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研究甲骨文的发源地

　　甲骨文是汉字的老祖宗。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的古老文字，经历了从甲骨文到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的数千年演变。在距离今天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人们把汉字镌刻、书写于乌龟甲壳和牛肩胛骨上，因此叫“甲骨文”。

　　翰林编修王懿荣最早发现甲骨文

　　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过去属于商朝后期商王盘庚至帝辛的都城，史称“殷”。商灭国，遂成为废墟，后人便以“殷墟”名之，大量刻有文字的甲骨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埋在了“墟”里。后来小屯村村民在耕田翻土时经常会在地里刨出一些甲骨。起初村民们不晓得这些甲骨可派什么用场，随手扔了。19世纪末或稍早些，村里一个剃头匠心血来潮，将甲骨磨成粉末当作“刀创药”涂抹在自己的皮肤上，竟治愈了疥疮。于是灵机一动，把散落在田野的甲骨收集起来，拿到中药铺去换点零用钱。起初药铺老板不知何物不敢收，后来查了药典后，觉得有一种叫“龙骨”的中药同甲骨相似，反正谁也没见过龙，就将甲骨充数，并开始收购和销售这种具有解毒、化脓作用的“龙骨”。而挖“龙骨”也成了小屯村村民们的一项副业收入。1937年出版的《甲骨年表》记载了当时甲骨被作为药材买卖的情形：“售法有零有整，零售粉骨为细面，名曰‘尖刀药’，可以医治创伤。每年赶‘春会’出售。整批则售予药材店，每斤价制钱6文。有字者，多被刮去（笔者注：因为有字卖不出大价钱）。”

　　甲骨作为药材，从田里挖出，然后被卖到药铺，最后吃进病人的肚子里。此事就这么一直波澜不惊地持续了很多年。直到王懿荣的偶然发现，才彻底改变了这些甲骨的命运，更将中国人使用汉字的历史推进到公元前1700多年的殷商年代。

　　王懿荣，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翰林编修，后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校长一职）。1899年秋，王懿荣身染疟疾，派下人到宣武门外达仁堂抓药。他通晓医术，看见郎中开的药方里有一味叫做“龙骨”的药材，吸引了他的目光，就想见识一下。结果竟发现“龙骨”上面刻画着一些奇异的符号。对古代金石文字颇有研究的王懿荣，不由得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非籀（大篆）非篆（小篆），与青铜器上面的金文有些相似。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做深入研究，王懿荣立刻派下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铺里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随后，又通过山东古董商范维卿等人收购。由于王懿荣思想比较保守，命范维卿等古董商“秘其事”，悄悄地继续为他搜寻。1899年秋至1900年春，古董商们开始携成批甲骨行走京师。在不长时间里，王懿荣收藏的甲骨超过了1500片，共花费约“四百金”。

　　经过王懿荣研究，判定甲骨片上所镌刻的“画纹符号”是文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时间在殷商年代。该结论一经公布轰动京城，震撼中国文化界。于是，1899年被学术界认定是甲骨文发现之年，而王懿荣也被认为是发现甲骨文第一人。

　　第一部甲骨文专著横空出世

　　然而，甲骨文发现之年，正逢义和团风起云涌之时。1900年义和团攻掠京津，6月17日清政府火线任命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负责整个京城的防御重任。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王懿荣誓死不当亡国奴，于次日服毒投井自尽。第一个对甲骨文做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未来得及做更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便带着对朝廷的失望，带着无法“讲求此学（甲骨文）”的遗憾，悲壮地离开了人世。

　　王懿荣是个正直且清廉的官员，生前为了收购各种古董特别是甲骨，几乎散尽刘鹗家财，债台高筑。殉难后，王懿荣之子王翰甫迫于生计，只能变卖家产。出于同情心，更出于想探秘这批甲骨背后的轶事，王懿荣生前好友刘鹗毅然出资，买下了王懿荣所收藏的大部分甲骨。

　　刘鹗祖籍江苏丹徒，出生于江苏淮安。可能大家对刘鹗印象最深的是他撰写的晚清谴责小说《老残游记》，实际上刘鹗一生的主业是办实业。

　　由于王懿荣“出师未捷身先死”，刘鹗买下的那1000多片甲骨大多还带着泥土。1902年年底，刘鹗白天办完公事，夜晚趁着月光，用清水刷洗刚购回家才几日的甲骨。因为那些甲骨在地里埋藏得太久，与土粘连结块成团，需在水中浸泡方渐化开，再用热水洗涤，文字才毕现。刘鹗传统文化素养极高，通晓医学、数学、水利等，所以就尝试着辨认。经过他的识别，头晚便“释得数字”，大喜过望。以后晚间只要有空闲，刘鹗就刷骨释字。随着释字不断取得进展，雄心勃勃的刘鹗已不满足这1000多片甲骨，他先是委托古董商赵执斋奔走山东、山西等地购得3000多片，又从好友方药雨处购得范氏所藏的300多片，甚至还派三儿子刘大绅赴河南购得1000多片。仅1年多光景，刘鹗所藏甲骨已达5000余片，成为早期甲骨收藏大家。刘鹗边收藏边研究，共辨出40多个汉字，并第一个提出甲骨文乃“殷人刀笔文字”的说法。

