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开国大将曾做过毛泽东秘书向毛学习打仗
谭政 资料图
一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开国大将谭政，是10名大将中唯一以部队政工业绩突出而被授此殊荣者。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奉命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有幸从领袖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得到了良好历练，提高了政工才能。
起义结识老同学
1927年9月，谭政作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改编自军阀朱培德的江西省陆军暂编第一师)团部书记，随部队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失利后，工农革命军余部向井冈山转移，于9月29日抵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已由起义初的5000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建制严重不全，官兵士气低落。毛泽东连夜主持召开会议，作出3项决定：一是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仅有第一、第三2个营，共7个连队，谭政被编入由多余的干部组成的军官队;二是将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首次为工农革命军建立了集体领导制度;三是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
经三湾改编后，工农革命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继续向井冈山开进。在宁冈古城，因行军途中情况险恶，故毛泽东决定兵分两路，左路由自己率领，包括第三营、第一营的第一连，加上团部特务连和军官队。当左路部队抵达江西遂川的大汾宿营时，于10月24日凌晨突遭反动民团围攻，大家按上级指示分散往荆竹山方向突围。谭政冲出包围，趁着大雾向北边的大山狂奔，在大山坳附近的山上喜遇特务连党代表罗荣桓。他们两个早在秋收起义前就熟识，因而当谭政急切地想知道毛泽东的情况时，罗荣桓便指着荆竹山前的一个村子说：毛委员在那里等着队伍。
一见到毛泽东，罗荣桓便向他介绍说：“这是谭政，军官队的。”
“噢，军官队的也来啦，好啊!”毛泽东一边紧握着谭政的手，一边上下打量着他，问道：“你是哪里人?”罗荣桓接话说：“他是湖南湘乡的。”
毛泽东满面春风地对谭政说：“我俩都是湘潭的，湘乡、湘潭可是邻居哟，这一次我们叫肖家璧打了个偷袭。这一仗也好，把我们3个湘人打上井冈山喽。我们三人，湖南三湘，同饮湘江水成人，同走一路上井冈。”
10月末，在农民武装首领王佐的接应下，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余部顺利抵达井冈山，开始休整训练。军官队被改为教导队，谭政也下连队投入紧张的军事训练。不久，经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等二人介绍，21岁的谭政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天晚上，毛泽东将结束了训练的谭政找来拉家常，当得知他毕业于湘乡县立东山学堂(又称县立第二高小)时，便兴奋地说：“你是从东山学堂毕业的，我也是东山学堂的毕业生，那么我们就是同学哦!”
谭政连忙说：“不，你应该是我的先生。”
毛泽东纠正说：“哪能这么说呢?同学就是同学嘛!我是东山学堂的戊班，算你的师兄，你是哪班的?”
谭政回答说：“我是十六班的，陈赓是九班，我比他晚几年。”
了解到谭政毕业之初曾在家乡任教，后经陈赓引荐，投身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总部特务营，相继担任连部文书、营部书记官，因而有些熟识的同志便直呼他为“师爷”的经历后，毛泽东说：“叫你师爷，说你是有知识的武官。我们都是知识分子，不管师爷也好，书记官也好，革命的，要在中国实行工农武装革命，就要好好向工人、农民、士兵学习，在革命斗争中好好锻炼自己。”
当得知陈赓就是谭政的妻兄时，毛泽东饶有兴致地问道：“那么你的岳父就是陈绍纯老先生?”
“是啊。他老人家一直很看重我，把我当作他自家人。”
“谭政，那你原来的名字是不是叫谭清河?”
“我原来的名字比较封建，叫谭世铭，学名叫谭清河，我到汉口见到陈赓后，陈赓建议我说，加入国民革命军要有一个新的面貌，我就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难怪啦，你老岳丈陈绍纯先生给我讲过他有个女婿叫谭清河。好了，今天对上号了!”
“我岳父也跟我讲过你，要我一定找到湘潭韶山冲的毛润之，见到毛润之的时候，对他说：湘乡二都柳树铺的陈绍纯接受他的主张，把陈赓等几个儿女都教育成人送去革命了，现在又送来了四婿谭清河。还说，你日后一定能教导指引我走上正道的。”
“你老岳丈是个大好人啊!他乐善好施，同情贫苦人民，支持共产党人闹革命。陈绍纯先生是革命有功之臣哟，将来革命成功，谭政你领着我去看望他老人家!”
