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佛教考古学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佛教考古学是考古学中的一大重要分支，是我国考古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建设好佛教考古学，对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及“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的讲话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的佛教考古重大发现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考古界在佛教考古领域成绩斐然，在佛教石窟、佛寺遗址、佛教造像、佛塔地宫、佛教器物、佛教古籍等方面有着诸多考古发现和研究著作。仅以1990年以后一年一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为例，被纳入其中的佛教考古新发现，有“宁夏宏佛塔天宫西夏文物”“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三窟遗址”“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浙江杭州雷峰塔遗址”“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窟顶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四川石渠吐蕃时代石刻”等。按照入选年代，依次如下。

　　1990年入选，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的“宁夏宏佛塔天宫西夏文物”，为构建西夏学、中国美术史、中国印刷史等提供了大量的实物标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

　　1993年入选，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发掘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三窟遗址”，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为云冈石窟诸多领域的研究都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科学依据。

　　1996年入选，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发掘的“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为研究佛教及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2001年入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浙江杭州雷峰塔遗址”，填补了五代十国时期佛塔地宫考古的空白，对研究同时期地宫及舍利埋葬制度等问题有着重要的价值。

　　2002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的“河北临漳邺城东魏北齐塔基遗址”是一座方形木塔的基址，是我国发现的东魏北齐时期唯一一座佛寺方形木塔遗迹，是迄今中国乃至东亚范围内刹柱贯通上下的佛寺木塔的最早实物资料。砖函的发现，说明南北朝时期中国寺院尚未形成地宫形制的舍利圣物瘗埋制度。柱础石下面有承础石的技术，成为隋唐宫殿相同建筑技术的先例。

　　2010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研究院、龟兹石窟研究院发掘的“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为研究佛教艺术的传播以及新疆石窟寺和内地石窟寺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

　　2010年入选，南京市博物馆发掘的“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考古界第一次对大型寺院遗址进行全面系统的发掘，是迄今为止考古揭露面积最大的寺院遗址，给明代皇家寺院形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011年入选，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云冈石窟研究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发掘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窟顶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发现了我国现存较早的佛寺遗迹，对于了解北魏时期云冈寺院的结构、布局和规模有很大帮助。

　　2012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为了解辽上京皇城的形制布局和探讨辽代的历史和佛教建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2013年入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故宫博物院、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文化局发掘的“四川石渠吐蕃时代石刻”，为唐蕃古道路线和文成公主进藏路线的研究提供了新论据，填补了青藏高原东部唐蕃古道线路的某些资料空白，也是研究吐蕃时期佛教图像和古藏文的重要资料。

　　这些佛教考古发现，对于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尤其是认识异彩纷呈的中华佛教文化，有着极大的价值。这些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能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的实物支撑。

　　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拾遗补缺、增光添彩

　　佛教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是交叉学科，既属历史考古学，又属宗教考古学。在佛教考古学中，由我国已故考古学前辈宿白开创的石窟寺考古学比较成熟，著作丰富，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当时的石窟寺研究和中国考古学的其他门类一样，多半是从外国人开始的。中国人对本国石窟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时多位知名学者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对石窟寺的调查。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石窟寺进入科学的考古学阶段，以地层学和类型学来研究和揭示同一历史遗迹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变化。地层学和类型学，是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宿白曾经开创性地运用考古学的这两种方法来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建设中国特色的佛教考古学尤其是石窟寺考古学作出了杰出贡献。

　　佛教考古，除了对石窟寺的调查研究以外，更主要的是要研究寺院遗迹。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寺院遗迹的考古资源，只是还没有充分发掘。比如，已经进行了40年的新疆北庭故城附属建筑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尚有一半未发掘。类似北庭高昌回鹘佛寺这样的遗址有很多，做好这些佛教遗址的考古工作，能够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佛教艺术和社会经济研究提供更多珍贵的实物资料，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拾遗补缺、增光添彩。

　　魏晋以后，佛教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宗教之一。佛教考古学，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面对的是一切古代佛教实物遗存，既包括石窟寺、寺院遗址，也包括其他出土及传世佛教文物。根据这些古代佛教实物遗存，佛教考古学不仅具有佐证历史文献的作用，有时还具有重建历史的作用。比如，古代文献对边远地区记之较少，导致今人对少数民族史的研究缺乏材料，但通过佛教考古学，辅之以其他考古及文献资料，就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对西藏、新疆、云南等民族地区的历史了解。再如，通过佛教考古能够发现许多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文献资料，包括纸质文献及铭文、题记等。研究中国历史，佛教考古学不能缺席。

　　佛教考古保护了我国丰富的佛教遗存，为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很多佛教遗存，在被发现时已经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但通过考古工作得到了良好的保护与传承。比如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是推土机在施工时意外挖掘出的，消息传开后，现场不仅聚集了大批的围观者，而且多地的文物贩子也闻风而至，幸好考古队抢救及时，这批文物自此以后得到了良好的保护与展示。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界通过对新考古学是否适合中国的问题进行争论，最后形成了基本共识：在继承我国考古学界摸索出来的方法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可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方法，促进自身发展。这在我国佛教考古工作上得到了体现。日本的长广敏雄教授于1980年7月发表文章，对中国学者关于云冈石窟的研究作出了否定，认为研究云冈石窟的年代和分期不应该重视历史文献的记载，而应以石刻的雕刻式样为依据。长广敏雄的驳难，实际上涉及中国历史考古学上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中国历史考古学应如何对待历史文献；二是中国历史考古学应如何运用类型学。后来，宿白通过答复长广敏雄教授的驳难，明确地阐述了这些问题，清清楚楚地表达了中国考古学家对中国历史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宿白的回应表明，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具有中国风格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并能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对话。

　　1986年起，中国就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参与了柬埔寨吴哥窟的修复工作。2014年以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孟加拉国阿哥拉萨—毗诃罗普尔基金会组成的中孟联合考古队，对纳提什瓦遗址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揭露遗址面积逾5000多平方米。2018年9月，中国和缅甸启动了中国援助缅甸蒲甘他冰瑜佛塔修复项目，预计用时8至9年。这些境外的佛教考古合作发掘和佛教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誉，也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佛教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