　　刘鹗的朋友闻知刘鹗家中藏有如此高大上的宝贝，纷纷前来索取拓本。因为这些殷商时期的龟板文字极细浅，又薄脆易碎，拓墨非常困难，刘鹗实在无法一一应付，但又觉得该文字“斯实三代真古文，亟当广谋其传”，而流传的最佳方式就是出书。这时，刘鹗想到了上海，因为他在上海搞过印刷厂。1888年，31岁的刘鹗在上海开设了“石昌书局石印局”。尽管第二年去河南帮助哥哥治理黄河决口，刘鹗把上海的生意给停了，但在上海仍然保有宅邸。所以在结束济南的生活、回到北京住了一段日子后，刘鹗携带家眷，并带着那些甲骨文的拓本，又返回了上海。刘鹗抵达上海后，就住在新马路陈家桥安庆里（今四川北路天潼路附近），正门斜对面恰好是罗振玉家的后门。

　　罗振玉祖籍浙江上虞，出生于江苏淮安，也是刘鹗的老乡。他5岁入私塾，15岁中秀才。他小时候经常到刘鹗家，向刘鹗的哥哥借书看。虽然听哥哥讲起过罗振玉，但刘鹗当时随为官的父亲在外生活，两人从没见过面。直到刘鹗帮哥哥治理完黄河决口，回到淮安老家，方在一家碑帖店里相识。尽管初次相见，且两人相差9岁，但由于共同的爱好，两人惺惺相惜交谈甚欢。罗振玉那时还是个穷小子，刘鹗已慧眼认定他将来准是个人才，于是聘请他来刘家做家庭教师。罗振玉为上海这块引领文化新潮流的宝地所吸引，于1896年在沪开办了农学社和农报馆，介绍西方农业技术。1898年又创办了东文学社，专门教授日文，培养日语翻译人才。1902年上海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增设东文科，在虹口建分校，聘请罗振玉做监督，罗振玉就在学校附近新马路的梅福里找房子居住下来。

　　刘鹗与罗振玉自从在淮安一见如故后，各自在外奔波了多年，却在上海同一条马路重新碰头，且可以天天见面，不亦乐乎。于是晚间无事，两人常常聚在一起观赏、讨论金石书画。当刘鹗为好友展示殷墟甲骨文拓墨时，罗振玉大为惊叹。凭古文字学家的直觉，罗振玉感到甲骨文字非同寻常，对刘鹗讲道：“山川效灵，三千年一泄其秘，且适当我之生，则所以谋流传而攸远之者，其我之责也。”而流传的最佳方式便是出书。因此，罗振玉积极支持刘鹗将甲骨文拓本编印出版。得到罗振玉的鼓励，刘鹗更坚定了信心，于1903年从自己收集到的甲骨卜辞中精心挑选并墨拓了1058片，用石印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著《铁云藏龟》（共6册）。正是由于《铁云藏龟》的印行，让甲骨文由原先只供少数学者在书斋里观赏的古董，转变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如果当时刘鹗也如同王懿荣一样，独占甲骨，或不容别人插手，那么甲骨文的研究，恐怕要因此延迟多年。更难能可贵的是，刘鹗还第一个将甲骨文字介绍给外国学者。1899年，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首次来中国游历，与刘鹗、罗振玉等中国学者在上海结下了深厚情谊，后来见识了刘鹗所收藏的龟板兽骨，方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叫甲骨文的古老文字。为此，内藤对甲骨文产生了浓厚兴趣。日本人通过刘鹗的书认识了甲骨文，也开始在中国收集和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

