这个名字，早就被大浪淘去，历史上就仿佛没有过他这样一个人了。但此人绝非等闲之辈，他参与和鼓吹辛亥革命，曾经和孙中山一起组建国民党，与张作霖、张学良、吴佩孚、冯玉祥、宋哲元、吉鸿昌、胡景翼、马龙潭、张树声、蓝天蔚、刘艺舟等都打过程度深浅不一的交道

　　陈修夫，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激情、有胆略的人物。他参与组织和领导了登州起义，经历了济南暴动。他对旧中国的社会深恶痛绝，也曾经致力于改变其黑暗愚昧的面貌，他办《东方醒狮》报，唤醒民众，声援辛亥革命，为推翻清政府摇唇鼓舌。他联络北洋军阀，呼吁停止内战，说服冯玉祥的西北军参加北伐。他担任过地方官员，起草过今天看来不仅不落后，依然显得激进的自治大纲。

　　这位当年革命党中的一分子和与他一起战斗的斗士们，他们就像麻密的星空中的闪耀着的群星。

　　1911年3月至1912年2月。是青年陈修夫用文字鼓吹革命转至参加革命行动的一年，正值辛亥革命从酝酿到发起。

　　1911年清政府把民营的川、汉铁路收归国营，向英、美、德、法签订借1000万英镑大额借款契约。契约是清政府以两路作抵押，出卖铁路修筑权。此举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当时全国反对，四川、武汉人尤激愤，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武昌发动武昌起义，接着各省纷纷响应，不少地方发生暴动。

　　陈修夫自1890到1894年在本村私垫念书，1895年至1897年，陈修夫缀学在家，读了一部《四书》、一部《诗经》、一部《书经》、半部《礼记》。1899年陈修夫族兄为让他应试，给他出钱让他再读书，实际上是作文章，作八股文、作律诗来为应试用的。作了一年，老师虽然说他文章作的不错，可是他认为，八股、律诗是害人的东西，他决心不再学下去了。

　　1901年8月陈修夫听说，他的先父陈宏训最亲密的同学马龙潭在沈阳作了官，9月15日陈修夫找到了马龙潭。马龙潭驻防地点是北距沈阳60里地的十里河。官职是奉天省首县承德县的巡捕队的总巡。

　　那时，俄国人占领着东三省，不准中国留军队，所有军队改名巡捕队（即警察队），每县设一营编职，营长的官衔是巡捕，由将军直接委派，巡捕与知县是平级，共同管理所辖地面。

　　马龙潭让陈修夫住在他的文案处，学习公文。过了一个月，马龙潭调任通化县巡捕，陈修夫又跟到了通化，1902年5月马龙潭把陈修夫升为文案处办事官。同年7月马龙潭被撤职，调省交法审处查办。原因是马龙潭打死了土匪头子张桂林，俄国人不干了。

　　俄国人知道张桂林是土匪头子，仍收抚他，委任他当统领。

　　1902年5月，马龙潭的原文案处办事官吴学周去省城领了三个月的饷金，回来的中途，被张桂林派土匪劫了，还打死十几个人。张桂林想把马龙潭的部下遣散，只给马龙潭留下四十名卫队。张打算是把这营巡捕队消灭了，由他的土匪占领通化地盘。张桂林正计划着，马龙潭先发制人，乘右堂请客，张桂林入席之后，马龙潭派了一百多兵，包围了右堂衙门，把张桂林当场打死。

　　马龙潭被查办后，陈修夫回到庆云县。

　　1910年马龙潭升任了右路统领，驻防凤凰城。陈修夫又被邀去了沈阳。

　　那时沈阳已有报馆十多家，陈修夫写了几篇文稿，全部被报馆采用了，以后他作篇短评或写篇社论，投入报馆，也大多被采用，文章也可以讨生活了，他也没再到马龙潭的军队里去。

　　1910的秋冬之交，日本吞并了朝鲜，宣布日韩合并。韩国大部留日、留华学生回国奔走革命。东北民众大为激愤，尤其教育界，所有教职员、学生，全体出动，奔走呼号，要求官府，推广教育，提高国民素养，普施军训，由人民推选代表，成立国会，监督官府。

　　这时的陈修夫越发感到舆论的重要，认为有筹办一个报馆的必要。陈修夫的朋友，晚清宫监院葛月潭赞成陈修夫这个主张，他捐助两千元，做为开办费。另有一个工业学堂的教员黄世农愿意与陈修夫一起办报，他筹措了三千元。就把报馆办起来了。黄世农任报馆经理，陈修夫任编辑，报名《东方醒狮》。

