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爱情
1975年王士光(王光杰)与妻子王新(王兰芬) 分别8年后重逢时的合影。
与中国大多数夫妻一样，王士光和王新夫妇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之处。在一张照片上，他们一左一右，肩并肩站在庭院里，略显拘谨。那是1938年的冬天，两个年轻人打扮得很是时尚：丈夫穿了件呢子风衣，妻子穿的是翻毛皮大衣。
又过了10年，两人的穿着大为改变：齐刘海的卷发和西装革履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不过，夫妻俩中间多了个睁着大眼睛的小女孩，脖子上系着浅色的围嘴。
最大的变化当然是岁月带来的。到了1975年，照片上的男人头发已经花白，带副黑框眼镜。他俩身着深色干部服，力图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但仍然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
旁人难以想象，这些已经发黄甚至模糊不清的照片背后，是一个接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第一张是他们假扮夫妻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时的合影。第二张是两人因战争而分开，直到8年后在当时的晋冀鲁豫解放区一个小镇上相遇之后拍摄的。不过这一次，假夫妻终成眷属，并生下了大女儿。而1975年那一张，是两口子“文化大革命”时期分别了8年后重逢时拍摄的。
最近，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央视一套热播，讲述一对共产党员假扮夫妻，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故事。相比之下，身为原型之一的王士光夫妇，现实生活中却一直低调而平静。他们相濡以沫度过了65年时光，直到2003年王士光在北京去世。如今，妻子王新依然在世，已经89岁的高龄了。
那些“永不消逝的电波”，彻底改变了他们今生今世的命运。
那时候就是这样，只要党布置了任务，个人就会无条件地服从
正如荧屏上的女主角何兰芬一样，起初，本名叫王兰芬的王新也不同意“嫁人”。
当时，她的身份还是河北女师附中的学生。她出身于东北一个颇有名望的官绅家庭。张学良子承父业后第一次检阅东北军队，陪阅官就是王兰芬的父亲。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把女儿王兰芬送到天津亲戚家中。第二年，还在读中学、年仅15岁的王兰芬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她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是彭真的夫人张洁清。按照计划，15岁的王兰芬即将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一所分校学习。这一天，她到指定地点来接头。
一切都像电视剧中那样充满悬念：在一座充满欧式风格的花园里，一个陌生的男子告诉她“党交给你的任务变了”，需要她和一个男同志组成名义上的家庭，掩护对方做通信工作。
“我觉得很突然，思想根本来不及转弯。”时隔多年，早已改名为王新的王兰芬笑着回忆说。她表示自己连恋爱还没谈过，怎么能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结婚?
后来，王新才知道，这个接头人正是当时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当时，他的名字叫姚克广。
也许是看出了小姑娘的心思，姚依林劝解说：“党员嘛，个人要服从组织，党相信你会很好地完成任务的。”在回忆文章中，王新说自己无言以对，表示坚决服从。
“那时候就是这样，只要党布置了任务，个人就会无条件地服从。”谈起这段往事时，他们的小女儿王更怕别人不理解，补充说。这句话她时常从父母口中听到，无论是战争年代的天各一方，还是解放后的坎坷跌宕，他们都用这句话来解释。
与此同时，也有人去做男方的工作。他就是“一二·九”运动表现积极的王士光。这个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高才生同样出身名门：父亲王治昌曾经担任北洋政府的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代理过总长，六弟是解放后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光英，大妹则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为了不碰钉子，后来担任交通部副部长的葛琛先试问了王士光3个问题：婚否、有无对象、有无目标。他爽快地答以“我是‘三无’”，并表示要“打败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再结婚”。
这也难怪，在众人眼中，这位王家四公子心目中恐怕只有无线电。在王光美记忆里，当时名字还叫王光杰的哥哥从小就喜欢研究无线电设备。他还以看电影的借口拿去王光美的零花钱，私下里都去买了无线电器材。据说，王光美还帮他缠过无线电线圈。
担任过最高法院院长的郑天翔也回忆，王光杰早在高中读书时，就很擅长物理，所以先是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年又转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或许是考虑到他的这种专业背景，当姚依林为加强河北省敌占区和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决定在天津建立一个电台组织时，就自然而然找到了王光杰。
后来，姚依林回忆说，当时天津和延安距离遥远，一些重大的文件和指示都无法及时获知。有时候，他不得不通过日本人所办报纸的内部消息、以及收听武汉国民党电台的广播来获取信息。
“后来才知道有个洛川会议，文件自然无法看到，”姚依林说，“我们只是按照中央给的任务，根据地方斗争情况那样地干了起来。”
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郝在今的著作《中国秘密战》，记述了中国共产党自抗日战争以来的情报保卫工作。他介绍说，当时无线电电台在信息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30年，江西苏区的红军缴获了一部电台，可惜被战士们当做怪物砸烂了。得知此事的毛泽东专门嘱咐，在下达作战命令时加上一条，各路红军注意收集无线电台。
这一年的龙岗战斗又缴获了一批电台，不幸又被战士砸坏，只剩下一部机器，虽然能够收报，但是不能发报。最终，红军俘虏了对方10个技术人员，创立了红军的第一个电台。朱德每日过问电台工作，并给技术人员以优厚的待遇，台长每个月工资50大洋，差不多是总司令的10倍。
在这种情况下，找一对假夫妻在敌占区设立电台，就有了基础。
1938年冬地下工作时期的王士光(王光杰)、王新(王兰芬) 。
这个人怎么像监狱里出来的
尽管表示了无条件服从，王兰芬仍然提出，要先见一见这位年长6岁的“丈夫”。“况且他同意不同意我呢?”她反问道。
时间定在了1938年的一天，地点是天津一个名叫颐和园的旅舍。提前来到旅舍的姚依林还给王兰芬倒了杯水，安慰她说一定会完成任务。
多年后，已经是耄耋老人的王兰芬，依然记得对这位假丈夫的第一印象：脸色苍白，头发乱得就像倒伏的麦子，不知道还以为是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每每听到这段情节，女儿王更就忍不住打趣：“我妈当时还失手把茶水泼了一身呢!”