　　1908年，正当刘鹗准备继续深入研究甲骨和其他文物时，遭人诬陷，被清政府以“私售仓粟”罪名，将其流放新疆乌鲁木齐，最后在那个边远不毛之地因中风愤愤离开了人世。

　　罗振玉发表甲骨文学奠基之作《殷商贞卜文字考》

　　因为《铁云藏龟》出版年代较早、拓印不精，况且刘鹗本身的甲骨文知识有限，书中还收入了少量的伪片，所以在该书问世后，招来了学者的质疑。国学大师章太炎更是直指刘鹗书中披露的甲骨文为伪造。但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却不这么认为。当时孙诒让正往来于瑞安与上海之间的轮船上，忙于新开办的大新轮船公司的业务管理。当船靠上海码头停运期间，孙诒让偶然见到了《铁云藏龟》，如获至宝手不释卷。孙诒让认为该书是研究商代文字的可靠史料，为此足不出户，发奋钻研了整整两个月，采用分类法将甲骨文字的内容作了区分，对书中大部分甲骨文单字逐个进行辨析，并于次年（即1904年）撰写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两卷。该书分日月、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和杂例10篇。《契文举例》既释文字又考制度，开古字考释与古史考证相结合的先例。孙诒让考释的文字共有185个，尽管多半是同单个金文的比较中辨认出来的常用字，但他是较有系统地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

　　孙诒让完成《契文举例》初稿后，将副本寄两江总督端方和刘鹗、罗振玉等人，请这些名人、专家过目并评价。鉴于孙诒让仅仅是从《铁云藏龟》中见到千余片甲骨，远远达不到权威性和代表性，因此孙诒让的论断受到极大限制，以至于罗振玉初看《契文举例》时感觉比较失望，以为孙诒让对甲骨文未能“洞析奥隐”。其实孙诒让寄出去的是未定稿。他在有生之年还不断进行较大幅度的修订，遗憾的是生前一直没有交付印刷出版。

　　1909年，罗振玉收到日本学者林泰辅寄赠的《清国河南汤阴发现了龟甲兽骨》一书。对比之下，罗振玉这才觉得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秩然有条理并投书质疑”，但孙诒让已辞世。又过了一年（即1910年），罗振玉撰写并刊印了《殷商贞卜文字考》，这是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甲骨文字奠基之作。罗振玉在自序中再次叹息：“惜仲容墓已宿草，不及相与讨论为憾事也。”

　　其实就在孙诒让钻研甲骨文之际，寓居上海的罗振玉除了专心农学和办教育，还于1900年春重新开始了古文献古文字研究，以及对甲骨文的考证和试译。罗振玉为刘鹗的《铁云藏龟》作序后，自己也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达到近20000片，乃早期收藏甲骨最多的藏家。罗振玉眼光的确与众不同，他不仅运用自己渊博的考古知识，正确判断出甲骨卜辞属于殷商时代的王室遗物，断定甲骨文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还千方百计去弄清这批龟甲和兽骨究竟出自哪里。罗振玉通过多方打探，于1908年终于弄清了甲骨的出土处——河南安阳洹水之滨的小屯村，即殷墟废址，也就是商朝晚期都城。罗振玉于1909年初，委派其胞弟罗振常，亲赴安阳实地考察。对出土甲骨的考订，直接导致了后来安阳殷墟的发掘。

　　罗振常在史学、版本目录学方面均有著述，青年时期随兄长罗振玉在上海农学社从事编译。他花了两个多月的工夫，在安阳对洹水形势、出龟甲兽骨地段、发掘源流等问题进行调查访谈，直至实地勘察，并手绘标注甲骨出土位置的殷墟地形图、器物草图等插图14幅。另外，罗振常还受兄之托，在小屯村收集大小甲骨13000余片，以及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文物。因为在考察期间不断有惊奇出现，所以罗振常按文人习惯用日记将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以备后忘。

　　回沪后，罗振常根据安阳小屯村之行的记录，撰写了《洹洛访古游记》。该书是第一部学者实地访察殷墟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罗振玉得到胞弟在安阳收集的甲骨，大喜过望。为了能使这些珍贵的甲骨得以保存，罗振玉“寒夜拥炉，自加毡墨”，亲手墨拓甲骨文。在刘鹗《铁云藏龟》的基础上，再根据自己收藏的大批原始史料，罗振玉参照《说文解字》，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文做详细比较，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来推求甲骨文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于1910年释出单字近300个，其研究成果写入《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里。

　　正当罗振玉在上海热火朝天地展开对甲骨文的考订、并正在源源不断地出成果时，武昌起义的炮声打碎了清朝遗老的黄粱美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携家眷流亡日本京都。因为在上海教授日文时结识了一批日本朋友，所以罗振玉在日本的生活还算有照应。他得以继续从事在上海未完成的甲骨文研究。在日本逗留期间，罗振玉撰写了几本很有分量的甲骨文研究书籍，其中有《殷墟书契》前编与后编、《殷墟书契考释》，又从刘鹗赠送他的未著录过的甲骨中精选数十块影印了《铁云藏龟之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中，又释出甲骨文单字近200个，其中多数得到国内学界认可。1916年，罗振玉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单字编