　　《东方醒狮》刚筹备就绪，不料，东三省发生了鼠疫，火车停开，邮寄停寄，由1910年11月延长到1911年3月才恢复交通，《东方醒狮》报才得以出版发行。

　　《东方醒狮》日出一大张，星期日加半张。自然，《东方醒狮》报的新闻评论，以攻击清政府充满了篇幅。总督赵尔选，对于《东方醒狮》报的影响非常吃惊。他叫民政使张元奇出来干涉（那时报院归民政司管理），张不敢拒绝，可是又怕戴上摧残舆论的帽子，于是他托地警萧应椿用私人资格、朋友名义，向陈修夫劝告。陈修夫答应他，之后不再批驳上谕（上谕是皇帝的命令，当时陈修夫常批驳上谕）的文字，官府也勿再过问报纸事宜。

　　1911年，那时许多有革命思想的人，来报馆访问陈修夫，有的与陈修夫成了朋友。到了八月，陈修夫所得到的消息，各地革命的空气，全很浓厚了，可是如何发动起义？在什么地方发动？陈修夫认识的这一般朋友，谁也不知道。陈修夫想，最好先在北京发动，次在直隶。（那时河北省叫直隶），陈修夫打算到天津、北京各处看看。可是在陈修夫这次到沈阳以前，和革命党人一点接触末有，陈修夫在此之前也末有成熟的革命思想。现在要回直隶，就需要在沈阳的朋友在这方面作介绍。有的朋友，给陈修夫写了介绍信，有的告知陈修夫，保定育德中学，是革命党人聚集的地方，到那里问问，北方革命的情形，就全知道了。

　　陈修夫于八月十四（旧历）到天津，发高烧，病了十几天，（早在报上看到了武昌起义，是旧历八月十九，即新历十月十日）起来后赶快去了保定，到育德中学。那时，保定正计议由入伍生（即军校毕业到军队见习）起义，陈修夫介绍他的同学秦承烈（是陈修夫老师的孙子）和入伍生见面，商量取得军器的办法。那时秦承烈是保定军械局兵器库的库官。计划妥当了，决定第二天晚上，占领保定。不料第二天早晨，革命党党人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身死，消息传来，保定起义的计划就放弃了。这是旧历八月末九月初的事情。

　　陈修夫又回到天津，租了法租界平安里九号一所小房子。往来的人虽然不少，可是对于实际革命，未有帮助。陈修夫住了一个多月，所有的消息概括起来是，南方革命进展很快，北方革命处处失败。除吴禄贞被刺外，还有两件最可惜的事：一是张绍曾在濯州失败，二是蓝天蔚在沈阳失败。张绍曾犹豫不决，给袁世凯造成擢取清室政权以后，篡窃民国之机会。蓝天蔚犹豫不决，给张作霖造成以后割据东三省之机会。这时，陈修夫想，在天津住着，实在毫无意义，又接到沈阳来信，陈修夫的报馆也被张作霖抄了，文学编辑田今生被杀害。又接到刘艺舟、宋涤尘来信说：他们到了安东，于是陈修夫赶快去安东，因为陈修夫那位老世交马龙潭，是奉天（那时的省名）巡防营右路统领，安东也是他的防地，陈修夫担心刘艺舟、宋涤尘这两位朋友落到马龙潭手里。陈修夫深夜到了安东，按着他信上的地址，却没找着，便找到日本报馆一问，据说刘艺舟已去了凤凰城。第二天陈修夫赶到凤凰城，晚上见到马统领，才知道刘艺舟在凤凰城经过，但没下火车，陈修夫这才放了心。陈修夫在马统领处住了两夜，经马统领口中，听到蓝天蔚失败和张作霖取得实权的经过。

　　陈修夫从凤凰城又回到沈阳，从前的朋友，一个也不见了。找了两天，在南满车站附属地，找到商震，才知道之前在沈阳的一帮朋友全到了大连，刘艺舟也在那里。

　　陈修夫到了大连，刘艺舟、宋涤尘还有几个山东朋友，全到烟台去了。其余的朋友，各自住在旅馆里。大连各旅馆，全有野妓。这些同志之间，往往因为争风吃醋打架。陈修夫赶快租了一所大房子，写了一个通知，叫那些革命同志，限三天以内，搬进这所房子去，不搬去的，认为他脱离了这个团体。一面给商震去信，叫他赶快到大连，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因为商震已成了蓝天蔚的代理人。

　　又过了两三天，刘艺舟等，由烟台失败回来了，又运动别的地方。陈修夫搬到宝善荷圆（笔误，笔者考证应为保善茶园，今宏济大舞台）三楼上去，和刘艺舟等人，专作山东的运动，商震专作关东运动。

