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苹果文化寻根
烟台苹果经过四百多年的历练，走过了一条属于它自己的路径，清晰地折射出一部厚重的文化史，有苦涩也有甘甜，有荆棘也有鲜花，有风雨也有阳光，有坎坷也有坦途。写在纸上的是文化，写在山川里的、大地上的、记忆中的更是文化，而且是第一手文化，是原生态文化，是纯粹的文化，是有价值的文化。
回望一个半世纪烟台苹果的前行脚步，艰难过、辉煌过、迟疑过、跨越过……深浅不一的脚印，串连起延绵不断的文化珍珠。如今，品味着烟台苹果积淀的百年文化，深感底蕴丰厚，我们有责任加倍珍惜它，更有责任正确、流畅和潇洒地书写它。
中西合璧 品质独特
烟台苹果栽培历史悠久，明朝万历46年（1618年）的《福山县志》卷一“地理土产类”中记载福山境内栽培有“花红”等；清顺治17年（1660年）的《邓州府志》记载着“黄县名产频婆、花红、楸子”；清康熙12年（1673年）的《福山县志》记载果类中有苹果、花红等；清同治11年（1872年）《黄县志》记载苹果“曰频婆、曰花红、曰楸子”。这些史料证明，烟台苹果文化寻根之1618年以前。但那时的苹果栽培均属于小苹果品种，也就是通常说的本地苹果。
1861年烟台开埠，美国传教士倪维斯夫妇在跋涉乡村的传教中，发现烟台地区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与他的家乡美国纽约州非常相似。于是，他便决定发挥自己的特长，把西方水果的优良品种引进烟台，作为他与烟台人民情感交流的“桥头堡”。1864年，利用回国为夫人治病之机，在美国及欧洲等地积极搜寻优良水果品种。1871年，倪维斯夫妇回到烟台，带回了一批西洋苹果、西洋梨、美洲葡萄、大樱桃、欧洲李子等果树苗木，在烟台毓璜顶东南山麓购得坡地十余亩，建起了“广兴果园”。几年后，结出了与本地苹果截然不同的果实，个儿大、皮儿薄、汁儿多、肉儿脆，酸甜可口，并且耐储存。这样的品种实属罕见，抓住了当地百姓的眼球，大家羡慕不已，摩拳擦掌地想嫁接自家的本地小苹果。
1899年，年仅18岁的福山绍瑞口村果农唐殿功经常到烟台做买卖，看到“广兴果园”的苹果时，便急不可待地设法引种。回家后将枝条嫁接在平岚沟自家的秋子海棠等苗木上。三年后，嫁接的果树开花结果，果实个大、色青、味香，优越于西洋苹果，它浓郁的香味类似南方的香蕉，应该称谓“青香蕉”苹果，就这样“青香蕉”这个名字在绍瑞口村诞生了。不久，紫埠村李锡伍嫁接培育的“红香蕉”也开始结果。从此，有了一个让中国人至今挥之不去、口口相传的名字：“青香蕉、红香蕉”。“广兴果园”周围的老百姓通过各种途径索取西洋苹果枝条，与当地苹果相嫁接，很快在烟台南山一带出现了蔚为壮观的苹果园。自此，烟台成为我国西洋苹果与本地苹果相嫁接的发祥地。北京农业大学孟新法教授1958年到绍瑞口村进行苹果专业教学，回京后，他撰文写到：“绍瑞口一带的‘青香蕉’苹果确实有突出的特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具有非常浓郁的香味。”品质独特的信息一经传递，便引来各路财神，充分利用烟台独特的自然优势，发展规模不等的各种果园。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福山、牟平、黄县为中心的苹果栽培已具相当规模。据1932年12月《胶济铁路调查报告》记载，烟台苹果总产量已达10万担。到抗日战争前夕的1936年，仅烟台、福山、牟平的苹果栽培面积就发展到28512亩，160余万株，总产2486.5万公斤，形成了烟台西洋苹果栽培的第一个鼎盛时期。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烟台，把人民群众推进了水深火热之中，苹果生产遭受了严重破坏。1945年，又起内战，炮火连天，苹果生产再遭劫难，雪上加霜，迅速跌入低谷。
科技创新，引领发展
1948年，烟台二次解放，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涅槃后的烟台苹果枯木逢春，再吐新芽，再展新容。据1950年3月4日《胶东日报》报道，“福山农民恢复果园，去年以来新栽植苹果1398亩。”面对广大果农空前高涨的生产热情，党和政府顺势而为，推波助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扶持果农发展生产。一是，在政策上给力。政府规定种植苹果和其他农作物一样按土地级别纳税，果农可以优先贷款购置生产资料。二是，在技术上加力。1948年12月，胶东行署成立了“胶东果树技术指导所”，这为烟台苹果产业的迅猛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果树所组织全地区的科技力量，编成不同层次的团队，走进农村、走近农民、贴近大地，分赴到村村社社，对果农进行面对面、手把手、心贴心、实打实地培训指导。福山县绍瑞口村是当时全地区果园发展的先进典型，果树所就以这个村为重点，开展一系列的技术创新活动。三是，在典型上着力。1951年，烟台果树所派专家章宗江、吴国祥等深入到绍瑞口村培养典型，树立典型，亲自指导果农张成瑞的山地苹果丰产试验。章宗江、吴国祥等技术人员指导他采用果树修剪新技术，帮助他学习科学施药新知识，引导他更新疏花疏果新理念。经过一年的努力，1952年，苹果获得大丰收，亩产猛增到五千多斤。1953年，亩产超万斤，1.8亩果园总产22004斤，创全国最高纪录，张成瑞光荣地被评为县劳动模范，被选为省人大代表。
