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梵蒂冈政治宗教关系大解析

　　中国与梵蒂冈政治宗教关系大解析

　　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起码有三个敏感点:

　　首先是梵蒂冈一向反对全球范围内的共产主义力量，其追求纯粹宗教的主张与袒护政治取向并非完全统一；

　　其次是他保持了同台湾的正常邦交；

　　最后是梵蒂冈更希望将缔交国的天主教会纳入梵蒂冈的“道统”体系，既由教皇统一任命该国各教区的主教，规定其领导和管理方式。

　　这和中国天主教目前的“三自”(自立、自养、自传)原则有难以消解的矛盾。

　　目前中国大陆有天主教徒约一千两百万人，神职人员不足两千。

　　有一种非正式的说法，是将他们分为公开教会和地下教会两部分。

　　中国主教傅铁山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申明中国只有一个天主教，“我们每天早上做弥撒的时候，都为同一个教皇祈祷。”

　　他还指着身边的助手张天路神父对记者说，“他父母过去就在所谓‘地下教会’中工作。在所谓"地下教会"时，他受到的神学教育非常肤浅，甚至包括许多反政府的思想。而在真正的教会中，他学到了丰厚的神学知识，还被派出到英国留学。”

　　梵蒂冈有没有可能与中国建交？

　　2001年10月24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发表一份声明，希望中国宽恕罗马天主教在中国所犯的"错误"，并希望促成罗马教廷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

　　当天，在北京举办的一次纪念传教士利玛窦的活动上，有人宣读了这份声明。

　　教皇在这份声明中说:"我对过去这些错误深感难过，我感到遗憾，这些过错令许多人认为罗马天主教不尊重中国人，使他们感到教会对中国持敌视的态度。”

　　这是他继今年3月以来第二次针对中国的道歉。

　　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次日在回应教皇致辞时，对教皇的道歉表示欢迎，但又对教皇没有对"封圣"事件作出明确解释表示遗憾。

　　此外，中国声明与梵蒂冈建交的两项原则依旧不可改变。

　　据法国《费加罗报》的消息，中国与梵蒂冈在过去一年中在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实际进行过达二十次之多的接触。

　　对身体渐衰的约翰—保罗二世而言，与中国建交是生平一大愿望，但至今在这方面进展相当艰难。

　　他近年来一直想出访中国的愿望也因为双方接触的程度，而未能真正成行。

　　新千年以来，中梵恢复中断了五十年之久的正常交流，但发生于2000年10月1日(圣女小德兰生日)的“封圣”事件给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带来阴影，也因此陷入困顿。在“封圣”事件中，约翰—保罗二世宣布120位在中国的殉道者为“圣人”，其中包括87位中国人和23位外籍传教士。

　　尽管保罗二世事后表示不反对和中国政府开诚布公地讨论殖民主义时代问题，但还是深深触动了中国人对于殖民时期历史的伤痛记忆。

　　反过来，2001年1月7日和8月4日，为了解决各教区主教年事已高的问题，中国三自主教团现任主教傅铁山祝圣了八位年轻神父，又遭致了教皇的干涉。

　　这一系列事件充分表明了中梵关系中难以逾越的尖锐矛盾。

　　中梵关系于1952年断交，断交的主要原因出自意识形态的不协和。

　　当时的新中国政府驱逐了一批反新中国的外国传教士，采用三自原则，并承认教会自行祝圣的两位本土主教。

　　梵蒂冈则坚决反对三自，并承认台湾政府，将获得中国政府承认的主教开除出教会。

　　实际上，早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圣公会教士艾伦就诉诸《新约》而呼吁各国教会独立，提出“三自”主张。

　　但这牵涉教会的世界性权力，所以一直遭到梵蒂冈的强烈反对。

　　百年来世界范围的工业化、都市化、交通、信息的发展其实都在促成着世俗化，基督教的很多礼仪法规、组织结构甚至与其他宗教、意识形态关系从60年代初的梵帝冈二次公会议之后也出现了许多根本性的调整，以适应现代生活中的宗教形态。

　　但在根本的权力问题无法解决之前，宗教问题大约难以回避政治问题。

　　改变历史的“梵二会议”

　　从1962持续到1965年的梵第冈第二次公会议被宗教研究者们看作是基督教的重要转折点。

　　它是整个基督教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会议，作出了许多重大的改变。

　　梵二会议不仅掀起了罗马天主教的革新运动，也开创了罗马天主教会与全世界的对话。

　　对话的主要对象是:其他基督教会(包括犹太教)、其他宗教、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

　　天主教会在1869年至1870年召开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开始探讨其现代发展之途。

　　这次会议因普法战争和意大利军队占领罗马而被迫中断，教皇庇护九世宣布大会无限期休会，并自称为“梵蒂冈囚徒”而闭门不出。

　　从此教皇与外界隔绝了大约半个世纪，其隐遁之态使天主教会在世界的影响急遽减少。

　　“梵一”会议通过的《首位信条宪章》强调“教皇永无谬误”、“教皇首席地位”和“教皇权力至上”。

　　1962年10月11日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主持了“梵二”会议，新教的有关教派、前苏联的东正教、各国驻梵蒂冈外交使团和天主教信徒作为列席代表旁听。

