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我与胡适先生一段湮没的红学交流史
日前，忽然接到宋广波先生寄给我的一份快递邮件，内有信函说明他曾赴台访学停留两月之久，获得了胡适之先生在拙著《红楼梦新证》上面批注的手迹，十分珍惜可贵。返京后，特意惠示于我，这真是我近年来罕有的一件望外之喜事。我对宋先生这样的高情盛谊，不知以何言词方能略表我的深深感谢之情。我读了这些批注手迹(38页复印件)之后，思绪联翩，一时之间交集于胸怀，想说的话也都纷纷涌向笔舌之间。因念及今年何年?正值岁在戊子，六十年前的那一个戊子，我在老北京东城的东厂胡同拜访了胡先生，并承他亲手借给我甲戌石头记的真本。在当年的暑假，四兄祜昌和我尽了两月之力录成了一部副本。同年秋天胡先生又把有正书局的石印的戚序大字本和手写本《四松堂集》借给了我(他托孙楷第先生转交)。于是我开始细校甲戌、庚辰、戚序三真本，并写出了《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次年《燕京学报》刊出)。所以那个戊子年乃是胡先生作《红楼梦考证》之后将近三十年的时光过去了，这是多年以来在红学研究缓步前进上的第一篇重要论文——更巧的是六十年以后的这个戊子，先是《红楼梦新证》又得影印行世，如今又获见宋先生传来的胡先生手批本，那么这个戊子纪年的干支对于红学史的发展的阶段来说确实是一个纪里碑，而戊子年对我本人的感情记录上来说，那就更是难以忘怀的重要一页。
《红楼梦新证》于1953之秋出版以后，海内的反响，由友好人士的传达，我得以略知一二，至于海外情况如何，我是无从得知。就连有人写信给胡先生想挑拨先生的情绪，胡先生不但不介意反而说出了一篇赞我的奖饰之词，这也是2005年以后才辗转听到的，我哪里能够想象胡先生在那么早就做出那些批语。而到如今，若无宋先生，我仍是孤陋寡闻，人家也难以相信吧!这么说来，我之感谢宋先生岂是通常一般的心意可比。
胡先生降世于1891年，长于我者27岁之多。新文化运动时他是重要人物之一，而我则是次年才投胎入世的，到胡先生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时，我年方三岁。我是出身于村镇家庭的孩童，家无藏书，少年失学，遭逢乱世……不拘从哪一方面来说，并没有和胡先生对话论学的资格，后来在通信往还中也曾因为“白话文”的问题，我用不够客气的语言唐突冒犯了他，他也并不介意，依然不曾以为我是一个不可教的孺子;直到他看了我那本《红楼梦新证》，里面又有几处不够恭敬的词句(我的手稿中不是这样的)，再到批俞批胡运动时，他又读到了我的署名“批胡”的文字(尽管此文也曾经过别人的“加工”)，他都能高瞻远瞩，不肯脱离学术讨论和历史因素而计较芥蒂于怀。从这些方面来看，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仁人君子，治学大师。如今宋先生给我的这些材料一方面引起我感念的心情，一方面又重新获得了新的教益和启示，例如，他对每一个细节微点都不肯放过，其认真严谨的态度，使人凛然发生自律而敬服之心;又如，他肯于改正自己过去的见解，明白指出：“我错了。巡盐御史不是盐运使。适之”(381页)。还有一例：胡先生在《红楼梦新证》第438页上，我引裕瑞《枣窗闲笔》中批评高鹗续书的一些论点加以圈点，共有七处之多，还有几句总括的话说：“裕瑞原文似尚有一节指出‘我们’‘喒们’的区别，高鹗本多误。若我记忆不误，此真是了不得的见地。适之”。至此，不论胡先生此处所指有何曲折层次，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明确的，就是他已承认裕瑞对高鹗续书的指责，认为其见解是了不起的。若我对胡先生的这段批语理解不误的话，那么此时他对一百二十回假全本的看法已和1948年我和他对程乙本的评价有所争执之时，他的看法已然有所改变了。这个问题若细论起来，就不止是一本小说和原书、续书这样简单的问题，实际上那是牵涉到中华传统文化、文学理论等根本问题的事情了。这篇短序并非讨论这种重大问题的场合，只能点到为止，若有机缘再当详论。然而，仍有一点还想说明，就是胡先生对原书、续书的巨大区别已然明确承认，我和他早年的争执似乎双方还没有相互理解，今日看来，或许那时我对适之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师理解的太浮浅了吧。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到，九十年中我有幸结识的大学者不止一人，而像胡先生这样的仁人君子、宽厚和平的高尚人格，还是并不多见的。至于他的学术成就，文化地位，更非一般可比，其影响所在，更非常人所能估量。前面已经说过，我和他本无学术对话的任何资格，仅仅在一部《红楼梦》上有了那些粗浅的讨论，其实我和胡先生的关系本来分为师友交谊和学术论点的两重关系，不容相混;然而不时还是有人将这两点故意混淆，利用它来作些挑拨文章，这原是十分无聊的勾当，可以不必提到它;不过这样的居心挑拨就不仅仅是胡、周二人关系之事情了。
再次感谢宋先生的惠示，没有他我至今也不知道，我那拙著(有专家评为“不过是‘大二’学生水平写作”)竟然得到胡先生的细读细批，更让我充分体会到胡先生对我这个后学小生始终是那样关注和期望，实感荣幸之至。遗憾的是，《新证》之后，我又有一些考芹研红的拙著已然来不及再请胡先生为我细读细批了，言念及此，曷胜感旧之情。
顺便提及：据宋先生相告，他获见的胡适手批红学资料书共有19种之多，皆是研究胡适红学的重要资料。寄示于我者为《红楼梦新证》《四松堂集》《懋斋诗钞》《春柳堂诗稿》四种。胡先生在《四松堂集》卷尾“负生”题记处写明以为是我的别署，此种细处也足见胡先生还能随时念及于我的感情(“负生”实为吴恩裕之别署)。
诗曰：
花甲无端戊又周，名园驻影证重游。
韶年而立惭三立，情梦红楼忆四楼。
曾见大师容末学，不期小著动高流。
中华文典千寻厦，屋角鸡虫计未休。
(注)三立，仍用老子立德、立功、立言之义。四楼，未名湖畔第四座古典画楼，适之先生曾用浓硃大书“燕京大学四楼周汝昌先生”之事。
戊子大雪节后九旬周汝昌拜书
周汝昌
(本文摘自《胡适批红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此文为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