实践证明，科技是产业发展的活力源泉，每一次科技创新，必然带来每一次的产业腾飞。然而，科技的力量不仅催生果业发展，而且创新的过程就像一缕清新的春风，将技术革新再度带进一个新天地。先进的典型经验引起各路专家学者的关心和关注，纷纷沓至而来，考察、了解，论证、总结烟台苹果的发展经验和发展趋势。现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农业大学教授束怀瑞先生，于1957年到福山调研，向果农介绍青香蕉的结果习性，传授旱地果园保水保肥的管理经验。为了将果树科技的根深深地扎在基层，1956年，省果树研究所亲自指导绍瑞口村组建果树试验小组，主要成员由勤于学习、善于研究、勇于探索，品行端正、思想进步、热爱劳动的优秀中青年高学先、张成瑞、唐玉珍、徐美玲、孙德良等人组成。1958年，又在果树试验小组的基础上，成立起果树生产示范队，建立了1-5号试验园，进行不同品种的科学管理试验，每个品种亩产均达到8000-10000斤，树立起全国的丰产标杆。
要让果树变成农民的摇钱树，这是科技人员肩负的神圣责任和光荣使命。几年过去，苹果栽培技术很快普及到村、到户、到树。整形修剪，深翻扩穴，增施肥料，人工授粉，疏花蔬果，病虫害测报以及改造低产旺树等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经济效益日趋攀升。
学者的足音，吹响了新春的号角。进入上世纪80年代，烟台苹果栽培面积及产量又创历史新纪录，到1985年，全市苹果栽培面积达134.27万亩，总产量53868.5万公斤。主要品种有国光、青香蕉、红香蕉、金帅、秋花皮、红玉等。幼树主要有红富士、烟青、新红星等。至此，烟台苹果的品种出现一个新的转机，已由青香蕉、红香蕉、国光等品种改植为日本红富士。经过实践、试验，烟台的科技工作者，又培育出烟富1—3号、烟富1—6号，烟嘎1—2号等新品种，其品质更加优越，目前全市已发展到240多万亩，总产达到400多万吨。
市场开拓 高潮迭起
早在清朝末期，烟台苹果就走俏海内外市场。那时的流通渠道主要是由私人果品商行分头收购苹果，然后，再由清政府设在烟台海关的招商局，统一包装，统一装船，统一外运。据1915年《满洲之果树》记载，烟台果品行百余家，董事行有“兴盛东、永顺盛、同茂祥、新泰成”等十六家。其中“同茂祥’等在西沙旺建有果园，做到产销一条龙。据史料记载，“果实由轮船输送者以上海为主，海参崴、天津、大连、仁川等副之。其交易之状态以本年需用而定”。
民国初期，1918年烟台成立“果业公所”，帮助果商与船行联系，协调果品外运。最具典型性、代表性的福山县，1932年，全县年产苹果600多万斤，其中550多万斤销往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等地。成稿于1939年的《山东烟台青岛威海卫果树园艺调查报告》中指出，抗日战争前，农历逢三、八日，在烟台奇山所城内进行果品交易。届时，果农人挑、畜驮将水果由产地运往烟台奇山所城内，由“新兴泰”等三十七家商行、货栈集中收购，通过陆路销往本省及上海、南京等地，通过水路经香港转销菲律宾及南洋等地。史料佐证20世纪初，烟台苹果就香飘四海，驰名中外，叫响全国，影响世界，已成为百姓们口中叫得响的品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苹果的销售工作。各级政府相继成立了供销合作社等商业机构，统一经营苹果业务。1950年，烟台就建立起国营销售机构：一是山东省烟台货栈烟福牟合作总社联合水果推销部；二是烟台市人民政府工商局设立的蔬菜水果交易市场水果推销部。同时，政府将仅存的35家私人水果商行改组成七个水果经营小组。1951年，莱阳专署成立国营莱阳土产公司和富民土产联社等机构，负责收购干鲜果品。之后，政府不断加大销售力度，建立起烟台果品站、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等机构，为苹果的内销与出口架起了桥梁，铺平了道路。1979年，全地区收购苹果达32000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一步跨入分散经营的市场经济。如何实现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有效对接，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命题。