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绍酒坊

　　提起“绍兴黄酒”，都会联想到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然而苏州历史上曾经“绍兴酒坊”遍地开花，一度成为“绍兴黄酒”的主产地之一，那恐怕就鲜有人知了。

　　“绍兴黄酒”是什么时候进苏州城的？据苏州糖烟酒行业志记载，在清嘉庆年间，绍兴璐家庄有个王宗瑞，最先来苏州贩卖绍兴黄酒，后来租用道前街西端柳家祠堂，开办了“王济美瑞记酒栈”，专售绍兴黄酒。此地邻近苏州府台衙门，王宗瑞以酒肉结交拉拢了府台衙门里的衙役，打通官厨关节，将绍兴酒捧上官场应酬的宴席，由此绍兴酒便在苏城风靡起来。“王济美”绍兴酒生意越做越大，至清末先后在苏城发展了多家分号，有护龙街（今人民路）“东栈”、东中市“西栈”、临顿路“北栈”等。

　　话得说回来，绍兴酒之所以能受到苏城嗜酒者的欢迎，在于其独特品质，相比苏州本地产黄酒（俗称“土黄酒”）吃口好。苏州“土黄酒”起源极早，但少有专业酒坊，主要由苏城酱园、糟坊兼营，而且大多雇工代酿，酿酒师傅多来自吴县横泾、渡村、浦庄一带，一年做一季，当年秋季新糯米上市后“踏麯”，“立冬”开始蒸饭酿酒，至来年“清明”结束。这个时节属冬春农闲，对酿酒师傅来说不误农事，对酱园来说填补了靠天做酱空当，两得其美。酱园、糟坊酿造黄酒一般自产自售，业内称“一季酿造，常年见物”，因而酿酒的规模都不大。

　　自从“王济美”打入苏城后，绍兴酒商接踵而来，有“恒余”“同丰泰”等。绍兴酒运输主要靠驳船，从绍兴到苏州要穿越钱塘江，由南边内河入钱塘江，再由钱塘江入北边内河，过坝用船驳运，酒甏极容易破损，费时费力，因此运输成本很高，于是有人想在苏州开绍酒坊，就地酿造绍兴黄酒。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叫金士洪，绍兴钟家硖人，他与人合伙于1904年在苏城娄门外开办了首家绍酒坊“同兴昌”，特地雇用6名绍兴酿酒师，当年试做100缸，每缸用米2石，酿造黄酒12坛（每坛600市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酿造出来的黄酒没有绍兴酒的味道，只能当作烧菜料酒。第二年又做了100缸，结果还是老样子，绍兴酿酒师傅没有信心了，大家一致认为与苏州的水质有关，不适宜酿造“绍兴酒”。“同兴昌”只得宣布解散，金士洪带着遗憾打道回府。

　　一晃将近10年，1913年金士洪的儿子金家悦来苏州闯荡，他不甘心父辈在苏城“败走麦城”，经过踏勘选择阊门外山塘河畔的绿水桥堍创办绍酒坊，也许是被七里山塘那浓烈商业气息所吸引，也或许是受到山塘河畔汇集众多酿造作坊（酱坊、糟坊、糖坊、青盐作）的启迪……总之，金家悦下决心在此开办绍酒坊，取名“金复兴”，意欲复兴父辈“同兴昌”的未竟事业。金家悦吸取了父辈的教训，独辟蹊径，他接受了苏州富绅幽兰巷顾若如的资助，又仔细了解苏州酿酒气候条件等等因素。其实苏州“土黄酒”与“绍兴黄酒”的酿造工艺基本类似，差别只在于用“麯”。功夫不负有心人，“金复兴”当年秋酿一炮打响，酿出了可与绍兴原地产媲美的“绍兴酒”，一时轰动苏城商界。“金复兴”首酿200缸（2400坛）被争购一空。两年后，1915年“金复兴”易址青山桥浜，酒坊规模扩大了一倍多，年产达500缸（6000坛）。“金复兴”由此名声大振。

　　一花引来众花开，绍兴酒商步其后尘纷至沓来，新增绍酒坊有金泰兴、谢万和、谢同茂、赵正昌等10多户，而且多数开在山塘河畔。酒坊多，酒甏用量也大，山塘街缸甏店陶器店也为之一兴。金家悦实现了父辈们未能实现的夙愿，不仅创办了“金复兴”绍酒坊，还开办了“金瑞兴”酒店专供绍兴黄酒。据1927年《旅游必读》载，“金瑞兴”有西中市、石路大马路口、鸭蛋桥、都亭桥等多家分店。1930年，绍酒坊代表“金复兴”金家悦等人与绍酒店代表“王济美”王氏后人共同发起，在阊门外南新路禹川里成立了吴县商会绍酒业同业公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州产“绍兴黄酒”不仅占据了苏城黄酒市场，而且成为上海黄酒市场的畅销货。抗日战争爆发后，绍兴本地因原料匮乏而黄酒产量大减，加之交通阻断运输困难，沪上黄酒市场更是依赖苏州绍酒坊。一批绍兴酒商来苏谋生，而上海一些绍酒老号如王宝和、章东明等也特地来苏搭股投资酒坊。抗日战争胜利后，苏州酒坊主要集中在阊门外山塘街、齐门外东汇路、娄门外下塘及陆墓镇等几处，黄酒年总产量逾3万缸（2000万市斤以上），苏州被称为绍兴本土之外最大的“绍兴酒”产地，上海酒商为了与绍兴原产地相区别，遂把苏州产绍兴酒称之为“仿绍酒”。

　　1956年有27户绍酒坊参加公私合营，其中包括山塘街金泰兴、谢万和、赵正昌、同康、万全丰、大裕及胜塘桥永兴森等7户，合营后酒坊合并，建立了苏州东吴酒厂，从某种角度讲东吴酒厂生产的“苏州黄酒”，应有“仿绍兴”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