　　登州革命运动己酝酿成熟了，陈修夫、刘艺舟一到，组织起义，获得成功。

　　然而，鉴于烟台的失败，需带一小部分武力，以防止反动势力复活反攻登州。陈修夫为巩固登州的胜利成果，打算买几十只小手枪，可是手中没有钱。

　　那时，蓝天蔚由上海汇来8万元日金，在商震手里。陈修夫把商震请来，和他商量，借他3千元，他说钱用完啦，不肯借。

　　陈修夫和刘艺舟去找颜白毛，向他借一百人带枪。颜是渤海湾里边海盗的统头目，名兴旺，白毛是绰号。颜白毛把他的部下四百多人，归了陈修夫领导，这四百多人全是好枪。

　　南满铁路运输科和陈修夫约定，他们管辖的车辆（包括大车运货电车马车等）、船只（包括输帆船渔船）、仓库，陈修夫全可使用，并可先行记帐。又派大慈弥荣，常和陈修夫联系。这时陈修夫把运输这400多人去驻守登州的事情，托大慈弥荣办理。那时大连是日本租借地，但海关还是清朝的官吏掌执着，所以先把枪弹运进了西岗子铁路仓库。这400多人，再在西岗子渔船码头集合，晚上连人带枪上渔船。陈修夫几个人和大慈弥荣，乘输船越过海关查验线，到口外去等他们。等他们全上了轮船，陈修夫把军队上四个首领，介绍给刘艺舟和其他各人。因为在大连市内，这四个人，只和陈修夫一人见面订妥的。陈修夫和大慈弥荣乘渔船回市内，接着陈修夫又到天津来。陈修夫知道占领巩固登州胜利已无问题。登州胜利使他认识到，以后进行革命，必先扩充军队，这就需要有军事知识能力的人。而在登州的那些同志，全是书呆子，所以陈修夫回天津来找人。

　　陈修夫在天津平安里的时候，有几个留学日本仕官学校的学生，常和陈修夫往来。陈修夫去了东北，他们也分散开了。陈修夫这次又找到他们，请他们上登州，他们也愿意。陈修夫还给路费，叫他们分别各自走。等了十来天，他们才动身。陈修夫又回到大连。

　　陈修夫是带着扩充军队一个目标进行，天天买军械、招兵。买妥一批，陈修夫就给刘艺舟打电报，接着，用南满铁路的船运了去。运去两批，登州也末有回电，也末来人。第三批，陈修夫自己跟了去，到登州看看。陈修夫到了海岸上，发现无人管，到了都督府，出入的人很多，无人问，到了里头遇见两个都督，一个叫连成基，是山东人，一个叫杜扶东是孙中山派来的。刘艺舟是总司令，陈修夫到他那里发现，作守卫的，全是海军陆战队，是由蓝天蔚那里借来的。那时蓝天蔚用关东都督的名义，由上海带领三只兵舰来到烟台，有一千多陆战队是新招的，不会放枪。给刘艺舟作守卫的，内外坐满了，但有人出入，他们全不过问。

　　陈修夫由天津找来的人，只有二人，在刘艺舟这里。其余刘艺舟全不知道到哪去。陈修夫以前运来的那两批军械和新兵，也不知道那里去了，他们也不问，陈修夫来的电报，他们也不回复。

　　以后见到赵警西，他是陈修夫由天津介绍来的。赵说，陈修夫，因为你的关系，我才未走，其他同学，全到刘庄复那里去了，你（指陈修夫）经大连运来的新兵和军械也由刘庄复接收去了。刘庄复，名基炎，是上海都督陈其美所派沪军北伐军司令，带来三营学生军，也驻在登州。陈修夫介绍到登州来的人和刘庄复在日本是同学，所以他们在一起了。

　　陈修夫的打算完全落了空，在登州起义的这群人，一个有出息的也没有。接着孙中山命令烟台、登州两个都督府合并，另派胡瑛为山东都督，驻烟台。陈修夫带领登州起义的这群人，到了烟台，他们内部明争暗斗的抢位置。

　　陈修夫打算恢复《东方醒狮》日报，只筹到不满1万元。接着，南京政府承认袁世凯当临时总统，谋求南北统一。山东省长张广建是袁世凯派的，和胡瑛商量，谋求山东的统一。由双方派代理在青岛谈判。

　　那时，德国人是最仇视中国革命的，烟台都督府派外交司长刘艺舟作代表到了青岛，德国警察署说刘艺舟扰乱青岛的治安，驱逐出境，并罚金3千元，限3天以内交纳。这个电报来到烟台，胡瑛（湖南人）没有实权，其余的总司令、各司长、税务局长等，全是山东人，他们排斥刘艺舟（湖北人），不肯汇钱去，他们想让刘艺舟受更大的挫辱。陈修夫看出这个情形，赶快将准备恢复他那《东方醒狮》的不足1万元，汇去了3千元。并告知了刘艺舟这个情形。

