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上海老房子（1）：徐志摩故居
一声轻吟：“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引得多少人为之如痴如醉。这数个“轻轻的”透露出作者那至深的情愫，那是对母校那难舍难分的离情，更似发自肺腑的婉约的“爱情宣言”。其对康桥的一步几回头、欲别不能的款款深情令人动容，令人柔肠百转的诗正是来自这次话题的主人翁——徐志摩。
徐志摩（1897.1.15～1931.11.19），原名章垿，字槱森，笔名南湖、云中鹤等。徐志摩是浙江海宁市硖石镇人，正是江浙这方土地养育了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不管是《偶然》还是《再别康桥》，都带给人们悠远回味的浪漫的“人间四月天”。
徐志摩虽然不是沪籍人士，却与上海的渊源颇深，1915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杭州一中毕业后），后又就读于北洋大学、北京大学、哥伦比亚、剑桥大学，1922年回国任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发起新月社，担任《晨报·诗镌》副刊主编。1926年重返上海，在上海光华大学、东吴大学等大学任教。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10日主编创刊的《新月》月刊。
徐志摩与上海的渊源远不止于此，众所周知，徐志摩的感情生活与三位女性有关，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他的第二段婚姻就发生于上海，及至他的英年早逝，究其原因也与此段感情有关……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5.7—1941.8.7），印度著名诗人、哲学家。泰戈尔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获得此殊荣的亚洲第一人。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陈独秀1915年将他的诗歌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新青年》上，于是他在中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泰戈尔于二十世纪20年代曾三度来到上海，与徐志摩结成忘年交，泰翁并两次入住徐志摩家。那么，他们是如何结下这等深厚的友谊的呢？
接受北京讲学社的邀请，泰戈尔首度来华访问。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乘坐热田丸号轮船到达上海，徐志摩担任泰戈尔的翻译兼导游，一块观赏龙华盛开的桃花、游览西湖的美景、一起吟诗赏月、沉浸于清华园的学术氛围之中……（见2012年06月27日《中国档案报》《开在异乡的友谊之花》）。
访华期间留下诸多佳话，如适逢泰戈尔64岁诞辰，胡适任主席，北京文化界5月8日在北京为其举办了祝寿会，还举行了“赠名”典，由徐志摩的老师梁任公（梁启超）主持，赠给他一枚刻着他的中国名字“竺震旦”的鸡血石印章：“竺”对印度的古称，“震旦”对中国的古称，“旦”与泰戈尔的名字有关，他很高兴地接受这个象征着中印两国友谊的礼物。
泰翁后又取道日本、香港的1个多月期间，徐志摩与泰戈尔相伴左右，几乎形影不离，亲密接触，结下深厚的友谊。他们经常互相交换诗和画，徐志摩称泰戈尔为“老戈爹” ，泰戈尔赠给徐志摩一个印度名字Soosima（素思玛），意为“月亮宝石”（见《书屋》2005年第9期 ）。徐志摩的脍炙人口《沙扬娜拉》就诞生于此次到日本的途中。
从韩石山的《徐志摩传》一书可知，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结完婚，新人在徐志摩的老家海宁硖石生活一段时间后，因逃避战乱，同年12月徐志摩和陆小曼迁居上海，刚开始他们居无定所，住在旅馆或友人家，1927年才在上海环龙路花园别墅11号定居下来，后来又搬到福熙路四明新村居所。
为了更多的了解徐志摩，我来到上海环龙路花园别墅11号（今南昌路136弄11号），这是一幢三层联体洋房。现已被“72家房客”占领，有4户人家入住，现居住于此的一位老太太，还挺骄傲地介绍，当年泰戈尔曾多次入住于此楼3楼的亭子间，果然如此吗？
2005年被卢湾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将南昌路136弄11号列为“卢湾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并挂牌为“徐志摩旧居”，牌子上显示：徐志摩和陆小曼1927—1928年间居住于此，但并未提及泰戈尔曾客居于此，这是为什么？
我接着来到上海南昌路和茂名路口的东南角，看到一尊泰戈尔半身铜像。为了纪念中印建交60周年，印度总统普拉蒂巴·帕蒂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10年5月30日将该铜像赠送给上海人民并为之揭幕，留下了印中之间的“精神纽带”。该处的石碑上简要地介绍了泰戈尔，及其他与徐志摩的友谊，言及“泰戈尔三次到访上海，两次在徐的寓所暂住。现南昌路136弄11号即为徐志摩当年的寓所之一……”。但是，字里行间为什么还是没有提到泰戈尔曾入住南昌路处的“徐志摩旧居”？
当年泰戈尔曾经两度入住，证明了泰戈尔与徐志摩间的深厚友谊的的徐志摩故居，究竟是指的那一处故居呢？
于是，我来到徐志摩的另一处故居，上海福熙路四明村923号（今延安中路913弄9-121号四明村）。来到弄堂口，只见其门牌号码下赫然挂着一块上海市级保护建筑“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1999年9月23日公布），称：延安中路913弄原为四明村，徐志摩、胡蝶等曾居此……，另弄堂口的镂花大铁门上也高高的耸立着“四明邨 文化名人邨”的大牌子，大门边的墙上，还挂着“文化名人墙”，上面有章太炎、徐志摩、泰戈尔、胡蝶等十四位曾在此居住过的名人的名字。
泰戈尔后来又两度到上海。1929年3月19日第二次到上海，泰戈尔在徐志摩家里住了两天，同年6月12日再次到上海，泰戈尔又在徐志摩家逗留了两天。有意思的是，泰翁不住特地为其准备的一间小印度房，而要求住徐志摩小两口的卧室，要睡他们“那顶有红帐子的床”，说是具有异乡的风味（见若凡《徐志摩的前世今生》一书）。而南昌路处旧居，1928年徐家已经搬离，至此，终于可以得出结论，泰戈尔入住过的徐志摩家是四明村处的故居。
四明村旧居是一幢上海滩老式石库门洋房，由四明银行于1912至1928年兴建， 刚开始是四明银行的高级职员居住，后来一些素质较高和经济条件良好的“大老板”或者文化界、文艺界的名流渐渐入住，一个门牌号里一个家庭。“文革”后居民大换血，工人阶级入住，现在一个门牌号里住上了几户人家，最多的达到了七八户。“文化名人墙”上榜上有名的名人，除了最后一位现还“坚守阵地”外，其余人的故居已不知所踪，而最让人关心的徐志摩、泰戈尔居住过的故居，已经被拆迁了，据说就在弄堂口大门面对的延安高架下。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与延安中路仅一街之隔的巨鹿路上，有上海市社会文化管理处、上海文艺艺术档案馆、上海市文物局行政事物受理中心等数家单位，可对眼皮底下发生的文化名人邨（四明邨）里的名人故居被拆除之事，竟然视而不见……
查了一下资料，上海延安高架路，于1995年11月28日动工，1996年12月2日建成，而“四明邨”，1999年9月23日公布成为市级保护建筑，怪不得，四明邨处的“徐志摩故居”只能移居墙上了。
泰戈尔首度访华后，徐志摩与他一直保持书信往来。1928年10月，徐志摩还专程到印度看望过泰戈尔。徐志摩与泰戈尔曾经约定，等泰翁80大寿时，徐志摩要去给“老戈爹”贺寿的，谁承想，徐志摩就象一阵风，轻轻的飘走了，没有带走一片云彩…… 1941年，泰翁80岁了，可是已经卧床不起，弥留之际还惦记着中国之行的日子，他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有一次我去中国/……我取得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在我心中我就晓得/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他带来了生命的奇妙/在异乡开着不知名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