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为什么始于朝鲜？

　　日本对朝鲜的关注和俄罗斯防范论

　　日本虽然没有看到俄罗斯直接的威胁，但为了迫使朝鲜与日本建立关系而提出了俄罗斯威胁论。这是后来成为日本对朝鲜政策的基调的理论。

　　完成明治维新、走上近代化和富国强兵之路的日本，在与俄罗斯划定国境的同时，将冲绳纳入了领土范围，还出兵中国台湾，谋求与清国划定领土。

　　日本希望与朝鲜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但维新之后的交涉迟迟不能取得进展。

　　当日本向朝鲜方面送交告知通过明治维新成立了天皇制国家的文书时，由于其中含有“皇”“敕”等文字，朝方表示只承认清国使用这些字眼，因而拒绝接受文书。

　　早在1870年，就有人提出了最初的出兵朝鲜论。

　　1873年，政府决定派遣使节赴朝鲜，这一决定的基础是征韩论：如果朝鲜方面不接受使节，那么就派遣军队。

　　然而，当大久保利通等派遣到欧洲的使节归国后，这一决定被全面收回，随之发生了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征韩论派下野等大事。

　　其后，政府方面虽然一直有意与朝鲜进行交涉，但朝鲜政府继续不予回应，两国仍然处于绝交状态。

　　日本与朝鲜的交涉难以取得进展的这一时期，同时也是日本政府为萨哈林（库页岛）问题烦恼的时期，因此，负责与朝鲜交涉的人中有人开始担心俄罗斯是否会向朝鲜出手，或者朝鲜是否会接近俄罗斯。

　　1870年，最初被派遣到朝鲜的调查员佐田白茅一行在调查报告中写道，他们对“朝鲜国醉心于鲁西亚（译者注：俄国）之毒吻，暗中请求保护的传闻”进行了调查，但“未闻请求鲁西亚之事”。

　　同行的森山茂在自己的上书中写道：他认为将出让桦太全岛（库页岛）的所得投入北海道开发为好，并且“若将用于开拓桦太的财力转向朝鲜，并且于此穷尽国力，则数月之间即可得恒久不变之国利”，他甚至主张“岂有弃一岛不保二岛之理哉”。

　　这也就是说，实际上，俄罗斯的阴影并没有覆盖到朝鲜。

　　1874年，森山茂被独自派往朝鲜，在调查之余，他还主动尝试了交涉。

　　8月28日，他劝说访问釜山草梁公馆的朝鲜方面官吏要警惕俄罗斯，并强调了与日本建交的意义。

　　“贵国徒念防范海边，何以毫不顾后”，“鲁国占据山丹满洲之地，欲沿鸭绿江迫近贵境”，“若今日贵国为鲁人损害，则我邦亦不得安宁”，“故为贵国培养兵力，以确保坚守之实，此盖为我邦之盛意。”

　　日本虽然没有看到俄罗斯直接的威胁，但为了迫使朝鲜与日本建立关系而提出了俄罗斯威胁论。这是后来成为日本对朝鲜政策的基调的理论。

　　反过来，日本方面与俄罗斯缔结千岛桦太交换条约时，也考虑到了朝鲜。

　　榎本公使1875年1月11日提交给寺岛宗则外务卿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鲁国之……重大关注，……在于始自朝鲜境的满洲海岸新领地，我边防要地之咽喉，则在与对马岛相向的朝鲜对岸处。”

　　虽然俄罗斯因财力匮乏，今后十余年尚不致逞威亚洲，但必须及早提防“鲁之南侵”。

　　日本应该抢先“训导”朝鲜，加强友好关系。

　　如果被俄罗斯抢先控制了对马的对岸，那么日本将丧失“我防海之重大目的”。

　　如果朝鲜“愚顽”不化，对日本不够友好，那么日本就应该在军事上控制“对马岛对岸”。

　　森山因交涉没有进展而深深苦恼，1875年4月，他向外务卿提议以测量的名义向朝鲜近海出动军舰进行威吓。

　　读过榎本公使报告的寺岛外务卿接受了这一提议，在与海军大辅川村纯义商讨后，决定派遣“春日”“云扬”等三艘军舰。

　　就这样，在千岛桦太交换条约签署四个月后的1875年9月，井上良馨舰长率领军舰“云扬”号以探查朝鲜西海岸航路的名义，接近了靠近朝鲜首都的入海口。

　　井上良馨是征韩论者。在江华岛附近，井上想让水兵登陆，却遭到了炮击，次日，他发动了针对江华岛炮台的攻击，并将其摧毁。

　　接着，在第三日，井上又攻击并摧毁了永宗岛的炮台，然后登陆，焚毁了村庄。这就是井上良馨的三日作战。

　　井上舰长返回长崎后向伊东少将报告，现在是“好时机”，“希望务必尽早出兵”。

　　次年，1876年2月，全权大使黑田清隆与副使井上馨打着追究江华岛事件责任的旗号，一同进入汉城（译者注：今首尔），迫使朝鲜缔结了《日朝修好条规》（译者注：又称《江华条约》）。

