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宗教观

　　梁启超谈佛教研究有两种路径：一为“哲学的研究”;一为“信仰的研究”。就“哲学的研究”而言，梁启超对宗教的考察，不仅涉及宗教与哲学之关系，而且涉及宗教与科学之关系，甚至在比较宗教学的视域中对不同宗教作出了价值判断。深入到个人信仰层面，梁启超表现出了“由儒入佛”的致思倾向。

　　一、宗教与哲学

　　“凡宗教皆以起信为基者也。”这是梁启超对宗教的一般看法。他的宗教观强调的是“信仰”之维，并宣称自己信仰的不是所谓“教会的宗教”。要而言之，“是要把一类‘非信仰’的淘汰出去了，赤裸裸的来研究信仰的本质”。根据他的见解，宗教是神圣的，是对人类社会有益而且必要的，人类之所以进化，宗教功不可没。

　　宗教与哲学之关系是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梁启超认为“哲学是从智的方面，研究宇宙最高原理及人类精神作用，求出个至善的道德标准”，而“宗教是从情的意的两方面，给人类一个‘超世界’的信仰”。以“智”和“情、意”作为哲学与宗教的分殊。梁启超不止一次地表达“唯心哲学殆近于宗教”。在他看来，哲学可分为唯物、唯心两派，“唯物派只能造出学问”“唯心派亦能造出人物”。由此，他认为“心学”(“王学”)乃是宗教之最上乘也。梁启超认为中国佛教内涵哲学因子，中国人不是作为宗教而是作为哲学接受佛教的。

　　“宗教贵信”。当然，“信”也有“迷信”与“正信”之分。不管是迷信抑或是正信，梁启超所强调的是信仰背后的“至诚”。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大人物所以能成就惊天动地的大事，常常依赖宗教。“宗教思想何宜于治事”“而哲学思想何以不宜”?梁启超认为有五种原因：一是无宗教思想，则无统一;二是无宗教思想则无希望;三是无宗教思想则无解脱;四是无宗教思想则无忌惮;五是无宗教思想则无魄力。

　　根据梁启超的见解，“言穷理则宗教家不如哲学家”“言治事则哲学家不如宗教家”。由此，他表达了“宗教长”而“哲学短”的看法，然而“宗教得而哲学失乎?”梁启超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宗教与迷信常相为缘故”，既然宗教中有迷信之因子，那么真理一定会被遮蔽，这时就需要哲学贵疑之精神来摧毁宗教中的迷信。

　　二、宗教与科学

　　何谓科学?梁启超这样解释道：“根据经验的事实分析综合，求出一个近真的公例，以推论同类事物，这种学问叫做‘科学’。”梁启超的科学观强调其求真之向度。如果从“纯粹”信仰的角度审视宗教，以科学的眼光观察有宗教性的人，那么“可以说宗教是一件极幼稚的东西”。但是从另一层面言之，宗教所产生的“信仰力”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着积极的意义。

　　回归梁启超的思想视域，我们发现他几乎是非常自然地试图调和宗教与科学。梁启超认为，一国之强弱兴衰，全系乎国民之知识与能力;而知识与能力的增减，全系乎国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乎国民之习惯与信仰。在他看来，在人群进化之第一期，宗教之于社会进步大有功德。

　　然而到了人群进化之第二期，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紧张开始凸显。因为“科学之力日盛，则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张，则神权之界日缩。”通过对西方思想史的考察，梁启超发现哥白尼天文学的革命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都在西方对基督宗教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内在张力是否不可调和?梁启超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他认为宗教就是“铸造国民脑质之药料”。由此，宗教所代表的信仰问题与科学所代表的知识问题就被他纳入了一个有机体：“科学的功能之一是澄清而不是否定宗教信仰，而‘宗教’的功能之一是澄清而不是淆乱国民之思想，以使之能够更有效地接受科学知识。”

　　在梁启超的内在理路中，他既承认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又对宗教怀有某种神圣的感情。这与他的儒家立场不无关系，即不重视教派及其特殊的教法，仅专注于道德实践的后果。由此，梁启超的宗教观走向伦理主义的向度。

　　三、个人信仰

　　梁启超曾经笼统地指出，“宗教是各个人信仰的对象”。在他看来，信仰有两种特征：第一，信仰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情感的产物;第二，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以“目的”与“手段”的区别为标准，他区分了“下等宗教”与“高等宗教”，进而指出“下等宗教”是拿信仰做手段的邪教。

　　以“流质多变”著称于世的梁启超，在宗教信仰上也经历了最初信仰“儒教”，后来反思宗教，最终皈依佛教的历程。这具体表现为对待保教运动上前后截然相反的立场。“不惮以昨日之我非今日之我”的梁启超，在保教问题上，“戊戌”前后表现出了巨大的转变。从《论支那宗教改革》《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两篇文章中可以窥见一端。质而言之，从提倡保教到放弃保教这一思想历程的转折，也蕴含着其宗教观念和价值取向的重大转变。这与他对宗教本身的理解不无关系。1902年否定保教思想之后，梁启超对宗教的本质有了全新的认识，逐渐开始接受西方“Religion”意义上的宗教，并明确将宗教与一般的思想与学术区别开来，将宗教仅限定在对神道的信仰上。

　　虽然中国有孔教，但孔教之教乃教育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儒家之“教”，“主于实行”“不主于信仰”。梁启超指出孔子乃是“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孔子既没有“如耶稣之自号化身帝子”，也没有“如佛之自称统属天龙”。他以“自我否定”之心路历程，尖锐地指出保教的根本错误在于“不知宗教为何物”，甚至“误解宗教之界说”。由此，梁启超认为孔教并不能为中国人提供信仰之力，便放弃了“儒教”之信仰。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他明确指出要以佛教之“信仰之力”抵达中国进步之途，因为佛教最有益于中国之“群治”。

　　众所周知，梁启超一生“笃信佛教”，并认为，“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为何如此?因为在他看来，“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独善”“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厌世”“佛教之信仰乃无量而非有限”“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别”“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

　　要而言之，梁启超一生经历了一个最初追随康有为信奉孔教，而后反思宗教本身，最后皈依佛教的嬗变历程。具体到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便是：先以宗教塑造“新民”，激发信仰之力;后来指责宗教禁锢人之精神自由;最后宣称佛教乃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

　　以上在梁启超的思想视域中，简单地梳理了其宗教观，发现其“自相矛盾”“变幻不定”：既有以科学批判宗教，又有科学与宗教并存，哲学与宗教并存，并试图调和二者。梁启超的宗教观更多地是对“中国向何处去”时代中心问题的思考之结果，以“文化危机”为背景，重建中国“宗教”的一种尝试。

　　(作者单位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