　　刘艺舟一怒之下，去了上海，仍作演新剧的生活，不回烟台了。

　　前几天，蓝天蔚因为军队没有了伙食，向陈修夫借去3千元。这时陈修夫筹措的办《东方醒狮》报的钱只剩了3千元。陈修夫把财政司长李慎哉叫来，把3千元钱点交给他。陈修夫就离开烟台，到大连，向宝善圆（笔误，笔者考证应为保善茶园，今宏济大舞台）领班孙彰一借了3百元路费回了庆云家。

　　1912年5月，陈修夫由家去上海，先到南市新舞台看刘艺舟的新剧。因为陈修夫和刘艺舟相交一年多，他的剧本，在陈修夫报上登载了不少。可陈修夫还没看见过他演剧，所以这次去看看。

　　由刘艺舟介绍陈修夫和新舞台各人认识。那里新舞台成了新人物的会集地。凡参加革命的人到了上海，没有不到新舞台去的。因为新舞台组织有救火会，这群救火会员参加了辛亥革命，打开上海制造局，拥护陈英士作上海都督。他们是上海革命的先锋队。

　　陈修夫到的时候，正有一大群新人物，计划组织伶界联合会，由新舞台作领导，改良戏剧。以后又把陈修夫拉进去，其实陈修夫对戏剧，一点也不懂，如何改良，陈修夫更没有意见。等到各舞台的老板们，把伶界联合会的组织人选商量好了，推陈修夫起草会的组织章程。后来该会成立了一个补习学校，由陈修夫担任编教材。

　　其实陈修夫对于这些事一点不感兴趣，尤其当时的局势，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已成了死冤家，可是革命党人，对于如何充实自己的实力，坚强自己的组织，一点也没主见，只是一味的漫骂。陈修夫觉着，这样下去，唯有失败而已。

　　陈修夫在上海三个月，正想离开，又遇到陈斡来上海，邀陈修夫到他那里去（陈修夫在沈阳认识他）。他是第三十七混成旅旅长，他的部队驻徐州，他在山东革命党中，是很有名望的，可他并不是军人。陈修夫到他司令部的那天，他正派人送六万元现洋，去上海存汇丰银行。陈修夫问他为什么？他说，预备失败了，作生活费。就凭这一点论，他那山东革命党三杰之一（那两杰是刘冠三、徐子健）的头衔，实在是虚有其名！陈修夫在他那里住了两天，对他说：对你的事情，实在末有能力帮助，陈修夫回天津去了。这是八月间的事。

　　那时正在预备选举，许多小党，合并成大党，同盟会拉了几个小党，合并成国民党。共和党拉了几个小党，合并成进步党。共和统一会拉了几个小党，合并成民主党。其份子复杂，各党一样。

　　就大体说，国民党是反对袁世凯的，进步党是拥护袁世凯的。各党为争选举，全去各县成立分部。天津南边有几县，国民党分部成立不了。国民党省支部的几个朋友，是以前革命时同陈修夫常在一起的，转告陈修夫，孙中山要求他加入国民党去组织分部。那时陈修夫对于任何政党全很不满，所以陈修夫拒绝他们的要求。最后他们说，你不帮助国民党，就是赞成袁世凯。陈修夫于是加入国民党，按照孙中山的口喻去组织分部，并办理初选。陈修夫和他们约定，等到选举完毕之后，陈修夫仍辞去国民党党籍，也决不再加入任何政党。

　　各县初选完了，接着办理复选。天津、河间两府为直隶第四复选区，在沧县举行。众议员院议员和省议会议员，连续复选，陈修夫在沧县给国民党办理复选。

　　这次选举，就全国说或就直隶一省说，或就沧县一区说，国民党获得很大的胜利。选举完了，陈修夫就回了家。这是1912年12月。

　　1913年3月，陈修夫到天津，把国民党党员证还给国民党省支部。

　　那里的首脑人物，全到国会当议员去了，次一等的也去作官了，里边只有两个人，陈修夫不认识。陈修夫把党员证交给他们，陈修夫就走了。在天津又住了几个月，时势逆转的很快，袁世凯成了专制魔王，国民党屡屡失败，凡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被杀被捕的，不可胜计，陈修夫于七月间又回了家。

　　1916年3月间陈修夫在家，忽然收到姜同尘的信，说他在天津作买卖，叫陈修夫去帮助他。陈修夫知道这是假话。辛亥革命时，陈修夫在天津见过他，二次革命时，陈修夫也在天津见过他。他是始终奔走革命的。这时候，正是袁世凯称皇帝，袁军和云南讨袁军在四川血战的时候，他如何能在天津作买卖？！陈修夫到天津和他见面。他说：“我从上海来，陈英士派来来北方活动，我认识的人少，我给陈英土推荐你（指陈修夫），我也认识你，他很同意，他邀你先到上海和他谈谈。