　　这一条约与日本被欧美强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性质相同。

　　日本就这样领先世界任何国家，成功迫使朝鲜打开了国门。

　　也就是说，日本在将萨哈林（库页岛）让与俄罗斯后，将手伸向了朝鲜。

　　日本因让出萨哈林（库页岛），防卫线向后移动，故想通过控制朝鲜，谋求在有事时封锁朝鲜海峡的途径。

　　可以说，黑田、榎本这一对北海道开拓使组合的想法主导了日本的对朝政策。

　　《江华条约》签订情景

　　另一方面，俄罗斯通过获取萨哈林（库页岛），调整了与日本的关系，相当满足。

　　虽然俄罗斯知道日本对朝鲜有野心，但大概认为这并不重要。

　　因此，即使日本最终迫使朝鲜打开了国门，俄罗斯政府也没有采取行动，没有改变以往的对朝政策，向着与朝鲜建交的方向努力。

　　1876年5月25日（13日），戈尔恰科夫外相给亚历山大二世呈交了如下报告书：

　　“至于为对外通商而迫使朝鲜开国之事，我部（外交部）判断，因我国与朝鲜相邻的沿海州贫穷，人口稀少，与该国发展邻国交涉会带来直接性损害。我部认为，对朝鲜坚持观望政策，不与该国政府缔结任何形式的正式关系最符合俄罗斯利益。依我部见解，这种行动模式的前提在于，朝鲜臣民大量移居我国领内，我沿海州的民政发展得到了极大实惠。正是由于没有与朝鲜政府建立正式邦交，这种大规模移居才可能实现。”

　　“对于这次日本的条约……也没必要采取任何新的措施，我部认为应该继续坚持以往的观望政策。”

　　在俄罗斯的新领土沿海州，自1860年至1870年的10年间，只有4444名俄罗斯人作为移民从中央部迁移而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869年至次年不足两年的时间内，从饥馑的北部朝鲜逃来的移住民就达到了6500人。

　　来自朝鲜的移民为俄罗斯掌控沿海州提供了必要的农耕民，对俄罗斯来讲，这比进军朝鲜本身更为重要。

　　然而，这种致使俄罗斯缓慢登场的“观望政策”反而使日本领导者感到不安。

　　一直对朝鲜虎视眈眈的日本，认为俄罗斯理所当然地会将手伸向朝鲜。

　　日本政府内部开始讨论围绕朝鲜的对俄防御策略。

　　具有代表性的是《朝鲜政略意见书》，它是协助井上馨外务卿处理壬午事件的参事院议官井上毅在山县有朋的授意下，于混乱中的1882年9月17日写就的。

　　井上毅认为，朝鲜为“将来东洋交往政略之一大问题”，他如下写道：

　　若欧洲某国占据朝鲜，安南又仿效印度之例，则我国即如头悬利刃矣。

　　若更为不幸朝鲜被俄国夺占，则东洋大势亦全不可为矣。

　　故为保持东洋均势，支那与我国须极力保护朝鲜之独立，防御俄国之南侵。

　　然而现实中，“目击朝鲜实况，绝非可与之同盟合力之国，而支那亦不足以谋。故三国同盟之说不过一梦耳。”

　　因而所剩之策为“日清美英德五国相聚，共议朝鲜之事，使朝鲜成为中立国。……五国共同保护之”。

　　不能让俄罗斯夺去朝鲜，对策就是通过除俄罗斯之外的五国的共同保障使朝鲜成为像比利时、瑞士那样的中立国。

　　这也是使朝鲜从与清国的宗属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策略。

　　同一时期，外国雇员波索纳德也提出了朝鲜“永久中立”的意见书。

　　其讨论的前提同样在于防范俄罗斯，不过他的方案不触动朝鲜与清国的宗属关系，而是以日本、清国、俄罗斯这些国家为中心来保障朝鲜的中立。

　　井上毅的意见也送交了伊藤博文，但并没有被作为当前的政策采纳，朝鲜中立化方案留在了山县的心中。

　　一般认为，这个时期山县在政府中很具体地主张积极援助朝鲜内部的独立派。

　　但根据高桥秀直的研究，此时山县的主张受到了压制，井上馨推进的政府方针在于“保全东洋全局之太平”，“保护将来我国之利益”，在此前提下，“给朝鲜提供不致给（日本）国家带来危害的帮助”，属于“消极的干涉”。

　　但是，这个方针面对新的现实难以为继。

　　日本原本想在俄罗斯介入之前，积极支持朝鲜的改革派，努力将朝鲜变成亲日改革派执政的国家。

　　然而在朝鲜内部，闵妃东山再起，得到清国的庇护，试图强化王权。

　　对此，亲日改革派在日本的援助下开始了行动。

　　1884年12月4日，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得到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的支持，出动150名日军，果断发起政变。