对此，烟台市委、市政府把开展果品促销活动、开拓苹果销售市场作为全市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积极组织苹果加工经销企业南征北战，东进西出，在国内的大中城市举办苹果促销活动，大力拓展苹果销售市场。2003年，市政府精心组织和策划了烟台苹果宣传广告，在中央电视台四套节目的重要时段，连续播出3个月。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又为烟台苹果广告宣传投资上千万元，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连播五年，每年滚动播放四个月，进一步强化烟台苹果的品牌形象。为维护烟台苹果的百年声誉，市里投资建立起国家级苹果检验检测中心，县里成立起检测站，坚持从生产到销售，每个环节、每道工序跟踪检测把关，并建档上网，公开向消费者作出绿色食品的承诺。由于质量上乘，“十一五”期间烟台苹果出口数量迅速增长，由“十五”时期的25万吨很快增加到60多万吨，占全国出口总量的1/4，持续领衔全国地级市水平，领跑国内外市场。
文化积淀 底蕴厚重
苹果丰收不忘党恩。1953年，福山县绍瑞口村果农、县劳动模范张成瑞创出了亩产万余斤的高产，在欢庆的日子里，他和本村果农、县劳动模范陈培田共同商定，各自精选“青香蕉”苹果一箱，邮寄给北京的党中央、毛主席，表达翻身果农对党的一片深情。1956年，福山“红星高级农业社”，夺得苹果丰收后，在省劳动模范、社长郑文喜的提议下，精选两箱（每箱40斤）“红香蕉”苹果寄送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久，国务院汇款一百元给“红星社”，并回信致谢，同时表明党中央拒绝收受礼品。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福山苹果对党中央国家机关、中央军委实行“特供”，并用来招待国际来宾。
进入21世纪，品牌主宰天下，品牌引领流通、品牌引导消费、品牌引擎市场、品牌领衔产业。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农业领域买方市场已成定局，在农产品同质化比较突出的年代，价格大战已进入白热化。市场竞争已由单纯产品价格和质量的竞争，转化为内在的信任度、知名度、美誉度以及品牌驰名度为主导的综合实力的竞争。2008年，烟台市苹果协会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将烟台苹果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至此，烟台苹果得到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其身价大幅提升，在2009年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中，烟台苹果品牌评估为80.97亿元，2011年评估为92亿元，成为引领中国果类产品的第一品牌。2010年上海世博会，山东馆把拥有中国地理标志品牌的“烟台苹果”、“莱阳梨”选入馆内，面向全中国、全世界进行展示、展览和展销。牟平绿箭苹果专业合作社凭借着烟台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查询追溯条码以及检验检测报告等凭证，获得“中国上海世博会联合国馆特许经营商品”授权书，在世博会联合国馆进行销售。莱阳俊杰食品有限公司精选30万个、每个价值10多元钱的烟台苹果，送往德国馆，让欧洲人品尝到正宗的“烟台苹果”。烟台苹果握手拥抱世博会，意味着作为中国果业第一品牌的烟台苹果，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2011年，“烟台苹果”又上升为中国驰名商标，不仅仅是地域标志，而且是质量标志、信誉标志，还是一座城市的标志，这就决定了驰名商标所负载的烟台苹果，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无尽的财富价值，比企业品牌具有更高的品牌效益。在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的比较中，其特征尤为明显。烟台苹果驰名商标不仅是烟台的、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
烟台苹果稳步发展恰逢其时，要沿着历史变迁的足迹，顺应时代前行的鼓点，把握产业发展的脉络，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拓宽新视野，开辟新路径，让烟台苹果文化的历史画卷不断地向前延伸舒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