　　成《殷墟书契待问编》，供有志于甲骨文研究者探讨。1919年春，罗振玉思乡心切，携家人从日本归国。作为保皇派，罗振玉放弃了久居的上海，定居天津。

　　王国维进哈同花园钻研甲骨文

　　王国维，浙江海宁人。他少年时就精通骈文、散文、古今体诗和金石书画。16岁不到，便被夸为“海宁四才子”之一。1899年，即甲骨文发现之年，风华正茂的王国维踏上了上海求学之路，在汪康年、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任抄写和校对。不久，《时务报》因言辞激烈被清政府查封。当时正在主办东文学社的罗振玉，非常赏识王国维的才华，便让他到东文学社学习日语兼编译《农学报》。次年年底，在罗振玉的资助以及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王国维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深造。后因病于1901年4月退学返沪。

　　1911年，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由于罗振玉将多年收藏的甲骨也带到了日本，因此王国维治甲骨文字始于那时。在罗振玉的帮助下，王国维静下心来做学问，并同日本学者广泛交流学习心得。这期间，日本经济危机，物价飞涨，罗振玉自身的日子也不好过。王国维不愿再以全家老小的生活拖累于罗振玉，便提出回国的想法。恰巧犹太富商哈同邀请，聘任王国维担任编辑主任，为他编辑《学术丛编》，并兼任哈同夫妇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教授。这正合王国维心意，他便收拾行李于1916年春乘船回到上海。

　　哈同来到上海滩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发了大财后，并没有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而是将赚来的金钱为社会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哈同夫妇热衷于中国古典文化。当听说中国有个叫“仓颉”的古人很有学问，还创造了文字，就在爱俪园（哈同花园）里开办了以仓颉名字命名的“仓圣明智大学”。这是一所从小学到大学的全日制学校，学生的膳食、住宿及学杂费统统由哈同花园提供，课程则侧重于中国古代文字、古董和典章制度，聘请全国一流老师授课。当哈同夫妇听说还有比篆文更古老的文字时，自然不肯放过机会，无论如何都要搞到记载那些更古老文字的甲骨。而手头上拥有近20000片甲骨的“大户”罗振玉，便成了哈同夫妇“下手”的重点对象。罗振玉盛情难却，最终转让了800多片甲骨给哈同。“拿下”罗振玉后，哈同夫妇乘胜追击，又出巨资收集了一批从安阳出土的甲骨。

　　购入的1000多片甲骨被小心翼翼地珍藏在哈同花园的戬寿堂里。对王国维来讲，跨进哈同花园就好比“老鼠跌在米缸里”，他一心一意待在戬寿堂里苦苦钻研，边编辑《学术丛编》，边整理研究甲骨文。每日除了拓印甲骨，辨识文字，别的事情概不过问。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研究方法独具匠心，不同于罗振玉等人，他将地下的文物（考古）同地上的材料（文献）对比，融会贯通，考文证史，来验证历史的真相，补充修正书本记载的错误，并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王国维先后撰写了《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征文》等书籍。此举确立了王国维在中国甲骨学史上的地位，为甲骨学奠定了基础。而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也给古代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刘体智慷慨献宝

　　王国维是只研究不收藏。有人却反过来，只收藏不研究。更可贵的是此人心胸极其宽广，会主动将自己收藏的甲骨拓本提供给学者研究。他便是藏书家、晚清重臣刘秉璋的四子刘体智。刘体智自幼聪慧好读，从小饱览李鸿章家族秘不示人的典藏，为他后来的大手笔收藏打下了基础。成人后，刘体智踏入金融界，曾任大清银行安徽督办，中国实业银行董事、上海分行总经理。他在上海从事金融业之余，还雅好收藏，于20世纪30年代专门在新闸路新建一幢飞檐式两层楼，用于收藏各种文物和书籍，并取名“小校经阁”。

　　刘体智收藏的文物堪称海内一流，尤其是龟甲兽骨片，世间罕有人能与之相比，在抗战前就达28000片。当郭沫若撰写的《甲骨文文字研究》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而轰动学术界时，刘体智听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贫困潦倒，有时甚至连一支毛笔都买不起，但仍然每天从乡下的住所跑到东京，把藏书颇为丰富的东洋书库所藏的甲骨文、金文著作全部通读了一遍，还几乎访遍了日本所有的甲骨文收藏者，潜心研究甲骨文，于是就在1936年将自己历年所收藏的龟甲兽骨，请人拓墨，集为《书契丛编》，分装成20册，托中国书店的金相同带到日本，免费供郭沫若研究、著书。