　　他们抬出大院君，排挤掉掌握政治实权的闵妃一派，杀害了闵台镐、闵泳穆、赵宁夏等人。

　　这就是甲申政变，亲日改革派政权由此诞生。

　　然而，应闵妃的请求，1300名清军攻入王宫，镇压了政变。

　　改革派政权真正以“三日天下”而谢幕。金弘集等亲清派坐上政权宝座，金玉均、朴泳孝等改革派失败，逃亡至日本。

　　日本任命井上馨为全权大使，带领两个大队的军队一同进入朝鲜，迫使朝鲜政府接受了对杀害日本侨民、破坏公使馆的赔偿要求。

　　甲申政变

　　在日本的民间舆论中，认为日本应该与清国对抗、积极介入朝鲜事态的论调高涨起来。

　　1885年3月16日，《时事新报》发表了福泽谕吉撰写的《脱亚论》。

　　文中写道，“支那”和朝鲜都无法维持独立，“不出数年将致亡国”，日本实无必要“等待邻国开化而共同振兴亚细亚”，“对待支那、朝鲜之法”“只可依西洋人对待之方式”，“我心自当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

　　文章主张日本不必在意清国，应该单独插手朝鲜内政改革，通过此举将朝鲜置于日本的影响之下。

　　如果朝鲜的改革派没有能力，那么日本就应该直接处置朝鲜。

　　大阪事件是这一方向上的最初行动。

　　1885年2月，自由民权运动领袖大井宪太郎和小林樟雄经过协商，计划渡海至朝鲜，除掉反动政要，驱逐清国势力，使朝鲜成为纯粹的独立国，开辟通往改革的道路。

　　他们还劝诱景山英子一同参与行动。

　　这一计划因背叛和内部分裂，于当年11月告终，相关人员全部被捕。

　　政府内部虽然也出现了强硬论，但主调仍然是必须回避与清国的正面冲突。

　　1885年4月，伊藤博文作为全权大使前往清国，与榎本公使一同与李鸿章谈判，于4月18日签署了《天津条约》。

　　其内容为：双方于四个月之内完成撤军；

　　两国劝导朝鲜国王训练士兵，令其“选聘其他外国武官一人或数人”；

　　今后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

　　“若将来朝鲜有重大变乱事件，请求日中两国或其中一国派兵时，两国应事先相互行文知照。”

　　双方达成协议，如果将来朝鲜发生重大变乱，日中两国皆可以出兵，但必须以文书的形式告知对方。

　　高宗对俄罗斯的期待

　　以清国为宗主国并跟随它，当被迫直面日本这个新兴帝国的野心时，软弱无力的朝鲜国王开始向第三国俄罗斯寻求庇护，这是一个选择项，然而也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朝鲜的国王高宗出生于1852年，与明治天皇同年，此时32岁。他12岁即位，父亲大院君作为摄政，长期掌握政治实权。高宗的王妃出自闵氏一族，是一位性格强势的女性。1873年，高宗瞒着父亲宣布亲政，当年他21岁。有人认为这件事情也是他听从闵妃之言的结果。不过，韩国历史学家李泰镇批判了认为高宗性格“暗弱”，完全对闵妃唯命是从的普遍看法，主张应该重新评价高宗。的确，高宗对父亲大院君的政治持批判态度，具有开明性，也很关心百姓生活。

　　然而，高宗的亲政之路相当坎坷。如前文所述，十年之后，朝鲜接连不断地爆发在政治倾向上完全相反的政变，每次都将大院君抬出来。清国和日本等外部国家公然干涉朝鲜政治，致使国王的权威支离破碎。

　　就在这个时候，高宗做出了对朝鲜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选择。高宗被日本和清国交相撼动，在惶惶不安中，他想出了依赖另外一个强国——俄罗斯，来拯救国家和自身命运的办法。

　　朝鲜高宗

　　高宗最早向俄罗斯派遣密使是甲申政变前的1884年5月。

　　高宗派遣其亲信金光训去往南乌苏里地区国境全权委员马丘宁处，表示朝鲜很想尽早与俄罗斯缔结条约，为此，希望马丘宁向俄罗斯政府提议派遣代表前往仁川。

　　当时，密使反复强调“现在清国与朝鲜的关系完全不友好”，流露出对邻国俄罗斯的期待。这是高宗首次表明亲近俄罗斯的意识。

　　此外，也有人劝导高宗选择这一方向，他就是因清国推荐而成为国王外交顾问的德国人冯·穆麟德。

　　可以推测，1884年7月穆麟德与同为德意志人的老相识、俄罗斯外交官韦贝尔在汉城的会谈使他有了某种确信。

　　穆麟德随同签订完通商条约返回天津的韦贝尔去往清国，将他最初的构想告诉了俄罗斯驻北京武官希涅乌尔：能否由俄罗斯、清国、日本共同保障朝鲜，使其成为像比利时那样的中立国。清国和日本的信赖度不够。

