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史的一座里程碑：怀念傅雷先生

　　回顾傅雷坎坷的58年人生，他在翻译、美术、文艺评论等诸多方面，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精神遗产，其中最珍贵的，自然是在文学翻译领域。应该如何评价傅雷的翻译成就呢?依我看，如果说林纾是近代文学翻译史的一座里程碑，那么傅雷就是现代文学翻译史的又一座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上蕴含的诸多文字，有待傅雷研究学者一起来解读，而我，只是肤浅地从中领悟出了以下三个方面。

　　卓越的翻译成就

　　傅雷一生翻译了43部文学名著，各种中译本累计发行近千万册。就介绍法国文学来讲，翻译数量之多，译文特色之鲜明，译作影响之大，至今无人能出其右。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曾在世界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读者，正是得益于傅雷等翻译家的译笔，接触和领略到巴尔扎克等法国名家的旷世名著。特别在新中国成立的早期，在当时“一边倒”主要翻译出版苏俄文学的环境下，傅译法国文学作品的出现，使得中国的读者在单调的文学图书市场中，难得闻到了一点多元文化的气息，或多或少接受到了世界优秀文化的熏陶。从世界文学佳作得以在中国传播来讲，傅雷功不可没。

　　更难能可贵的是，傅雷以自己的翻译实践所形成的翻译观，丰富了中国的翻译理论。他以自己独有的美术史家的眼光，认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主张两种文字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强调翻译之前，要“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译事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他还特别提出了“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作为译文的美学要求，不拘泥于文字的形式对应，主张“采用西洋长句，创造中国语言，加多语法变化”，“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正因为他对译文的这些处理，形成了独特的翻译风格，以至被译界誉为“傅雷体华文语言”。

　　著名法文翻译家罗新璋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曾把傅雷的译文与法文原文逐段对照抄写，在当时傅雷已译的274.8万字中，他对照重抄了254.8万字，认为傅雷的翻译，忠实、贴切，又不拘一格。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委托罗新璋校订傅雷翻译的《幻灭》，全书50万字，结果只发现有一句不够理想。或许有人对傅雷的翻译观和译文的忠实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这绝不影响人们对傅雷在翻译创新方面所做努力及所获成就的高度评价。

　　崇高的职业道德

　　傅敏在评论傅雷时说：“父亲一生都在追求‘perfect’(完美)。”傅雷确实是位完美主义者，随便什么事，一到他手里，都要做得好上加好，待人、处事、写文章、搞翻译，悉概如此。而支撑他这种精益求精认真劲儿的动力，正是他身上所体现的崇高的职业道德。

　　搞翻译，他要求自己：“事先熟读原著，不厌求详，尤为要者。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为了吃透原著，他十分重视搜集资料，做好研究。译巴尔扎克作品时，他请法国朋友买来一大批巴尔扎克研究材料，并做了大量笔记，以至睡觉“都做巴尔扎克的梦”。他坚持苦练翻译基本功，他的法文基础本已相当扎实，在译《幻灭》时虽已53岁，还是先把全书七百五十余页法文中的一千一百多个生词挑出来，每天发狠温习三四百个，并以此与儿子傅聪日练钢琴相勉励。为译好《高老头》中的土语，他特意买了厚达五千余页的《国语词典》，潜心研究南北方言的差异。对有疑难的作品，他坚持先试译，自挑毛病。译《高老头》时曾反复推敲，三次重译。《贝姨》译出后，他发现把蓝衣译成绿衣，注释也错了，连忙在《高老头》重译本的序言中做了自我批评。据傅敏的回忆，已被人们公认为优秀译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自己仍不满意，以至“后来连看都不敢看”，甚至要把第一次的译本烧掉。

　　可贵的“傅雷精神”

　　傅雷的翻译成就本已令人瞩目，前些年随着《傅雷家书》的问世，使人们对傅雷的思想、人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果对傅雷这座“里程碑”上的许多文字加以浓缩，那么留给后人的就是“傅雷精神”四个大字。

　　“傅雷精神”的内涵，依我的理解，首先是傅雷的赤子之心。他感情热烈，视野宽广，喜欢议论国家大事，社会上许多情况都知道，算得上“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他为人刚毅秉直，不平则鸣，敢说真话。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50年代文化部沈雁冰部长主持召开全国翻译工作会议时，傅雷虽未出席，但却提交了万言书，不避得罪人之嫌，列举了文学译作中种种错译不当之处。后来有人对其中某些材料表示质疑，他能很快指出错在哪本书哪一页哪一段，原来他平时非常关心和研究市场出现的译作，所提的材料都有根有据。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也是出于爱护之心，就翻译、出版、美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写了十几封意见书，不料竟因此被错划为“右派”。“摘帽”后他不改初衷，依然诚实待人，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有一次他替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艺术哲学》，编辑对译文提出了一些意见，这本是很普通的小事，可是傅雷却相当认真地写了很长的书面答复，明讲哪些可以接受，哪些不能接受，道理是什么。在那个年代，有如此勇气坚持讲真话，这可不是轻易的事情。

　　其次是傅雷强调的一种哲学观——“通”。他说：“为学最重要的是‘通’，‘通’才能不拘泥、不迂腐、不酸、不八股;‘通’才能培养气节、胸襟、目光;‘通’才能成为大，不大便不博。”傅雷这番话本是针对做学问讲的，其实放大到他的为人处世，同样是适用的。据傳聪回忆，傳雷非常崇尚“希腊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所强调的是平衡、自然的发展”。我想，傅雷所追求的“通”和“平衡”，也就是倡导对话与和谐的一种境界。傅雷在翻译上追求形似与神似的协调;对人对己都强调诚实诚恳;做人表里一致，不违心，不虚伪，等等，这些都是在追求平衡及和谐的心态。

　　最后是傅雷牢记信念不动摇。1992年傅敏曾经对金圣华就“傅雷精神”做了这样的概括：“不重物质，讲求奉献;不计酬劳，只为了要完成理想。”傳雷自己也坦言：“得失成败尽量置之度外，只求竭尽所能，无愧于心。”傅雷正是把这种竭尽所能、讲求奉献的信念，不仅融入了自己的译著，更体现在自己毕生的言行之中，并以不惜性命的巨大勇气实现了人格的升华。杨绛先生说过：“傅雷的严肃认真，在前辈学人中有口皆碑，他在选择翻译作品时也是极为慎重的。作为一位翻译大师，自身特有这崇高的学术品格，也正是这种品格的照射，使他的译著时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就让我们借用杨绛先生的这一段话，来表达我们对傅雷先生的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