这次促膝长谈，既加深了谭政与毛泽东两人的相互了解，也促进了他们的亲密关系。
给毛泽东做秘书
此后，谭政带着宣传队，随工农革命军克茶陵、占遂川，在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工作中不断得到锻炼提高。
1928年2月中旬的一天，谭政刚从江西省遂川县西北重镇——草林回到井冈山，就被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政治部主任宛希先告知，新任前委书记毛泽东要他去一趟。于是，谭政急忙赶到位于井冈山砻市的毛泽东住所。
一进门，只见毛泽东正在埋头批阅文件。抬头见谭政进来，毛泽东指着旁边的凳子让他坐。谭政以为毛泽东要询问了解草林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的情况，岂料他亲热地说：你那老岳父可是对社会、对革命有贡献的人喽!去年的上半年，我在湖南家乡搞农民运动考察的时候，也到湘乡去了，见到了陈绍纯先生，陈先生还对我说，他把大儿子陈赓打发出去了，二儿子、三儿子也去闹革命了，这不，女婿谭世铭近日也去汉口投奔国民革命军了!紧接着，他又询问了谭政以前当小学教师和在军队任书记官的情况，然后说：你这个书记官不错嘛，三湾改编被编到军官队，不少人跑掉了，你没有跑，上了井冈山，还入了党。我听希先同志讲，你的古文基础好，字也写得工整，也算咱们工农革命军一位秀才啊。我看你就到前委来做书记官吧。
到工农革命军指挥部工作，这令谭政惊喜万分，他立即站起来，表示现在就去前委报到。
毛泽东忙笑着示意他坐下，说：“哈哈!前委就在这儿，我一个书记，加上你一个秘书，还有个警卫员杨开富同志。从今天起我们同甘共苦同舟共济了。我在里屋，你就在这外屋。向老乡借张桌子和一把凳子，再借一块门板搭个铺一块工作，一块生活。”继之，他又半开玩笑地说，“谭政同志，可别忘了咱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啊!借了老百姓的桌子、凳子和门板，走的时候要归还，损坏了要赔偿的喔!”
把一切安顿好了之后，谭政走进里屋向毛泽东请示对近日工作的安排，但毛泽东却要他讲一下在草林、左安一带搞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事。听完谭政有条有理的汇报后，毛泽东连声称赞：“搞得好，搞得好!”
2月17日，谭政随毛泽东来到茅坪，在攀龙书院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专门研究部署攻打新城的事。在会上，毛泽东首先具体细致地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然后提出了“围三缺一，网开一面”的战略部署，得到大家首肯。会后，谭政奉命跟团参谋长朱云卿学习起草攻打新城的作战命令。从此，他得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学习军事工作了。
当晚，工农革命军根据新城东南北三面环山，西面平坦低洼的地形特点，以少数兵力在东、南、北山岗布设阵地。山上遍插红旗，满山树立着穿军装的稻草人，人声喧哗，战马嘶鸣，造成重点围城态势。而主力则埋伏在西面大路两旁的密林中，静待敌人上钩。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但见东、南、北三面我军杀声震天，枪“炮”(洋铁桶里放爆竹)齐鸣。城内敌军见状，慌忙朝着他们发现的目标开枪放炮。这一切，被站在新城南面棋山上的谭政和毛泽东看得一清二楚。
正当战事激烈时，毛泽东突然向谭政要来纸和笔，匆匆将纸垫在膝盖上写了3张条子，让谭政速交传令兵分送到攻城部队。这3张条子是毛泽东适时调整战术的命令：其一命令攻击南门和北门的一团三营进行佯攻，以吸引敌人兵力火力;其二命令一团一营集中兵力，采用“火攻”战术猛攻东面朝阳门，突破敌防线，以迫使敌人向西逃跑;其三命令二团一营趁敌人混乱之机全线出击。这3道命令落实后，工农革命军很快便全歼守敌，并活捉了宁冈县敌县长。
新城大捷后，宁冈工农兵政府在砻市成立，这是继茶陵、遂川之后成立的第三个工农兵政府，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从此，工农革命军一边深入发动组织群众，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一边开始军事整训。
一天，谭政正在誊抄一份文件，忽见一个五花大绑的青年军官被押送进来。他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这不是跟自己一同参加秋收起义、一起上井冈山的军官教导队副队长陈伯钧吗?遂赶紧进里屋向毛泽东报告。
原来，在训练中陈伯钧的枪不慎走火，打死了教导队队长。为此，毛泽东立即主持召开了前委全体委员会议，谭政列席会议做记录。
在会上，大多数前委委员认为按照打死人偿命的规定，应马上处死陈伯钧。听完大家的意见，一直沉默不语的毛泽东最后发言：陈伯钧致死人命，是枪不慎走火造成的，纯属意外，情有可原，加之教导队队长已经死了，再杀掉陈伯钧也于事无补。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下，经过再次讨论，前委会最终决定对陈伯钧从轻发落。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决定竟为后来的新中国保留了一位上将。当晚，谭政深有感触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毛委员这种处理办法，教育了我们多少同志啊!”