　　而英国驻清国公使正在考虑使朝鲜成为英国的保护国，这是为了防止朝鲜被俄罗斯吞并。

　　听了穆麟德的话后，希涅乌尔回答：“如果担心朝鲜被俄罗斯征服，那么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将会成为很可靠的安全保障。俄罗斯只希望在遥远的边境维持有名誉的和平。”

　　希涅乌尔劝说道，多国间的共同保障会制造出阴谋的舞台，最佳的方式是成为俄罗斯的保护国，其例子就是保加利亚。

　　这年9月，穆麟德又在芝罘告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克罗翁少将，英国向朝鲜提议让其做自己的保护国，作为回报，要朝鲜将巨文岛让给英国。

　　这一次，穆麟德提出了由英国、俄罗斯、日本共同“保护”朝鲜的方案。

　　由此可知穆麟德的想法也是摇摆不定的。

　　克罗翁同希涅乌尔一样，答复此事应首先与俄罗斯单独商谈。

　　俄罗斯外交部接到此项报告，当然感到不知所措。

　　穆麟德的话就像天上的云一样不着边际，还会引起猜疑。

　　于是，外交部决定姑且先照会朝鲜政府不可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也不应该将巨文岛送与英国。

　　这一指示于10月1日用电报发给了东京的达维多夫公使。

　　我们无从知晓穆麟德何时开始认为朝鲜更宜成为俄罗斯单独的保护国。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1884年12月甲申政变的激烈震荡之后，穆麟德与闷闷不乐的高宗谈论时，认为只能按这个方案走下去。

　　穆麟德通过长崎的俄罗斯领事向东京的俄罗斯公使达维多夫传达了朝鲜希望成为俄罗斯的保护国，希望俄罗斯向仁川派遣舰队、保卫国王的请求。

　　俄罗斯外相吉尔斯从驻日公使处得到报告后大为烦恼。

　　然而烦恼过后，外相终于决定迈出一步。因为如果英国要介入朝鲜，那么俄罗斯就必须走出“旁观者的角色”了。

　　但对于清国和日本的争斗，俄罗斯则要彻底地保持中立。

　　不过，如果日本想要占领朝鲜的港口，则必须动用海军阻止此事。

　　外相向海相谢斯塔科夫征询意见，海相回答，俄罗斯舰队已经在中国近海做好了准备，无论什么样的命令都能胜任。

　　当时俄罗斯驻东京公使馆的阵容为公使达维多夫、一等书记官士贝耶。

　　士贝耶也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东京公使馆根据外相指示，决定派士贝耶前往朝鲜。

　　1884年12月28日，士贝耶搭乘军舰“拉兹伯尼克”号抵达仁川。

　　穆麟德前来迎接，他递交了文书，其中写道：“只有俄罗斯将朝鲜作为保护国，将之置于与保加利亚侯国同等立场时，朝鲜政府才能彻底安心于本国的未来。如果此请求无法实现，朝鲜将寻求签署使朝鲜中立、成为亚洲的‘比利时’的国际条约。”

　　这两条路对于朝鲜来讲是唯一的可能，至于选择哪一条，关键要看俄罗斯的态度。

　　穆麟德还表示，作为回报，朝鲜可以向俄罗斯提供港口，比如翁可夫斯基湾（现在浦项所在的迎日湾），并且会签订秘密条约保证军队可以由陆路移动至那里。

　　虽然这是一个毅然决然的提案，但用保加利亚侯国为例就时机而言并不合适，因为俄罗斯即将失去这个保护国。

　　俄罗斯在俄土战争中将保加利亚从土耳其解放出来，还荐举了统治者，帮助其制定宪法，施行全面庇护。

　　然而，1885年9月，保加利亚内部发生了革命，宣布与留在土耳其帝国的自治州南保加利亚统一。

　　亚历山大三世对此强烈不满，他召还陆军大臣，命令在保加利亚军中工作的俄罗斯军官全体撤回。

　　结果，俄罗斯失去了保加利亚，保加利亚进入了奥匈帝国的势力范围。

　　虽然不知穆麟德所言与高宗商量到了何种程度，但1885年1月1日，士贝耶在穆麟德的带领下谒见国王时，高宗略微流露出穆麟德所传达的正是自己的想法。

　　高宗说，虽然朝鲜与美国也缔结了友好关系，但“这与朕所高度评价的和我们强大的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无法比较的”。

