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文工团在大连

　　韩光同志在东北三省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上，谈到大连解放初期对知识青年的宣传教育工作时说：“值得特别提出的是，1946年上半年，以沙蒙、王大化等同志为首的东北文工团，在大连戏剧、音乐舞台上做出了很好的贡献。这点，使我一直不能忘怀。”

　　东北文工团是1946年3月受东北局指示到大连的。赴大连的文工团团长是沙蒙，支部书记是于蓝(当时用名韩地)，秘书是张平，还有王大化、何文今、刘炽、李牧、颜一烟、张守维、李凝、林农(当时用名苏文)、杜粹远、黄准、欧阳儒秋、李百万等，都是从延安来的同志。

　　当时的大连，党的组织已经建立，公安总局、职工总会、农会等组织积极开展了工作。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殖民统治，解放前的大连市民很少知道抗战真相，可以说根本不了解共产党和八路军8年抗战的功绩，加上国民党先我们2个月进大连，进行了大量的反动宣传，不少人都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主力”，蒋介石是抗战的“英雄”。特别是在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和学生中，“正统”思想严重，以为“共产党土”、“八路军土”、“只懂农村，不懂城市”。尽管当时通过报纸、电台宣传，还出版革命书刊、印发宣传材料、召开报告会、讲演会，派人到学校去讲课，但收效一直不理想。就在党组织对城市知识青年中的问题感到棘手的时候，东北文工团来到大连，以革命文艺为武器，开展工作，打开局面，把大批知识青年吸引到革命行列里来。

　　据东北文工团的老同志回忆，文工团原来准备在大连上演《兄妹开荒》、《把眼光放远一点》等主要反映农民生活的节目。市委书记韩光同志向文工团的同志介绍了大连的情况，希望他们以文艺为武器，着重解决—部分知识青年、学生的思想问题，巩固政权。针对大连知识青年的思想问题，韩光同志恳切希望文工团能把曹禺先生的《日出》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搬上舞台，先争取观众，再进行宣传，扩大影响。文工团尽管事先没有这个准备，还是高兴地接受了市委交给的光荣任务。

　　3月17日，是东北文工团公演的第一天。当年的报纸记载：“上友好电影院”(即今大连艺术剧场)门庭若市，人如流水。买到票的人兴高采烈，早早进场；没有买到票的人还在门外徘徊，不愿离去。第一台节目是音乐会，有充满胜利喜悦的合唱《八·一五》，有民歌风味的《胜利鼓舞》，有反映东北人民苦难的《长城谣》，还有一些苏联歌曲。音乐会下半场，文工团全体成员上场，演唱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歌声把观众带到孕育了伟大民族的黄河之滨，带回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艰难岁月。大连人民40年来第一次听到自己同胞引吭高歌这样雄壮激越的歌曲，不由得热血沸腾，掌声雷动。大连人民从东北文工团的歌声里听到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懂得了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抗战胜利的历程，纷纷要求文工团派出歌手每天到广播电台教唱，并希望印发歌谱，让大连新歌咏活动蓬勃开展起来。群众的要求立即得到文工团的响应。公演6天以后，大连广播电台就开始举办教唱歌曲节目，杜粹远、李百万、黄准、江巍等同志先后在电台教唱革命歌曲，一扫大连街头的靡靡之音，滨城到处充满了革命的歌声。

　　东北文工团紧接着排演了《日出》，主要演员全部登场。于蓝扮演陈白露，林农扮演潘经理，张平扮演李石卿，颜一烟扮演顾八奶奶，王大化扮演胡四……个个都演得惟妙惟肖，生动逼真。观众被高超的演技征服了，纷纷说，共产党不“土”，共产党里有人才。戏接连演出了几十场，反映空前强烈，影响越来越大，深深地打动了大连青年的心，他们认识到共产党里有人才，懂艺术。文工团的演出成了一座桥梁，使我们党同青年们的联系日趋密切。不少原先怀疑东北文工团不能演大戏的人，看了演出以后，纷纷要求参加东北文工团。

　　东北文工团一到大连，就和大连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刘炽同志回忆当年情景，记忆犹新。纪念“五四”青年节那天，大连青年在联合中学召开纪念会，为防万一，会场前边都是文工团创办的音乐讲座的学员和海星合唱团团员。刘炽同志刚起唱冯文彬作词、吕骥作曲的《“五四”纪念歌》，下边就有人哼起国民党党歌。刘炽紧握拳头，用力指挥，在场青年放声高歌，嘹亮、雄壮的歌声把低声哼唱的声音淹没了。