　　陈修夫和姜同尘到了上海。晚上和陈英士见面，略谈几句各处讨袁情形之后，陈英土就讲起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来，讲了很长的时间，（那时孙中山已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大意是说，孙先生是先知先觉，有先见的人，可是他见到的，各同志见不到，不听他的，以后失败了，再想起他的话来就晚了，以前国民党每次失败，都是如此并举了好些例子。现在中华革命党的特点就是党员要绝对的服从党魁。希望陈修夫加入中华革命党。

　　陈修夫说：“从初次革命到现在，我始终拥护孙先生的主张，可是我末加入任何政党。”陈修夫认为，一般民众知识到了有相当的水平，有了运用正当权力的能力的时候，那时政党才有后盾，才有力量。陈修夫自觉得他知识能力，还不够党员的资格，所以陈修夫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陈修夫还说：“北方人心，普遍反对袁世凯，但是只在各人的意识里，或口头上，要说揭竿而起，那是办不到的。”

　　陈修夫就又回到天津。

　　又过了几个月，（大概是六月）袁世凯病死了，国会恢复了。陈修夫来北京住了三个月，政权仍在北洋军阀手里，黎元洪虽然是总统，也和木偶差不多。国民议员，派别很多，全是谋个人的私利。

　　1918年12月，陈修夫起身去陕西，那时吴佩孚住洛阳，势力正盛，吴有左右陕西大局的力量，陈修夫决意先在洛阳访问吴佩孚，问问他对于陕西的意见。陈修夫到洛阳和吴佩孚谈话之后，吴留陈修夫久住长谈。陈修夫在洛阳住了一个月，差不多天天和他见面谈话，东西南北的不定谈什么。陕西的情形，也谈过好几次，引起了吴对陕西的注意。

　　1921年1月末，陈修夫由洛阳去陕西三原县，陈修夫打算会见三个人：一个是于佑任，是靖国军的总司令，是名士，是革命家；一个是胡景翼，是陕西靖国军的创造者，是实际的军事领袖，也是实际的民众领袖；一个是岳维峻，是靖国军第四总司令。可是这三个人，一个也末见到。于佑任到耀县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去了，胡景翼回富平庄里镇老家过年，岳维峻重病不能起床。陈修夫只和于的秘书长王陆一、参谋周耀武，胡的副官长郭蕃，岳的副官长史可轩，谈了不少话。陈修夫对于靖国军和敌方相持的形式，以及内部的情形，全明了了，也就不必和他几个领袖见面了。住了几天，陈修夫给他三人各留下一封信，叫他们赶快打开陕西的大门，向东方开避出一条出入的道路。这就需要和吴佩孚联络，由吴介绍靖国军和张锡元联防。中央第四旅，保卫由潼关至渭南的大道，渭河以北，就是靖国军，一联防，就把故人的封锁打破了。陈修夫又留下一封给吴佩孚的介绍信，他们要赞成陈修夫这个建议，他就派代表拿着陈修夫的信，和吴佩孚去联络。之后陈修夫就直接回了北京。

　　到了11月，胡景翼来信邀陈修夫去三原，这时陕西关军是冯玉祥，胡景翼军也由吴佩孚改编为陕西第一师。陈修夫到了，住在胡的司令部，胡给陈修夫一个顾问的聘书。

　　1922年4月，胡景翼师预备奉调出关，参加直隶军对奉作战。陈修夫于五月先行出关，接洽设立兵站及补充军火等事。六月胡师大部到达河南，协同冯玉祥军，击溃了赵倜的军队，保卫了吴佩孚军在前线作战的安全。以后胡师即驻京汉线彰德、顺德、正定一带，陈修夫有时候到武汉、西安、开封给胡当个代表。

　　直到一九二五年四月，河南督办（那时督军改名督办）、省长胡景翼病故之后，陈修夫才离开他们这个团体。（那时胡的部队已改为国民二军，他这部队是一个不很和揩的团体）那时陈修夫的家眷已由庆云来到北京，以后陈修夫就在北京家里住着。