　　不过，高宗没有明确提出保护的请求。

　　几乎与士贝耶访朝同一时间，1884年12月30日，井上馨外务卿为甲申政变善后处理，率领军队来到了汉城。

　　不过他完全没有觉察到俄朝接近的动向。至此，俄罗斯、朝鲜的秘密交涉完全是在日本不知情的状态下进行的。

　　如前所述，1885年4月，伊藤和李鸿章通过会谈缔结了《天津条约》，为甲申政变善后。

　　4月18日，日清两国缔结条约约定撤兵，将来如有必要，须相互行文知照后方可出兵。

　　这是一个完全无视朝鲜的条约。该条约缔结8天后的4月26日，英国舰船占领了巨文岛。

　　朝鲜再一次直面即将被列强分割的危机。

　　这一事态令俄罗斯政府无法沉默。

　　圣彼得堡决定采取威吓方针，如果英国不撤退，那么俄罗斯也要占领朝鲜的某个岛。

　　5月18日，士贝耶被再度派往朝鲜，对他下达的指示是要防止英国的占领成为既成事实。

　　外务大臣吉尔斯向皇帝亚历山大三世建议，可向朝鲜政府表明俄罗斯做好了派遣军事教官的准备。

　　皇帝回答：“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朕提议不要浪费时间，就把这件事交给士贝耶吧。”

　　对于宿敌英国的积极行动，俄罗斯是不惜使用实力的，因此对朝鲜也不得不转变为积极的政策。

　　给士贝耶的训令包括约定派遣军事教官、制定教官逗留朝鲜期间的方案等事宜。

　　不过，其中特别指出，制定方案要在朝鲜国王提出正式请求之后才可进行，而且没有赋予士贝耶制定、签署协定的全权。

　　然而，英国的行动虽然激发了俄罗斯的干劲，却使朝鲜胆怯了。

　　为使英国舰船撤退，朝鲜眼下可以依赖的力量是清国。高宗动摇了。

　　巨文岛上的英国士兵

　　6月9日士贝耶抵达汉城，接触伊始，情况立即明朗起来。

　　穆麟德告诉士贝耶，李鸿章在清国军队撤退时，曾向朝鲜政府建议聘用德国军事教官，而朝鲜政府回复正在考虑聘用美国教官。

　　对此，士贝耶答道：俄罗斯人和美国人无法合作，俄罗斯政府的想法是单独派遣俄罗斯教官。

　　但是，聘用美国教官的方案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与聘用俄罗斯教官的方案形成了对立。

　　6月18日，高宗的翻译向士贝耶传达了国王的秘密旨意：由于受到与美国约定的束缚，无法向俄罗斯提出请求。

　　士贝耶很震惊，要求穆麟德说明情况，穆麟德说自己是受国王旨意进行交涉的。

　　6月20日，高宗派来三名使者向士贝耶传达，希望他在谒见国王时，不要提军事教官的问题，朝鲜打算对美国方面说，不接受俄罗斯政府的提案，但也请他们不要派遣教官来。

　　待士贝耶离朝时，将会交给他国王署名的文书，上面大概会写只接受俄罗斯教官，等俄罗斯教官到达朝鲜后，高宗会谕令政府就此事签署协定。

　　谒见于6月22日举行。

　　谒见时，士贝耶故意说明了俄罗斯政府的提案。

　　高宗回答，将谕令政府进行交涉。

　　当天傍晚，一名官员访问士贝耶，传达了国王希望他说服朝鲜政府成员的请求。

　　24日，士贝耶与督办交涉通商事务大臣金允植谈判，表示俄罗斯政府已经决定派遣俄罗斯军事教官，只要朝鲜政府积极配合，可以立刻实施。显然在施加压力。

　　很明显，士贝耶的做法违背了训令。

　　最终，7月1日，朝鲜政府内部经过协商，决定拒绝俄罗斯的军事教官。

　　7月13日士贝耶离开汉城，他最终也没有得到高宗署名的文书。

　　士贝耶访朝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尽管如此，穆麟德的把戏也暴露了，李鸿章震怒，在他的命令下，穆麟德被解除了外交顾问一职。

　　以清国为宗主国并跟随它，当被迫直面日本这个新兴帝国的野心时，软弱无力的朝鲜国王开始向第三国俄罗斯寻求庇护，这是一个选择项，然而也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日本如果知道此事，朝鲜与日本的关系将彻底恶化。

