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顶级学者：危险在哪里，中国能做什么？
这几天最令人瞩目的大事莫过于金砖峰会。在世人担心“逆全球化”的今天，已走过十年历程的金砖五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能给世界带来什么、贡献什么样的发展方案，是牵动多方神经的重要议题。
9月1日，应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邀，参加了台湾著名学者、台湾“中研院”院士朱云汉先生的演讲。有趣的是，这次题为“逆全球化潮流下全球秩序重组与中国担当”的演讲，其中有不少内容与此次峰会内容符合。他的演讲实录推荐给大家，相信能读出不少有意味的内容。
一
这几年，尤其从去年开始，很多全球的评论家都很担心，说我们世界经济体系是不是正在进入“逆全球化”时代，当然也有人用“后全球化”时代。我认为我们现在并没有进入逆全球化时代，但的确，全球经济面临逆全球化浪潮的袭击。这个挑战对全球经济体系、乃至于全球秩序，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有没有可能克服或突破?这是我今天演讲的重点。
今天，此时此刻的全球社会，是由无数多的国家间、政府间、企业和政府，企业间的协议，各种法律安排、规范交织、叠加在一起的。这些严密叠加的多边体制和所对接的国内治理体制和法律安排，建立了高度依存和高度融合的全球经济体系、治理机制、国际秩序。
但这个秩序并非所有人公平享用。应该说，全世界还有很多人没有机会被纳入这样的全球连接网络，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很难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果实。比如这张图，全世界所有不同的运输和传输网络密度的非常戏剧化的显现。
白色是航空网络，航空网络最密集的还是集中在三个地区，一是美国，二是西欧，三是东亚，零零星星还有澳大利亚西岸。看整个非洲，这张图上几乎显现不出来它的航空网络，因为非洲广大的大陆上没有覆盖密度很高的区域航空网。虽然很多社会精英、跨国精英充分享受了今天说明高度有序的全球社会和全球经济，但它的受益面非常非常不均衡。
也就是说，今天地球上人类生存状态仍旧存在巨大落差，尽管过去30多年，全世界在经济发展方面或者在消除贫穷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生活在中国的各位朋友很难想象——
还有13亿人无电可用;7.7亿人没有清洁的水饮用;25亿人没有起码的现代卫生设备，这些人遍布在非洲，在印度也是比比皆是;有28亿人还是用固体燃料带进行烹调，也就是没有瓦斯或者电，必须要用木材或者木炭或者煤(当然这对健康、空气各方面都是非常大的伤害);还有10亿人居住在24小时可以通车的公路两个公里以外距离的地方……
用这个标准来看，即使在中国的甘肃，最贫穷最贫困的县和村落处于这个状态的都非常非常少。因为全面建成小康，扶贫计划把电要通往每一村每一户，光纤网也要通到每一家每一户，供水更不用说，这是巨大的落差。
所以我们不禁要问，战后到现在这段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这个秩序建构，是否还能持续?现有的全球秩序的物质基础和合法性基础是否巩固?它的理念、制度安排是否有缺陷，是否能回应全球经济、社会、政治格局出现的深刻变化?或者简单来说，这个秩序下面所形成的利益和风险分配格局是否合理，是否公平?
如果这些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意味着，这一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是不可能非常牢固的。
二
我们的确要很客观和很冷静地说，当前全球经济、全球化，的确面对着相当严峻的、撕裂它的力量。所以，它有可能崩解，至少有这样一种迹象。简单来说，有6个重要对它可能带来威胁和撞击的来源。
第一，传统核心国家(欧洲、美国、西方国家)内部社会矛盾积累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包括分配冲突、世代冲突，族群、宗教和价值观冲突，它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对这个体制的不满或冲撞;贸易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反全球化、反精英主义、政治两极化以及导致的民主失灵。这是非常尖锐的挑战;
第二，大国间的战略博弈与地缘政治冲突。这始终不可能完全超越，也不可能完全摆脱;
第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不仅限制于大国博弈，也包括国际社会里少数国家，他们希望拥有毁灭性武器作为自保的手段，但这可能会带来一种隐含的，潜在的巨大风险;
第四，现存的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个失衡是让它危机的体现，2008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海啸，而且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个危机。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还是持续存在的隐忧，并没有完全被消除;
第五，我们也面临着对人类生存构成巨大威胁的气候变迁与地球生态危机。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令人担忧的预测，海平面的上升，多少海里地区被淹没，几亿人的生存受到威胁，水的供应变成未来一个社会里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冲突的导火线，这些都是与气候变迁有关;
第六，全球范围的文明与宗教冲突。
尽管我列举了这么多裂解的危机，但我初步的结论是，风险在上升，但整体可控。我认为，全球社会，现有的体系内的融合力量，各种不同的机制对裂解力量仍构成强大的约束，虽然裂解的力量那种隐忧、地雷效应无所不在，但除非出现非常意外的情况，否则它不应该造成现有全球秩序，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很瞬间的崩解。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立即存在的威胁?
