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钩沉：安东时期的“苦力帮”兴衰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安东对外开埠，在海关码头前江沿筑成的敞篷仓库存放货物。装运出口货物除原木由排坞起运外，一切粮食、豆油、药材、丝茧、杂货等，一概送进海关仓库报关，随后装进木帆船运往浪头，装入轮船。为此，海关码头要招收固定装卸“苦力”，承担装卸、收付和打更保管工作。

　　贾家帮

　　宣统三年（1911）春，海关水手头子山东人上官雨山向英籍税务司巴伦推荐，他的同乡贾鸿文来做码头装卸“苦力”的头儿，获得巴伦批准。贾鸿文遂在码头的东南一角，搭建起一顶窝棚，组织起三十人的“苦力帮”，也叫“贾家帮”。

　　“贾家帮”成立之初，贾鸿文自费购置了吃饭的炊事用具，以及劳动工具：用两根木杆和木板钉制成的装卸豆饼用的“流子”，二十条扁担，几十条麻绳、铁钩和覆盖货物的苇席等。“贾家帮”劳动运作时，贾鸿文负责揽活，另有一名记账人，一名兼职厨夫，其余皆为码头干活人。待遇上是按人作股，贾鸿文承担应酬费，伙食费，享受两个半股，管账先生和厨夫各享受一个半股。在每年的端午、中秋、封河期3个时间段算账，分工资。

　　工人遇有伤病医疗费自理，病重不能干活帮上供应伙食。发生损坏或丢失货物的，当事人负责赔偿。

　　装卸费标准由海关协助核定，干活时间大体从四月一日到十一月“小雪”封河止。工人来去自由，添人须经贾鸿文同意，不干可以随时辞活。工人遇上婚丧有急用钱的，可以借支。

　　乔家帮

　　民国十四与十五年（1925—1926），是安东海关码头的全盛时期。在此期间，码头上有一家养平车的老板叫乔永昭，他的平车生意不仅承揽许多鲜果行、鱼盐店，本人还经常出入海关码头。

　　天长日久看出了装卸货物的差事大有可为，于是，他请几家顾主出面，向海关提出申请，欲介入装卸货物行当。理由是现有“贾家帮”人手不足，来船卸货常有积压，鲜果鱼虾蒙受损失，应再增加一个“苦力帮”予以缓和。民国十五年（1926）“乔家帮”成立。

　　“乔家帮”在“贾家帮”窝棚旁边，构筑一所乔家窝棚，装卸货物统一定价，两家倒也和睦相处。长此以往，因为乔永昭善于交际，生意逐渐好于“贾家帮”。

　　被解散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安东海关的验货员等都换成了日本人。这些日本人不仅和中国人语言不通，还不拿“苦力”当人看，有时召唤或令拆件、开箱，动作稍慢非打即骂。贾鸿文年老耳聋，手脚迟缓，同样遭到日本人的责骂和踢打。

　　面对日本人的欺辱，“苦力”们在劳动中打肩喊号时也用汉语回骂：“八个丫头（日语音：八格牙路）、七个小子（日语音：七个啸），打到家里，欺负老子……”

　　1934年夏，贾鸿文自知身体不堪重负，遂把长子贾乐三从山东叫来，承接自己的差事。彼时，好在还有上官雨山照应，生意勉强维持。

　　1937年正月初三（2月13日）晚，满洲大舞台发生特大火灾，海关水手头子上官雨山罹难于火中，“贾家帮”从此失去了靠山。同年4月，日本侵略者改安东海关为“税关”，把原来的验货厅改建成“监察科、监视科、港务科”，“苦力帮”从此受监察科、监视科双重领导。

　　日本人重新制定了规章制度，并在码头附近埋桩，建立起“税关界地”，禁止装卸人员入内。监视科下设货物股，专管码头仓库货物事宜，股长为日本人秋郁郎，助手亦是日本人。

　　1938年初，货物股长秋郁郎和日本在乡军人会勾结，请在乡军人会派人管理码头“苦力帮”。一名叫“砂崎”的人被派到码头，以对码头“苦力帮”保护，提升装卸费用为借口，介入两个“苦力帮”的管理。结果，在当年的“端午”结账时，“砂崎”竟强行从装卸费用中直接提取50%的管理费和10%的津贴，使工人收入大大减少，“苦力”叫苦不迭。

　　之后，贾乐三退出“苦力帮”，许多“苦力”工人离去，安东“苦力帮”合二为一，由乔永昭接管。但乔永昭依旧是日本人的“傀儡”，随着日本侵略者被赶出中国，“苦力帮”逐渐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