　　1927年春，冯玉祥托人告诉陈修夫，他派人到北京，住在东交民巷华北银行后院，邀他去谈谈。

　　晚上陈修夫到他那里，见着好几个人，内中陈修夫认识一人，就是张树声，他在陕西给冯玉祥当代表，陈修夫遇着过。

　　冯玉祥说了好多激动陈修夫的话，叫陈修夫到京汉线新乡、彰德一带去组织武力，援助北伐。那时冯的军队，已到陕西，不久即到河南，渡河北伐。

　　陈修夫答应先去看看，如有可能，陈修夫担任联络，请他另派人组织指挥。陈修夫到彰德，七八天的功夫，刘其武给陈修夫介绍了不少人，全是红枪会民团的首脑。

　　陈修夫由彰德回来，正是张作霖查抄苏联大使馆，杀害李守常等人之后，张树声等害怕搬到天津，不断有人和陈修夫联络，但不告沂陈修夫他们住址。陈修夫只能把彰德的情形，托付来人，转达他们，他们不派人去，只好作罢了。可是陈修夫也怕和彰德方面失去联络，将来用着了又来不及。陈修夫就叫刘月亭到彰德和他们联系。

　　刘月亭是国民二军的团长，他当营长的时候，驻在彰德。以后张树声派人给陈修夫送来三次委任状，一次一个名称。最后是北方国民革命军第二路游击总司令。

　　等到7月末，有一人到陈修夫家，自称叫刘玉山给冯玉祥当过第六师师长，是冯总司令派他以彰德去劳军，邀陈修夫同他去。陈修夫知道他是要看看虚实。陈修夫也愿意把彰德的事情交代给他。他们直接办理，陈修夫就没有责任了。

　　到了彰德一看，和春天的情形大不同了。春天红枪会是防备奉军，抵抗奉军的，现在他们协同一致了。查火车、各处守卫，全是双方协力。城内组织有联合会，各红枪会首领，全有奉军的聘书，每月拿几百元车马费。陈修夫和刘玉山到了鼓楼前一个杂货店停下，末得休息，许多人带着枪，去看陈修夫，陈修夫一个也不认识，可是他们全认识陈修夫。问了问，才知道，他们全是红枪会的二头们。他们的首领全在漳河岸上和天门会作战了，彰德城北二十五里才是漳河。陈修夫向这些二头们说：你们赶快给你首领送信，说陈修夫来了，别打仗了，你们和天门争执，陈修夫给你们解决。明天早上九点钟全来开会，务必全到。

　　第二天（7月27日）一起身，就叫人去请刘玉山，一直找到九点，也末找到踪影，只有陈修夫自己到会，不顾成败，立刻发动。

　　陈修夫一到会，就宣布，令天，奉军总退却，我们要立刻开始攻击，先截断他的交通，南　宜　北、玉、丰梁镇，五个车站，在今天下午两点以前，同时占领。叫他们自报担任占领某个车站。到会的共十七人，陈修夫用北方国民革命军第二路游击总司令的名义，委托了十七个支队长。分派他们出督之后，陈修夫和第一支队长辛殿平出城，集合了许多人，一面占领了车站，一面进城，先把守卫城门的奉军缴了械，关了城门，接着在城墙上头布防，然后包围警备司令王丕焕的司令部。劝告王丕焕自动出走，保证他安全出河南境。一夜之间，王的部下大部缴了械，少数的携枪逃走。彰德城关末遭到一点破坏。在彰德以南的还有奉军骑兵，三天之间，也全部肃清。

　　陈修夫先给冯玉祥总司令（他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总司令）打一电报，然后写一封信，叫刘月亭（总指挥）去洛阳和冯玉祥报告详细情形，并对红枪会作个善后措置，一面请他派部队来接防。他派十九师师长吉鸿昌来了，不多几天，又调回去了。等到八月二十七日，陈修夫给冯又去一电报，请他在九月一日以前派人接防，陈修夫负责维持至八月三十一日为止。以后陈修夫不负责任。冯回电，叫陈修夫会同第三路总指挥孙良诚妥为维持地面。这时冯又给陈修夫和刘月亭加一个少将高级副官的委任。到了三十一日，陈修夫又去一电报，报告结束完竣，即刻离职。

　　陈修夫同刘月亭到了郑州，（那时冯驻郑州），陈修夫说：“月亭你去报到吧，把我的委任等等带回去。你报告冯总司令，陈修夫不是军人，陈修夫不敢接受军职，在彰德的胜利，完全是侥幸成功，一切经过，我已有书面报告，不用再说，所以我不去见他了。”在郑州住了一个来月，陈修夫远道山西，回北京了。

　　1928年7月，北伐军到达河北省，民众欢欣鼓舞，认为中国从此统一，可以走上建设之路，庆云县的许多朋友，要求陈修夫回家，共同谋求地方自治。陈修夫答应担任作计划。八月底陈修夫到了家，草拟了一篇庆云县建设要略，请大家详细讨论。经大家同意之后，印成单行本，分送到各村庄及公教人员，也作为陈修夫以后作计划的纲领。