　　而且，此举也无法获得政府内部大臣们的支持，只与外国外交顾问联合，瞒着政府秘密推进终究不现实；而试图借助俄罗斯的力量来说服政府同样不值一提。

　　本来一旦决定做某事，就应该坚持到底，但高宗向俄罗斯喊话，得到回应后，自己却要取消，这些举动只给人们留下他缺乏决断力的印象。

　　此外，朝鲜的年轻官僚中也出现了构想朝鲜中立论的意见。

　　曾于1881年留学日本的俞吉濬，于1885年12月提出了“中立论”。

　　他的方案强调俄罗斯的威胁，多少也表现出对日本的防范之心，欲在承认朝鲜是清国属邦的基础上，通过与清、英、法、日、俄签订条约使之承认朝鲜的中立。

　　可以说，这个方案反而与井上毅的提案相近，与高宗、穆麟德所倾向的成为俄罗斯保护国的意见正好相反。

　　高宗接近俄罗斯的第二幕

　　考虑到井上对高宗第一次行动的怒不可遏，认为应该“约束”高宗的外交，并向清朝政府寻求采取强硬的措施，那么第二次应该更加增强了日本对高宗的不信任。

　　不过，日本看到清国变得如此强硬，或许又产生了其他的不安。

　　日本保持了沉默。

　　然而，已做出决定的俄罗斯，对士贝耶的失败没有气馁，而是继续前行，拉开了第二幕。

　　第二幕的主角是作为首任朝鲜代理公使前往汉城的韦贝尔。

　　在1885年5月7日（4月25日）下达给韦贝尔的训令里，明确写着新方针：“我们努力的最终目的，不是获得与其他强国同样的地位，而是确立在这个国家具有优势的影响力。”

　　“为了有效对抗那些不允许我们确立影响力的阴谋活动，首先要获得朝鲜政府的完全信赖，必须努力培养（priuchit’）他们将一切关切和提案都坦率地告诉我们。鉴于此，特委托阁下在第一时间向朝鲜国王及其大臣保证，我帝国政府最为热切地关心朝鲜的命运，如果出现威胁该国独立或领土完整的事态，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帝国政府保证一贯都有提供实际援助的准备。”

　　这是全新的表述。

　　这个训令进一步指出，清国之所以没有向朝鲜出手，是为了防止汉族人进入“满洲”，如果汉族人蜂拥至“满洲”，清国就可能会转而夺取朝鲜。

　　训令还指出，通过列强集团的保障来维持朝鲜的独立也很困难，“亚洲的‘比利时’地位不适用于朝鲜，朝鲜安全的唯一保障是尽可能紧密地接近俄罗斯。”

　　训令具体提到了派遣俄罗斯军事教官一事，指出此事与清日条约的规定不矛盾，语气颇为乐观。至于穆麟德所说的“更为微妙的问题，即我国宣布将朝鲜作为保护国和朝鲜让渡一个港口给我们”一事，需要等待有利的时机，总之，维持和平是前提条件。

　　训令指出，朝鲜国王和穆麟德或许很想知道俄罗斯方面的态度，而我方首先也必须秘密探察朝鲜方面对此提案的认真程度。

　　这一训令丝毫没有表现出对日本的顾虑或防范。

　　我们可以认为，俄罗斯全面展开了出于对抗英国的心理而转换的积极政策。

　　从清国方面来看，朝鲜与俄罗斯的接近就是“背清引俄政策”。

　　李鸿章对此深感不快，他强迫朝鲜解除了穆麟德的国王外交顾问之职，而且为了牵制高宗，又将软禁在清国的大院君送回了国。

　　高宗和闵妃无奈，只得继续软禁大院君。

　　这是发生在1885年10月的事情。

　　恰好在这个时候，10月6日，韦贝尔作为俄罗斯首任代理公使去汉城赴任。

　　由于清国对朝鲜的干涉愈发明显，先前的训令相当偏离现实。

　　因此，俄罗斯外交部又发出追加指令，送给了尚在赴任途中的韦贝尔。

　　指令内容为：对于朝鲜方面希望成为保护国、派遣军事教官等请求，“我方不主动进行交涉”，如果再度接到请求，则要向本外交部汇报。

　　高宗无视了清国的反弹。韦贝尔到达汉城后，高宗的使者来访，告知国王担心清国操纵政变，希望俄罗斯派遣数艘军舰常驻仁川港。

　　韦贝尔提出要书面形式的请求，但没有得到。

　　韦贝尔确认了使者确实是国王所派之后，遂将其请求转达给本国，提议派遣两艘军舰。

　　但俄罗斯政府于10月28日（16日）发电报拒绝了此事。

　　韦贝尔观察朝鲜的局势，于11月2日向圣彼得堡发去了第一份意见书，其内容如下：朝鲜在打开国门时，国内产生了欲向日本学习、导入新秩序的“日本党”（译者注：即开化党）。然而“无论是日本的政策，还是日本的商人们，都没能获得朝鲜人的信任”。

　　甲申政变后，日本失去了威信。从那时起，英国人将俄罗斯打算将朝鲜作为保护国的传闻散布开来，以刺激清国政府，迫使其向英国靠拢。

　　因此，对于英国占领巨文岛一事，清国的反应很小，之后还将大院君送回国。大院君肩负着取代亲俄派的高宗的使命。

　　11月，清国派遣袁世凯接替陈树棠担任驻汉城的政府代表，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

　　袁世凯对高宗和朝鲜政府严加约束起来。

　　俄罗斯政府对韦贝尔的意见书很重视，再次展开了一度中断的派遣军舰方案的讨论。

　　海相谢斯塔科夫告知外交部，如有政治需要，海军可以派遣两艘军舰。

　　吉尔斯将讨论结果上奏给皇帝，在得到批准后，于1886年1月28日（16日）给韦贝尔发去了新的训令。

　　由于在朝鲜问题上，清国远比俄罗斯有利，因此必须避免能够发挥这种优势的事态。

　　“清国政府如果武力介入朝鲜，说不定会吞并这个国家，这对我们来讲极其不利，很有可能导致我国和清国的冲突。”