　　“五一”节以后，东北文工团在大连上演了3个抗战话剧：《我们的乡村》、  《祖国的土地》和《把眼光放远一点》。当年《人民呼声》报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有一次文工团演出《祖国的土地》，突然停电了，剧场一片黑暗。有人担心停电会扰乱剧场的演出，可是观众非常安静，舞台上点起了蜡烛，剧在烛光下继续演出。公演的最后一天正好是星期天，剧场门口拥挤的人群像潮水一样。据当年《人民呼声》报报道，眼看开演的时间就要到了，许多没有买到票的人急得团团转。文工团看门的工作人员被大家的热情深深地感染了，打开门栏，让大家涌了进去，挤在剧场后边观看。

　　文工团的演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赢得了人心。文工团又决定上演秧歌剧《血泪仇》，正面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面目。《血泪仇》原是马健翎同志创作的秦腔剧，贺敬之、张水华、王大化、马可、刘炽等同志将秦腔本改编成秧歌剧，在延安演出时引起轰动。文工团要演这个剧，手头又没有剧本。据颜一烟同志回忆，她和王大化凭着过去的记忆，一边编写剧本，一边排练。经过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不到20天，文工团就向大连人民作了第4次献演。《血泪仇》就像一本爱憎分明的教科书，使观众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人民的本质，懂得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幸福的道路。

　　东北文工团演出期间，大连的《人民呼声》报、《新生时报》几乎天天登载评论文章，除了赞扬文工团的演出外，还有力驳斥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对革命文艺的诬蔑和中伤。有一篇文章说：“也许有人要说，这剧是在进行宣传，你说是宣传就是宣传吧，反正真理是应该宣传的，真理不应保守、关门、秘密，真理就是要人知道，倘若做到真理变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话，那么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

　　据当时文字记载，东北文工团在大连5个月，演出10场《黄河大合唱》、10场《日出》、15场抗战独幕剧、25场《血泪仇》，还演了2场《兄妹开荒》，传播了革命文艺，争取了广大群众。他们还在大连扶持当地文艺团体，普及革命文艺，发展文艺队伍，帮助7个职业、业余剧团排演或公演，帮助成立了3个剧团，对外提供了19种剧本，还为中苏友协举办了戏剧讲座，与广播电台举办了音乐讲习班，组织了大连解放后第一个群众合唱团——海星合唱团，为大连培养了一大批文艺人才。这些同志后来成为大连和全国许多文艺团体的领导和专业骨干。

　　东北文工团在大连还做了大量的编辑出版工作，出版了《什么是戏剧》、《演剧教程》、《论演员创作》等。还在大连报纸上出版了戏剧周刊13期，海燕文艺副刊4期，散见在各报刊的文章就有30多万字。

　　文工团不但演戏，辅导群众文艺，而且积极参加市委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据于蓝、张平等同志回忆，市委当时还处于秘密状态，同志们在外面只能互相称先生、小姐，回到市委开会，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高兴得在地毯上翻跟头。市委机关人手少，常请东北文工团的同志们帮忙。于蓝同志就常在市委组织部帮助工作，担任会议记录。王大化在大连还曾画过大幅鲁迅先生的肖像画，送到纪念“五四”的会场。市政府动员穷苦人民搬进日本人遣返后空下来的房子，文工团在街头竖起“搬出贫民窟”的宣传画。颜一烟和李凝还写了一首《谁叫咱们住上好房子》的歌登在报上，广为流传。市教育局编的小学教科书送到文工团，他们也认真、热情地帮助修改。大连人民也把东北文工团当成自己人。1946年6月召开的大连中苏友协会员代表大会上，沙蒙被选为23名委员之一，王大化被选为4名候补委员之一。

　　东北文工团在大连紧张工作了5个多月，把延安青年的活力和革命精神带到了大连，把革命文艺带到了大连，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此后，大连陆续成立了话剧团、歌舞团，东北文工团播下的革命文艺火种，在大连发芽开花，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1946年8月24日，东北文工团奉上级指示，离开大连经安东，越朝鲜，过图们江北上，开赴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