　　陈修夫提出来的计划，见于实行的，择要列举于左：

　　一、把县内五个区，改为十四区，成立民团，肃清土匪。

　　二、废除县政府之旧制度，把三班六房，一律取消，所有县府书记、政府警察，全由考试录用，除县府正薪外，由地方款给予津贴。

　　三、成立乡村师范学校，造就师资，改良教育。

　　四、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作为一切设施的基础。

　　五、根据户口划分学区，凡二百户以上，四百户以下，分为一学区，择适当地点设立学校，使每个学童距离学校，最远不超过一里半地。如有孤僻小村，就设分校。

　　六、根据户口，整理地粮，务使粮地相符。种种弊端一律革除。

　　七、破除迷信，全县庙宇，适用的改为学校或村公所，不适用的，限期拆除。所有僧道，壮年反俗，做事劳动，老年分往附近学校看门，比普通工友，多给工资。至于尼姑，不满十八岁的，收入学校，教养费由公款负担，十八岁至四十岁的，教她自行择配。四十一岁以上的，每人给予八亩地，一间屋，不禁止化缘。死后，公款棺葬。敬神用的烧纸、香、金银锞，县境以内，不准售卖。

　　八、禁止早婚及买卖婚姻。凡女不满十八岁，男不满二十岁，及男方对女方有财理行为的，一律不准结婚。结婚需在十天以前，到区公所登记。不登记和不合规定的，区公所不准他结婚。

　　九、设立农事试验场，改良粮种、柿种、畜种，作各种肥料试验。

　　十、提倡打井，每打井一口，贷给公款一百元，分三年归还不取利息。

　　十一、研究增加农家副业。

　　十二、实行改良教育。

　　十三、办一份周报，名为《民间》，陈修夫当社长，略载一点国家大事外，主要的是把县里建设的事情，作批评和研究。

　　庆云县有一个劣绅，把持县的教育二十年，他勾结天主教堂，把各小学校全归到天主教的掌执中。他的手段是把小学教员的薪水极力压低。在丁纶恩创办初小的时候，教员月薪是六吊铜钱，可以买五元现洋，或两石玉米。到一九二八年，陈修夫回家之前，教员月薪还是六吊钱，只能买五毛多现洋，或一斗多玉米。这样，谁肯当教员呢？可是他有办法，他让天主堂给他推荐教员，由天主教发薪，外边挂初等小学的牌子，内边是天主教传道。这样学校，全县有九十多家。

　　1929年伏假，乡村师范已有两班毕业生共百十个人，陈修夫命令，接收天主教化的学校，消灭传道场所，改变为正式学校。天主堂还设有两个师范班，陈修夫根据部章，师范不准私立，建议教育局把他封闭。学生可以转学到县的师范或初中。

　　陈修夫说，他的这些做法，在自治范围内，是极平常极起码的事件。可是天主堂把陈修夫看成他们的死对头，天津老西开天主堂主教是法国人，也到庆云交涉，声称要恢复他们的学校，这当然是作不到的。除了学校以外，改革庆云县政府，和清除土匪，也是天主堂最恨的两件事。

　　1932年8月，张学良派了一个委员来庆云调查，也没说明是调查什么。各机关对他很平淡，他心里有气，又和天主堂一勾结，他作威作福地大闹起来了。县政府开县政会议，他迫着立刻停会。他到财务局去查帐，把帐簿拿走了。他向有公款的商号去提款，当然不给他，他就把商号的人交县政府押起来。看那情形，非索一笔大贿赂，他不罢休。

　　陈修夫给张学良打一个电报，大意是：你把东北送给日本人，日本人惨酷的迫害东北同胞，你不知道同情，反而用日本人迫害东北同胞的手段，派委员来威胁我们。你派来的委员，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请你答复。

　　张学良气急败坏，给陈修夫下了一个通缉令，说陈修夫图谋不轨。

　　1935年11月，日本土肥原到华北来了，由于河北省主席商震答应了日本的条件，也就是反对中国的自治运动。陈修夫认为，日本进兵中国内地，已成了旦夕间的事。也只有民众起来抵抗，才能作持久战。陈修夫在庆云虽有点基础，可是武力在反对派手里，庆云天主堂就是个大敌。目前日本人组织华北军阀专政，尚未实现。这是不可再得的一个间隙，等到军阀专政实现之后，再就没有恢复自治的机会了。陈修夫决定冒险回庆云一趟。因为有张学良那个通辑令，怕路上发生意外，陈修夫请西村帮忙找两个日本人陪陈修夫去。

　　11月末，陈修夫回到庆云县，在上午九点多钟，陈修夫进了县政府。陈修夫问：“县长，你对于本县以前的自治感想如何？”县长说：“好极了！”陈修夫说：“现在我还是想跟随以前的办法。”并说，以前有很多不对的地方，陈修夫打算改正一下，再继续下去。