　　“与大清帝国的一切冲突都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种代价依靠战斗的结果终究无法弥补。”

　　关于派遣军舰，训令指出不要让朝鲜政府抱有幻想，并没有完全否定。

　　训令还命韦贝尔要用一切办法支持朝鲜政府反对英国占领巨文岛。

　　高宗无法忍受清国的压力，期待获得俄罗斯的支持。

　　1886年8月5日，他派皇后的族人闵泳翊前往韦贝尔处，控诉袁世凯的“压迫”，请求俄罗斯的援助。

　　闵泳翊说：“万国之中，只有俄罗斯能够将朝鲜从没有出路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我王认为，与俄罗斯建立紧密的同盟关系是维持和平与安宁、发展国家的唯一手段。”

　　他请求韦贝尔接受高宗的信。

　　韦贝尔答应了，8月9日，高宗的信被秘密送来。俄罗斯历史学家贝拉·朴从外交部文书中发现了这封信，是翻译成俄语的文书，内容如下：

　　我国屈服于异国的影响，偏隅一方。

　　/虽有独立的君主，却无法避免受辖于其他强国。

　　朕身为国王，对此深感耻辱、痛心。现在朕立志奋发图强，悉改现状，今后绝不再屈服于他国，朕愿为此倾尽全力，无惧危险与憎恶。

　　若我国与贵国的友好合作能够如唇齿相依般得以进一步深化，则朝鲜与他国的关系或可相应地发生变化。

　　朕对此寄予厚望。深切期待贵官禀告贵国政府，给予朕庇护，绝不弃抛朕，保守秘密，全力而为。

　　使朕作为国王，能够与当世君主并驾齐驱，拥有同等之权力和地位。

　　如果我国与他国发生不和，希望贵国为保障朕一时安全，派遣军舰相护。

　　这封信与落到袁世凯手中并呈报给李鸿章的信函内容大致相同。

　　送信的不是别人，正是闵泳翊，他以朝鲜有“背清引俄”的动向，将这封信交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愤怒了，立即向李鸿章报告，同时开始谋划“废除昏君”、扶植他人登上王位。

　　候选人是高宗胞兄李载冕的儿子李埈镕。高宗受到袁世凯质问，否认了此事，声称信是伪造的，引俄之策亦为政府悬而未决之事。于是，责任被推到了四名高官头上，将他们流放了。

　　袁世凯要求收回交给韦贝尔的信，俄罗斯方面否认收到密信，于是李鸿章又给清国驻俄罗斯公使发去电报，让他照会俄罗斯政府声明那封信不是真的。

　　1885年11月，年仅26岁的袁世凯受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左右朝鲜政局。图为袁世凯与部分子女合影,大约摄于1904年

　　不清楚日本对这件事的反应。不过考虑到井上对高宗第一次行动的怒不可遏，认为应该“约束”高宗的外交，并向清朝政府寻求采取强硬的措施，那么第二次应该更加增强了日本对高宗的不信任。

　　不过，日本看到清国变得如此强硬，或许又产生了其他的不安。日本保持了沉默。

　　在这种紧张状况中，打开僵局的是俄清的直接交涉。

　　此时李鸿章意识到，为了扼制俄朝结合的动向，与俄罗斯缔结协定非常重要。

　　自1886年9月，李鸿章开始与俄罗斯公使馆一等书记官、临时公使拉德任斯基在天津展开交涉。

　　交涉中，俄罗斯方面强调反对清国占领朝鲜，俄罗斯也不会占领朝鲜，而是尊重它的独立。

　　李鸿章说：“如果日本表现出侵略朝鲜的动向，清国就与俄罗斯联络，使其不能占领朝鲜。这样一来，日本也会收回侵略之手吧。”

