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寺庙中的清代皇帝御匾

　　寺庙既是人们宗教信仰的皈依之地，又是历史文化的会聚之所，吉林寺庙更是佛道儒三教与民间仙家杂糅并处，具有独特的吉林寺庙文化，牌匾文化就是其中之一，其中清代皇帝御匾便有8帝13块之多。

　　关帝庙供奉的关公在满族人眼中地位非凡，称他为“关玛法”（玛法为满语，意为老爷），吉林地区昔日有关帝庙60座之多。

　　满族人信奉关帝，主要是崇拜他集忠、孝、节、义于一身，能征善战，勇武精忠，这符合满族人崇尚武功，格守信义的传统道德规范。

　　北山关帝庙、乌拉街关帝庙、东关帝庙三庙共有4块清代皇帝御赐牌匾，足见对关帝庙的重视。

　　乌拉街关帝庙，原名保宁庵。始建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为二进院落，占地4000平方米，坐北朝南。

　　同治五年（1866年），土匪马傻子马振隆带领大批悍匪由奉化打到伯都那（今扶余），又占领了阿拉楚克（今黑龙江省阿城），后直奔乌拉街准备进攻吉林，后来乌拉街关帝庙“关公显圣”，吓退马傻子。

　　德英将军将此事禀报朝廷，慈禧以同治皇帝的名义御赐“严疆保障”金匾一块悬挂在乌拉街关帝庙大殿。

　　大革命时期，寺庙被夷为平地，御匾下落不明。

　　东关帝庙，始建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经多次重修扩建，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最为壮观。

　　正殿悬挂咸丰九年（1859年）赐匾“万世人极”，光绪十四年（1888年）赐匾“神武孔昭”。

　　1934年，修江堤，东关帝庙迁往致和门外。而后，东关帝庙建筑几经易主，御匾失去记载。

　　北山关帝庙，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年（1707年），建起关帝庙正殿三间。

　　北山关帝庙后经雍正、嘉庆、同治年间逐渐扩建而有山门1间，东配庑5间，戏楼、钟楼、鼓楼各1座，澄仙阁、翥鹤轩各3间。

　　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东巡吉林，为北山关帝庙的题匾“灵著豳（bīn） 岐。

　　而后，大革命时期，寺庙遭到破坏，御匾再无记载。

　　吉林文庙，始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后因“原有文庙简陋，不足崇礼”。

　　择地重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其建筑年代、建筑等级、保存完整程度堪称东北之最，大成殿悬挂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位清代皇帝御书牌匾也是吉林寺庙中最多、现存最多的一处。

　　自乾隆登基前，吉林没有文庙。吉林作为满族的发祥地，清王朝入主中原后，实行封闭政策，“重武抑文”，极其反对建庙兴学。

　　乾隆登基后，由于他思想开明，加之要想加强大清统治地位，搞“满汉一家”文化融合，就有必要对满族发祥地吉林解禁兴建文庙，所以在乾隆元年（l736年）御批兴建永吉州文庙（即吉林文庙），文庙落成后，正殿悬康熙皇帝亲笔所写牌匾，上书“万世师表”。

　　而后，雍正三年(1725年)，另说是在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皇帝题“生民未有”四字，颁定阙里孔庙及天下文庙大成殿予以悬挂；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皇帝书“与天地参”，匾额悬挂阙里及天下学宫；嘉庆四年，嘉庆就到孔庙祭拜，御笔题书“圣集大成”；道光元年（1821年），道光皇帝御笔题书“圣协时中”。

　　四位皇帝所书牌匾属于“普发”全国，吉林文庙也“如约”悬挂或后期补挂也不奇怪。如今五块御匾悬挂与大成殿中，随时可见。

　　龙潭山上的观音殿，建筑年代不详，应不晚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后经多次修葺与扩建。

　　乾隆十九年（1754年）八月初九日，乾隆皇帝东巡吉林，游览了龙风寺、祭祀了龙潭，封龙凤寺附近一棵28米多高，挺直无曲、枝叶翦齐的黄婆罗树为“神树”，并书“福佑大东”刻成匾额悬挂于龙潭山观音殿大殿之上。

　　解放初期，由于龙凤寺僧人对新中国的宗教政策不理解，在观音殿正殿自焚，同时大殿烧毁，想必御匾随之焚毁。如今的“福佑大东”已是后来补写，书家苗子。

　　乾隆帝虽只来吉林一次，但对松花江印象颇深。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他想到吉林城只有“风云雷雨山川坛”和龙王庙，没有松花江神庙，特给吉林将军发来一道关于修建松花江神庙的上谕。

　　第二年，松花江神庙落成，乾隆帝特派一名高官前来致祭并宣读由他本人亲自撰写的祝文。

　　光绪十四年（1888），送来御书“马訾保障”匾额悬于正殿。

　　1934年，修建吉林大桥，寺庙拆除，御匾下落不明。

　　城隍庙始建于康熙四年（1665年），多次整修扩建，光绪十四年（1888年）光绪皇帝下谕旨并赐匾“龙泉普佑”， 光绪十六年（1890年）光绪皇帝为吉林大火，下谕旨再赐匾“龙泉惠普”。

　　宣统三年（1911年），“火烧船厂”， 两块御匾与城隍庙一并焚毁。

　　如今，吉林寺庙中的清代皇帝御赐牌匾除吉林文庙尚有悬挂外，其他御匾都已不在。

　　但是它们除了随建筑毁于大火有记载外，其他都是失去记载下落不明，那么咱们就它们的下落暂时不下定论，也许有一天其中一块御匾会出现在眼前也未可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