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45年,在盖平县(今盖州市)出现了一个由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自发组织的抗日团体“鲁迅文学研究社”。以文艺为武器,宣传反满抗日思想,出版了《行行》、《星火》、《辰星》、《大地》等刊物,组织了学生读书会、开办了秋灯书店。因所办的刊物《星火》时间最长,也最有影响力,其成员被称为星火同仁,人员最多时达50余人。
这个组织的发起人花喜露是盖平县归州国民优级小学教师、中共党员。笔名田贲、灵莎、花蒂儿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奉天(今沈阳)读书。1935年花喜露与盖平县的文学青年于家麟交上了朋友,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爱好使他们形成了共同的愿望,这就是组织一个爱国青年的文艺团体,以笔做刀枪进行反满抗日活动。
于家麟,国民党员。曾用条条、贺卓、马曳重等笔名。九一八事变后退学。与花喜露交朋友之后,结识了王克范、李光海,四人之间常有诗文唱答,被称为文坛四友。
王克范,笔名矜人。在省立师范读书期间,与花喜露是同学,他们一起谈论时事,发泄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满和仇恨,写文章抨击时弊,表达抗日救国的愿望。
李光海是花喜露、王克范的同学,毕业后在复州湾盐务分局工作。
1935年8月的一天,花喜露、于家麟、王克范、李光海、张吉宽、刘永良聚集到一起,在盖平城外东双顶山研究成立文学社事宜。因大家都喜欢鲁迅的作品,因此起名“鲁迅文学研究社”,社刊叫《行行》,参加文学社的同仁叫行行同仁。刊物印刷地点设在花喜露任教的归州小学,资金由大家共同筹集。
1936~1937年,“鲁迅文学研究社”发展壮大,吸引了许多爱国青年。1938年以后,撰稿人越来越多,《行行》开始不定期出版,发行量也越来越大,后来又在《大北新报》上辟出副刊叫《行行》,以隐喻的手法宣传反满抗日思想。
1938年深秋,花喜露在归州会见了老同学田琛,并加入了“东北救亡总会”。在党的领导下明确了前进的方向。他利用“鲁迅文学研究社”广泛联系文学青年,团结进步学生。并遵照田琛的建议,把《行行》改名为《星火》。他说:“《星火》的含义更深刻、它象征着我们的反满抗日斗争正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9年春,《行行》改为《星火》,撰稿人统称星火同仁。
《营口新报》副刊编辑王觉,是一个有着反满抗日思想的国民党党员,曾发表过反满抗日作品。花喜露、于家麟等星火同仁觉察到这一行迹,向他介绍了星火同仁的作品,建议在《营口新报》副刊开辟《星火》专栏,由花喜露负责编辑。星火同仁的稿件就这样在公开刊物上发表。1939~1940年,《星火》和《星火》副刊共出了29期。
发行《星火》是一件很危险的工作。星火同仁葛雷(原名葛成武)携带《星火》时被捕。被日本特务扔进了大石桥狼狗圈里壮烈牺牲。
葛雷的牺牲引起了花喜露等人的警觉,为保护星火同仁的安全,《星火》被迫停刊,《大北新报》的《行行》和《营口新报》的《星火》副刊也随之停刊。
1940年以后,花喜露被党组织调到奉天从事地下工作,于家麟继续组织文学青年从事反满抗日的文学写作,团结的对象主要是高中的学生。其中有盖平一高的李昌毓(舒啸)、张吉宽(殷拳)等;盖平二高的臧永昌(臧晶)、王德祥等同学;盖平女高的侯赓芝(潜萌、孙萌)、姜静芳等同学。
1943年,在于家麟的建议下,李昌毓和臧永昌共同研究创办了秘密刊物《辰星》,稿子由盖平一高、二高和女高学生撰写,同时邀请于家麟、门文东、王夕澄等人撰稿,活动范围已超出了学校的范围。
《大地》是继《辰星》之后出版的,它是由盖平县一高学生自己办的油印刊物。这个刊物版面小,便于保密,也容易制作。《大地》的首期封面,刻着鲁迅的一首短诗,其中有一句“傻孩子,别看他对你笑,那笑里藏着杀人的刀……”,表达了青年学生对“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等殖民主义论调的愤怒与讥讽。
在《辰星》和《大地》的感召下,又一批青年学生团结在这个进步的团体下,投入了反满抗日的斗争行列,而且还在伪《新满洲》月刊上开辟过学生专辑。
花喜露虽然离开盖平县,但是和星火同仁时有联系,1942年,花喜露、于家麟倡议在青年学生中组织读书会,传播进步思想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一倡议得到了青年学生的广泛响应。盖平一高由李昌毓负责,盖平二高由臧永昌负责,女高由侯赓芝负责,共有二十几名成员。有了这个组织,一批进步作家的作品便得以在青年中传阅。
读书会成员先后读过中国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作品;读过外国作家高尔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他们甚至还能看到何上肇《经济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唯物辩证法》和《社会主义ABC》等书。读书会的成员还经常聚到一起交流心得和信息,这个读书会成了抗日信息的传播网。
1943年秋季,于家麟等开始酝酿开设一个销售和借阅进步书籍的书店,并得到门文东、王夕澄和张克恩的响应。他们在盖平城里鼓楼北道德会旁边的一间门市开起了书店,店名叫“秋灯书店”。
书店前门房书架上摆满了《三侠剑》《大八义》、《小五义》《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之类的书。后屋李掌柜的炕柜却装满了王夕澄从奉天买来的进步书刊,还有郁其文委托鲁琪(鲁启智)从新京(长春)亲自送来的进步书籍。
就这样,秋灯书店开始进行进步书籍的买卖和借阅。到秋灯书店买书和借阅的青年和学生络绎不绝,使其成为宣传进步思想、联系进步人士和学生的阵地。
1944年4月28日,花喜露在奉天被捕,随后两个月,先后被捕的有于家麟、王克范、门文东、王夕澄、张吉宽、张克恩、许默语、许庆春、孔庆举、郁其文、鲁琪、李昌毓、臧永昌、王德祥、周建涛、于恩惠、迟金镇、杨士绵、李吉恒、赵廷奎、门恩义、赵宝峰、汪士硕、王盛伦、侯赓芝、姜静芳、穆玉琪、赵俊芬、赵俊久、李季生、杨伯甫、张文廷、赵怀范、洪声钜、高玉元、关振国、李如东、李连泰等40多人。
日伪特务对星火同仁进行残酷的审讯。花喜露、于家麟等在北陵留置场受审时,被打得昏厥过去十几次。王克范被活活打死。关押在盖平县的很多学生,也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毒刑。
在一年的监禁生活中,星火同仁同反动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据理力争,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再加上时局的变化,敌伪借口纪念伪满皇帝访日宣诏十周年之名,于1945年5月,把20余名青年学生“特赦”了。王克范、许默语、许庆春、李勤甫、杨伯甫、门恩义、王盛伦等7人,死在日伪特务的酷刑之下。花喜露、于家麟、门文东、王夕澄、张吉宽、张克恩、郁其文、鲁琪、李昌毓、臧永昌、迟金镇等11人被判刑。
1945年8月15日,伪奉天高等法院通知星火同仁出庭接受宣判的当天,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星火同仁胜利地走出了日伪监狱。花喜露因受伤过重,于1946年6月13日与世长辞。1985年国家民政部追认花喜露、王克范为革命烈士。
星火同仁在日伪统治最黑暗的年代,以大无畏的精神,自觉地践行了民族的使命,勇敢地发出了民族的呐喊,他们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永远值得人们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