　　大会前后分为四期。在1963年教皇保罗六世主持的第二期会议中批准了教会权力分散的原则，承认主教们作为使徒继承人可与教会一道享有管理全教会的权力，这等于修改了“梵一”会议上“教皇永无谬误”、“教皇权力至上”的原则。

　　此外还批准了在宗教礼仪和弥撒中可采用本地语言的提案。

　　在1964年召开的第三期会议中，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思发言，对教会审判伽利略等历史性错误和现代改革进程的缓慢提出批评。

　　他曾批评“教皇无误论”是一种“简单的假设”、“缺乏圣经的传统的证据”，是“唯理主义”和“新经院哲学”风行、人们“缺乏信仰”的结果。

　　1965年第四期会议中，教皇保罗六世以诏书形式宣布，1054年教皇开除东正教会牧首教籍的决定为无效，对由决罚令造成的东西教会大分裂表示遗憾。

　　希腊东正教代表接受了诏书，双方共同声明取消历史上的相互绝罚令。1965年12月8日“梵二”会议结束。

　　“梵二”之后，天主教在政治上开始采取灵活务实的政策。

　　罗马教廷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政治态度上，开始正视现代社会的进程和不同意识形态的现实存在。

　　但教会仍对无神论“极其坚决地加以摒弃”，但又声称这是不得已的一种痛心和痛惜之态。

　　随着东欧、苏联的巨变，约翰—保罗二世于1991年5月1日发表《百年》通谕，又表现出强硬的态度，认为“寻觅一条能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相调和的道路……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

　　“在圣彼得堡大教堂里边，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议在可怕的暴风雨中结束；圣彼得大教堂外边，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在美丽的艳阳天里结束。”

　　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张志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评价“梵二”，引用了布朗乐观的话，但是他仍然认为，在强调信仰的唯一性上，天主教的传统是最典型的，虽然其他宗教也都自称真理在握。

　　他认为，从孔汉思的个人经历就能看出它的保守，孔汉思原来是德国图宾根天主教神学院的教授，由于他对“教皇无误说”的抨击、对天主教排他传统的批判，提出教会必须放弃政治权力和世俗荣誉以及优越感，从现实的实际处境看待教会的存在，竟被革除了教职。

　　如果把宗教放在文化里看，其实任何一种文化强势起来都会暴露出中心主义的特征，一直到19世纪，天主教还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

　　“梵二”的革新开放姿态是积极的，但它其实是被不能回避的两种力量推动的。

　　张志纲认为，世界范围的世俗化以生活现代化以及通讯技术的发展为特征，世俗化的结果是许多宗教功能的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奴隶主义式的服从。

　　在现代社会里，交通的便捷、信息的发展使所有人都看得见其他文化的生活形态，政治格局、经济结构的相互依赖使所有人都必须在与其他文化的交往中生活。

　　天主教也不可能再无视现代社会的现实，不可能再无视其他意识形态的存在。

　　在对现代社会的反思中，很多教徒也开始向其他宗教寻找精神资源。

　　另外，历史学、宗教学的研究都在开拓文化多元的观念，斯宾格勒比较了8种文化形态，汤因比划分了26种文明形态。

　　宗教学家马斯纽勒在1917年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各种宗教现象时，还受到左右夹攻，但现在这已经是常识。

　　哈佛大学宗教学的学位都要求了解两种以上的宗教，还会请不信佛教的人来讲佛教。

　　张志纲说，百年来的宗教学研究表明，信仰宗教一般都出于很自然的原因，生在意大利就信天主教，生在泰国就信佛教，生在英格兰就信新教，生在中国很难没有不受儒学佛学影响。

　　张志纲还认为，虽然作为常识，宗教间、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在进行，但其中也有很不同的立场。

　　排他论仍然是最传统、也是最普遍的立场，我们从世界范围内不绝的冲突中就知道这种立场的普遍。

　　孔汉斯等一批参与起草《全球伦理》的宗教人士坚持一种兼容的立场，但梵蒂冈二次公会议之后，一方面讲有条件的开放，一方面还是坚持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唯一性，把其他宗教徒都看成是“匿名的基督徒”。

　　教皇能道歉，是因为天主教的历史包袱很多，这是梵蒂冈不能不面对的。

　　1842年，《南京条约》并列了两条条款:外国商人可以在中国贩卖鸦片，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各地传教。

　　传教士和商人、士兵一起成了欧洲列强扩张的有机部分，同时也利用教堂、学校、医院带来了西方文明的传播。据孔汉思的统计，20世纪30年代时，35%的中国知识精英受的是教会教育，90%的护士是基督徒，70%的医院是教会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