　　第二天，陈修夫和李县长，把调整人事的事情商量定了，并征求了各人的意见。

　　第三天早晨，李县长拿着商震的电报去找陈修夫，叫陈修夫赶快走！电文是：陈修夫通辑有案，此次更协同日本人回县做乱，仰速逮捕，解省法办，如有抗拒，格杀勿论。

　　陈修夫一个人绕道回了天津。

　　12月初，日本把华北特殊化的计划实现了，商震不能履行对日本的条件辞了职。

　　日本人拉出宋哲元来，组织冀察政委员会。又把一些做自治运动的人拉到北京去，和宋哲元合作。李庭玉当了政委会委委员，刘易白当了政委会政务处副处长，张申府当了政委会的组长。这全是常和西村武宜亭联络，作自治运动的人。

　　冀察政委会正式成立后，杨彬甫从北京给陈修夫来电话要到天津见陈修夫，给陈修夫谈谈。他是国民一军的人，给冯玉祥当过军需。他1925年和陈修夫见过几次面。

　　陈修夫去了北京，杨彬甫一见陈修夫就说，冀察政委会成立了，你看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陈修夫说，那就是对日作战，除此之外全是次要的问题。陈修夫问，你以为能得到蒋介石的大力援助吗？杨说，蒋绝不会援助。那年长春之战，请蒋下一个追击命令，他都不肯下，他要肯下追击令，那时就把日本打回去啦。杨又问陈修夫，你的看法如何？陈修夫说，日本是个大敌，日本一下总动员令，他有多少军队？你二十九军有多少军队？日本的装备是什么？二十九军的装备是什么？请你比较一下。陈修夫认为，二十九军对日作战，就是得到蒋的援助也不会太多，也不能持久。要想持久，非把民众好好的组织起来对日本做游击战不可。杨临走的时侯，陈修夫对他说：“你和宋哲元先生说，如宋先生对我有话讲，你明日给我个信儿，如无话可谈，就不必再来，我明天回天津了。”

　　陈修夫回天津以后，又以卖文章作生活。

　　大概是六月，陈修夫从报纸上看到日本军人的稳健派，陆军参谋总长迩日、海军军令部长伏见等全下了台，上来的全是日本少壮军人派，这是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先声。陈修夫就又给宋哲元写了一封长信。大意是：若说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若问如何抗日？这个答案，就有若干分歧。其实，一研究日本侵略中国之目的，就可得出正确答案。日本侵略中国之目的，就是用中国人力，开启中国物资，归他享用。那么，抗日方案，应当是把中国壮丁，组织起来，和他作战，不被他使用。把中国物资，如铁路、工厂、矿山，凡接近战线，不能保全的，或搬走，或拆卸，或破坏，叫他不得享用。大部军队，和他作游击战，少数的，死守交通据点，叫他每攻一个据点，就得出很高的代价。这是抗日的唯一原则。你现在叫各县组织民团，这是对的，可是你使用之目的，是预备补充二十九军，或扩大二十九军，这样就是错的。你应当把二十九军的精锐，分散到各民团里去，作为民团的骨干，并极力扩大民团的组织，这才能作持久战。

　　这封信，陈修夫托和他住在一起以卖文为生的武纡生带到北京，请他父亲武宜亭交给宋哲元，那时武宜亭常和宋见面。宋哲元没有答复。

　　1936年11月至1937年7月末，陈修夫一直在北京，陈修夫看到二十九军在城内沿城根挖沟，在马路堆沙袋，以为他死守北京。不过四五天，忽然二十九军不见了，日本进了北京。

　　11月末，陈修夫又到天津，一面是打听，听听庆云的消息，一面是找朋友借点钱，把他的女人和两个女儿从威海接回北京来。

　　庆云那两个保卫队长胡振国、崔玉田，派人到天津和陈修夫说：他们绝不把以前陈修夫要调换他俩的事起怨恨，愿意陈修夫回去听陈修夫指挥。那时，日本委沧县土匪刘佩臣当师长，带二三千人，进了庆云。陈修夫叫胡、崔两队长攻打刘佩臣，“你有决心，我陈修夫就立刻回去。”他俩不敢打，说是力量相差太远，一打是白牺牲。陈修夫又叫人去劝他俩，“打仗胜败，主要的是方法，不全在力量，用袭击，把刘佩臣打死就行啦。”可是他们仍不肯。……

　　陈修夫看，他到了山穷水尽的时侯了，就去了上海投朋友去了……

　　在以后的人生里，陈修夫多有坎坷，甚至被国民党当局审讯扣压，生活颠沛流离，穷困潦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