3月初，受到“左”倾思想影响的中共湘南特委对毛泽东进行批判，并撤销了前敌委员会，成立“师委”，毛泽东改任师长。这样一来，谭政的前委秘书一职自然不复存在。但他依旧与毛泽东住在一起，一道工作。
4月28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的两支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任军长，毛任军党代表。不久，毛泽东又恢复了前委书记一职，并兼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等数职，肩负的担子更重了，熬夜的时候更多了。谭政也陪着他熬夜，将毛泽东撰写、修改的报告或决议等文稿，抄了改，再改再抄，从中逐渐领悟了毛泽东的深邃见解，学到了他考虑和解决问题的独特思路。
1928年8月，由于湖南省委的错误领导，红四军遭受重大损失，史称“八月失败”。经历“八月失败”以后，时任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致信毛泽东，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正是当时红军中一度弥漫的悲观失望情绪的突出表现。毛泽东遂有针对性地撰写了《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被该会审议通过。这一决议案以湘赣边界五县和茶陵特区为样板，提出了农村根据地建设、发展应注意的问题和工作方针，在对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的同时，也解答了林彪的疑虑。参与这项工作的谭政后来回忆说：“当时誊抄的毛泽东同志改写的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起了重要作用，应当称之为党的历史文献。这个决议案的形成，也不是一次改就的，尤其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写的第一部分，就修改了几次，每改一次，我誊抄一次，等于学习一遍，对我的教育特别深刻。这个决议案第一部分的题目叫做《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改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次，在跟谭政谈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如何才能得到巩固发展并有哪些经验教训时，毛泽东说：“你还记得工农革命军打下茶陵后，犯了不做群众工作、不打土豪筹款的错误吗?他们不懂得工农革命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还有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哩，说这是地方政府的事。而当时我们成立起来的县政府呢，还是沿用国民党旧政府收税、告状、过堂一套官僚老办法，不替人民群众说话、撑腰、办事情，还能不失败?有失败，才会有成功。谭政，你相不相信这个话?”谭政听了一个劲地点头。
1929年1月，为了粉碎湘、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阀部队联合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在宁冈县的柏露村主持召开会议，作出了红军主力撤离井冈山，转进赣南、闽西，以便调动敌人，在更广大的地区同其展开游击战的军事部署。散会后，毛泽东连夜起草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交谭政立马印制。谭政对这一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布告爱不释手，连看几遍，将几处不易辨认的字改工整了，便组织人手刻印。
及至印完了布告，夜已深沉。毛泽东告诉谭政，为了加强部队战斗力量，要派他去三十一团担任团党委秘书。见谭政似乎有点不情愿，毛泽东走过来为他点起一支烟，说：谭政啊，你还记得秋收暴动攻打县城，还准备攻打长沙，打了败仗那个灰心丧气的狼狈情景吗?是不是打了那些个败仗，还不会使人们认识到攻打大城市的战略错误。也由于吃了败仗，才逼迫我们上了井冈山。你说是不是?红军吃了那么多败仗，而能够发展，井冈山的斗争那么艰苦困难，不少人还提出“红旗到底打多久”，而红军的军心不散，靠的是什么?
想起前不久帮毛泽东誊抄的那份关于井冈山斗争的情况报告，谭政立刻回答说：靠的是红军的政治工作。除了“支部建在连上”，还有对红军士兵的政治教育，对被俘敌军官兵的改造使用，红军内部实行民主主义。毛泽东一听高兴地笑了：你记得不错，我们刚写完给中央的报告，政治工作是我们的生命线，这一条，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1月14日清晨，谭政带着油印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挥泪告别毛泽东，奔赴新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