三
是在今天新自由经济秩序下，导致欧洲和美国内部社会矛盾的积累已经到了沸腾的状态。这带来的危险是非常明确的。以至于哈佛大学Joseph Nye(“软实力”的提出者)很担心，70年代美国和西方所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可能会面对无以为继、无法持续的危险，尤其是因为特朗普的当选。
特朗普反映了美国、欧洲社会更深层次的矛盾。1980年代后期所谓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经济秩序的重组，的确在这些社会里造成的严重贫富差距和全球范围财富和生产活动的大挪移。
这是很鲜明的统计图表。1988年—2008年全球化发展高峰时期，把全世界六十几亿人排在一个表上，从最低的前1%和收入最高的前1%，这些不同群体在这些年里，扣除通货膨胀之后的收入所得到底出现的变化。可以看的很清楚，这20年里，有一群人完全没有分享到这个时期的全球化或者求增长的果实;在70%-85%最惨，因为他们20年里收入所得的增加连10%都不到。这些人大部分在欧洲、美国、日本，还有部分在台湾，薪资原地踏步。
而过去收入在最低的25%，一直到前60%这群人增加非常客观，有些甚至倍增。这些多半是在中国大陆，有一部分，在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美国，还有一群人，收入最高的前1%的那群人，他们的财富和收入也是倍增。他们是全球化带来的戏剧化的所得和财富再分配。
可以说，特朗普的当选、脱欧的公投，就反映了这个深层次的矛盾。当然，还夹杂着其他的东西，比如价值冲突、道德观念冲突、宗教和种族主义，但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反全球化群体，支持保护主义，支持排外主义，反对区域或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两极划分是最根本的原因。
欧洲问题实际比美国还要严重，产业竞争力衰退，经济成长引擎熄火，劳动人口下降，人口老化，不管是家庭债务、还是政府债务负担非常沉重。穆斯林新移民带来社会融合难题，总体来讲，民主治理失灵、财政资源枯竭，福利国家社会实力正在面临阶梯。数字说明刚才的现象，尤其年轻人失业问题非常严峻，而且短期内很难想象可以有所改善。你可以这样想，一个年轻人20岁大学毕业找不到正式的工作，而且直到30岁还是这样子，这些人会不会变愤青?这是非常非常严峻的问题。
也就是说，逆全球化浪潮源于传统核心国家，因为他们出现了严峻的政治与经济危机;但它的解药不太可能来自西方，因为今天西方集团的思维、制度创新能力太低，甚至可以说它陷在自己的窠臼里跳不出来，还深信自己的主流价值观，有时候把它推到普世价值。它的社会利益结构非常僵化，很难调整，很难妥协;它的代论民主体制持续出现职能的失灵和衰败，它过去所建构的，不管是全球范围或区域范围多边体制与治理机制本身的功能在不断弱化，能够维持现状就不错了，更不要讲进一步的创新或改革，让它适应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四
听起来很悲观。但我的结论是，完全不需要悲观。
因为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秩序以及维护全球治理机制的意愿与能力明显弱化的同时，传统核心国家的重要性在全球经济体系里快速下降，欧美过去领导角色的真空，将很有可能以中国为首的大型新兴市场国家填补。过去人家说不可能，天塌下来我们也没这个能力撑起来，但你不撑也不行，中国和大型新兴市场国家也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回归到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角色。
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开始建构新的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社会融合的机制，而且发掘全球经济、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巨大潜力，也正在为新一轮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不要担心，拉开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来自中国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欧洲在里面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小，当然，美国还有一定作用，但也很小，大部分都是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全世界经济重心又开始重新回到亚洲。
普华永道的最新报告推算，2016年-2050年，中国和印度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的世界基本上是“七大新兴市场国家”，而不是传统的G8或G7，以前我们听过的G7，到2050年只剩美国和日本还会在G7里，连德国都排不进去，会掉到第九。其实也不奇怪，德国人口也不过相当于中国的山东而已，虽然它工业制造能力很强。
目前来看，南非并不是经济强国，巴西的经济体有很多自己的问题，而未来新兴国家的七大经济体，包括土耳其、爱吉利亚、墨西哥，这些国家并不在金砖五国框架里;但在全球安全议题、战略议题上，BIRCS是不可取代的，毕竟中国是大国、常任理事国。金砖五国不应该只关注五国的问题，而是代表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欠发达国家针对全球所有的重大议题发声，不管是安全领域的、金融领域的还是贸易领域的，扮演领头羊和代言人。如果金砖五国能提升到这样的视野的话，还是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