　　他提议缔结清俄两国保证维持朝鲜现状和领土完整的协定。

　　拉德任斯基表示同意，两人对交换备忘录达成一致，然而，由于清国想在文案中写上清国为朝鲜宗主国的内容，致使交换备忘录最终未能实现，10月24日交涉终止。

　　不过，在巨文岛问题上，拉德任斯基强硬地提出反对英国占领巨文岛，如果英国撤走，俄罗斯可以做出口头保证，也不会占领朝鲜任何地方。

　　清国对此进行斡旋后，英国舰船于1887年2月27日离开了巨文岛。

　　1886年俄罗斯方面再次回归了慎重论，俄罗斯远东当局继续保持消极态度。

　　从1886年10月阿穆尔州总督科尔夫送给亚洲局局长季诺维耶夫的信中，可以窥探出当时远东俄罗斯当局者的态度。

　　科尔夫在信中写道，俄罗斯对朝鲜的政策“不应该追求任何利己的目的，唯一希望的是朝鲜的完整和尽可能的独立”。

　　他还反对在元山获得不冻港的想法。他解释道，如果这样做，俄罗斯领土就必须要在地面上与元山相连，那么不仅是元山，还必须合并整个朝鲜。

　　元山，俄语称拉扎烈夫港，海相谢斯塔科夫也强烈反对获取此地。

　　1886年12月24日（12日）的大臣协商会得出结论，按照谢斯塔科夫的原方案，不寻求除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之外的其他港口。

　　1887年2月7日（1月26日）举行了关于远东局势的特别协商会，与会者同样表达了反对向朝鲜扩大领土的意见。

　　不过，也不希望清国或日本获得朝鲜，对此必须反对，但反对方式只限于使用和平的手段。

　　会议决定强化远东兵力，到年末为止要使海军力量扩充一倍，将战斗舰增至12艘。

　　4月29日（17日），吉尔斯向皇帝上奏，列国不关心朝鲜的命运，面对清国强烈的意志，如果俄罗斯陷入冲突将完全无益。

　　当年8月，冀图从清国独立的高宗，任命朴定阳为驻美公使，沈相学为英、德、俄、意、法公使。

　　这是朝鲜首次向外国派遣公使。

　　然而，因清国的反对，朴定阳一年即被召还，沈相学也未能渡欧。

　　1887年10月，韦贝尔就此事问询了外相对于支持朝鲜政府策略的构想，吉尔斯的回答相当消极，“只有当在朝鲜拥有利害的其他列国……做出同样的决断时，俄罗斯才会敦促清国承认朝鲜派遣公使的权力。”

　　1888年5月8日（4月26日），外相吉尔斯、亚洲局局长季诺维耶夫和科尔夫总督举行了关于朝鲜问题的协商会。汇总该会议的意见书如下：

　　首先，会上讨论了俄罗斯占领朝鲜是否妥当，最后否定了占领论。

　　“获得朝鲜对我们不仅没有任何好处，还有可能带来极其不利的结果。”

　　朝鲜贫穷，没有作为市场的价值。虽然貌似有些矿产资源，但开发需要投入很多资金。

　　在战略上，它虽然有可能成为对俄罗斯有利的据点，但防卫极度困难。

　　“占领朝鲜会破坏我国同清国，以及同样对该国有企图的日本的关系。考虑到我们的立场是要联合清、日，这样做会使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变得很困难。”

　　接着，会议探讨了危险是否正从朝鲜一侧逼近。

　　“朝鲜因其软弱，如果被某个邻国统治，有可能成为我们敌对性目标的工具。”

　　日本在1884年甲申政变时受到来自清国的抵抗，不得不改变其朝鲜观，通过签署《天津条约》消除了彼此纷争。

　　“从那时起，天皇的政府不仅打消了对朝鲜的一切独自的企图，甚至一度看上去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完全不关心，直至最近才终于重新表现出关注保护这个国家不受清国侵略的手段来。”“日本的这种政策方向与我们的见解完全一致，我们应该在这个方向上努力支持东京政府。”

　　很明显，俄罗斯对日本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该意见书认为，清国试图对朝鲜行使更加强大的影响力，就连朝鲜内政也要服从自己的统治，而且它还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朝鲜纳入自己的领土中。

　　出于这种看法，要强烈抵制袁世凯的政策。

　　不过清国由于“担心有可能与俄罗斯公然发生冲突”，继续对将“朝鲜隶属化”的政策采取克制的态度。

　　李鸿章在1886年10月的协定中，约定俄清双方尊重“朝鲜的不可侵犯性”。

　　作为俄罗斯是不希望公然与清国对抗的。

　　俄方也不会发起“任何挑衅性行动”，俄罗斯要说服清国，它对朝鲜没有意图，对朝鲜的庇护政策，只限于维持传统的清韩关系。

　　不过这是有条件的——有必要告知清国，不要妨碍欧美诸国享受其通过与朝鲜签订的条约获得的恩典。

　　如果清国在朝鲜常驻军队，试图确保其势力的征兆变得明显起来，那么俄罗斯就不得不向“对清国施加压力”的方向前进，诸如在俄清边境施加压力等。

　　不过，俄罗斯不希望与清国发生战争。

　　“俄罗斯能够使用的政策极限是在清国领海内进行海军示威，……或者占领朝鲜沿岸的某一地点，那时我们会发出声明，如果清国从朝鲜撤兵，我们也会撤离占领地。”

　　很明显，正如贝拉·朴所指出的，俄罗斯外交部的看法是“朝鲜独立的主要敌人是清国”，而“过低估计了日本入侵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