　　1928年2月，郭沫若东渡日本。正是在日本流亡期间，郭沫若看到罗振玉撰写的《殷墟书契考释》，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开始了甲骨文研究。虽然那时郭沫若对甲骨文一窍不通，但他坚信通过地下出土的古代文字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是一条正确的途径。于是郭沫若从入门书籍读起，靠自己摸索和思考，研究甲骨文。而刘体智的20册拓本，犹如一场及时雨，让郭沫若欢欣不已，并叹为观止。他从中挑选了1595片，认真研读考释，并据此著成《殷契粹编》，于1937年在日本出版。该书跟他先前出版的《卜辞通篆》

　　略有不同，郭沫若对书中每一片甲骨都做了考释。这批甲骨，主要是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前各藏家所藏精品，且不少还是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所未见的或遗漏的。更重要的是郭沫若对每片甲骨的考释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因此，该书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重视。直到今天，郭沫若的《卜辞通篆》和《殷墟粹编》在甲骨文及商代史研究中仍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抗战结束后，复旦大学胡厚宣教授慕名前往新闸路的“小校经阁”拜访刘体智，参观其藏品。只见全部甲骨规规整整被分别装在150个楠木拉盖式盒子里。打开盒盖，满目粲然，每片甲骨都经编号且绘有其形状轮廓。与150盒藏品配套的是18卷甲骨拓本，分装为18册。每册拓本后面都附有该册的释文。胡厚宣观后大为惊奇，随即安排历史系的学生们前去开阔眼界。

　　1934年胡厚宣从北大毕业后，傅斯年将他揽入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安阳殷墟发掘团，加入由梁思永主持的殷墟第10次发掘，他很快就能独当一面，并随即参加整理殷墟历次发掘的甲骨文，为《殷墟文字甲编》做过全部释文。1940年胡厚宣应顾颉刚之聘请转籍齐鲁大学。7年后来到上海，任复旦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胡厚宣发表了《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录》《甲骨续存》《五十年甲骨发现的总结》《五十年甲骨论著目》等多部甲骨文研究著作。胡厚宣与他的甲骨学前辈不同的是，他研究甲骨文不是单打独斗，而是桃李满天下。他培养的学生，如复旦大学教授裘锡圭等，在甲骨文字考释、分期断代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形似与神似的甲骨文书法

　　尽管甲骨文深奥，属于超冷门，却仍然不断有文人雅士想方设法“开发”这门古老文字。在罗振玉首次将甲骨文字引入中国书法不久，丁辅之也尝试用甲骨文字撰书楹联。丁辅之系晚清著名藏书家“八千卷楼主人”丁松生的孙子。丁家以藏书之丰闻名海内。丁辅之幼承家学，耳濡目染刻苦治学，对诗文、书画、篆刻、古文字等有较深的造诣，还特别嗜好甲骨文，书写了许多甲骨文字楹联。1916年起，丁辅之寓居上海，供职于上海铁路局沪杭线。公务之余，经常同叶品三、王福庵、吴石潜等人探讨金石书画。丁辅之的甲骨文书法以细笔小字较为多见，画画用甲骨文题款，且以甲骨文书法为中心，让诗、画、题跋等形式为辅，这在当年未见第二人有如此之举。丁辅之刊印的书籍有《商卜文集联（附集诗）》《商卜文分韵》《唐宋三百首集联》《全韵画梅诗》。丁辅之另有一本事，就是在游山玩水时，能应景用甲骨文字作诗。后来，他将甲骨文字创作的旅游诗编辑成《观水游山集》。继罗振玉后，丁辅之对甲骨文引入书法功不可没。

　　还有像叶玉森、柳诒征、简经纶、孙儆等学者在甲骨文书法上也下过大功夫，且成绩斐然。由于甲骨文到目前为止，可辨识的总共才2000字，其中还有不少是用于人名和地名的怪字，因此，“甲骨文书法”遇到无法识别的字，就要到金文等其他古文字中去讨救兵，加以自行创作。

　　上海市殷商甲骨文研究院的学者专家们，正在追随甲骨学老前辈的脚步，发扬与光大海派文化精神，不但力求在甲骨文书法方面有新的长进，且坚持深入到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孩子们讲述甲骨文的传说。2017年10月30日，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标志着世界对甲骨文的重要文化价值及其历史意义的高度认可，这对于国际社会了解和认识甲骨文及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