而王光杰看见猛然跳出来个拖着辫子的小姑娘，也忍不住脱口而出：“这么小?”
他可能还不知道，对面的这个女学生，为了显得成熟些，特意换下了白衣蓝裙的学生制服，穿上了一条蓝布旗袍，就连两条小辫子上的白绸花也特意换成了黑丝带。
看到这样的情景，姚依林赶快把话题岔开，建议两人理发。他尤其叮嘱王兰芬“辫子一定要忍痛割爱”，烫个卷发最为合适。
他也早已在英租界一个叫伊甸园的小洋楼上为他们租下住房。考虑到王兰芬年龄太小，姚依林又找了一位40多岁的烈士家属及其孩子，扮成他们的婶母和弟弟。
就这样，一个四口之家诞生了。丈夫名叫吴厚和，在天洋市场一家电料行当技师。妻子名叫黄慧，和婶母在家操持家务。
夫妇俩还以丈夫感染了肺结核，不得不分床睡为理由，在婚房里摆上两张单人床。“以黄河为界。”王光杰幽默地打比方，所谓的“黄河”是一台八仙桌和4把吃饭用的椅子。
电台伪装成收音机的形式。起初用的是美国生产的收发报机，后来考虑到发射机和电源噪音太大，王光杰特意从家里拿来自己组装的电台和电源。据说，第一次试机，他们就发现机器“打了火”，幸亏王光杰早有准备，迅速修理好了。
接下来的场景几乎和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展现得一模一样：在这幢三层小洋楼的楼顶，每天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王光杰开始工作。三伏天的夜晚，旁人都在屋外挥舞着蒲扇，他却躲在屋子里，把门窗捂得严严实实，用绒布把发报机的电键包裹起来，聚精会神地发报收报。
他的第一个收发报对象，是邓宋支队司令部的电台。这支部队由八路军宋时伦支队和邓华支队合并，组成了八路军第四纵队。对方很快就发来“QSA-5”，表示信号很好，王光杰也用“ROK”回复，以说明接收完毕。
年轻的妻子也成了助手。她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有时候，为了掩护工作，就和楼下的房东太太聊聊天，或者找另外一个租户，一个冀东来的大地主太太说说话。
虽然亲戚家就住在隔着两条马路的地方，她却从来没有去探望过，甚至没有让家人知道自己的行踪。
“我就像演戏一样。”她说。
小姑娘唯一的娱乐就是在阳台上跳绳，这是表示安全的讯号。有时候下班回来，望着“妻子”在阳台上蹦蹦跳跳，王光杰会上前帮忙甩绳圈儿，有时候还会和她一起跳绳。
也有的时候，阳台上会立着一根竹竿，当然这也是联络的安全信号。
1948年秋王士光(王光杰)、王新(王兰芬) 在白沙镇与大女儿的合影。
我现在向你请求，我们结婚吧
这些浪漫轻松的故事背后，其实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1938年被郝在今总结为中国情报、保卫工作的历史分期。这一年，中国政坛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情报保卫工作方面，都大力进行组织机构变动、方针路线调整和人事选拔培训。
就在这年4月，蒋介石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扩大为两个部门，其中一个叫“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另一个就是简称“军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地下工作的对手除了日本宪兵特务和伪政权警察特务外，还有国民党潜伏人员。为此，姚依林叮嘱王光杰不要打扮成穷酸学生的模样，“很容易被注意”。他甚至给王光杰买来了梳子和头油，说是“我知道你思想没有通，所以替你买来，在学校里，朴素是个美德，现在做地下机关工作，要时刻警惕”。
同志们的见面暗号也很讲究。有一次，王光杰和姚依林相约在天津大光明电影院的门口。一人拿着一张折起一角的《银都小报》，不停地抽烟，直到另一位也手持《银都小报》前来对火。
假扮夫妻更是不能掉以轻心。闲暇的时候，这对“恩爱夫妻”还特意到附近的黄家花园散步，这是一位清末候补道台所建的园林。
不过，即便是这样装模作样的散步谈心，红色夫妻谈论的话题也离不开“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之类。看到花园里的松柏，这对革命者还会赞赏这种植物“不怕风吹雨打和严寒霜雪”。
“我本来看不上这个花园，但后来和黄慧在这里齐步走，听到被践踏的干树叶的沙沙声，觉得别有风味。”王光杰回忆说。
虽然大多数时候是“假夫妻”，但也有“真情侣”的时刻。一次，王光杰持续高烧，虚弱地躺在床上。王兰芬就像真正的妻子那样日夜守护。这让王光杰很感动，他甚至回想起第一次见面时，无意中伤害对方自尊心的那句话，不由得道歉说：“论年纪，你比我小，是我的妹妹;按党龄，你比我入党早，应该是我的姐姐。”
如今，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附近的一个房间里，时间似乎永远停留在了72年前。夫妻俩那张黑白合影还摆在桌子上，他们回忆往事的视频正在电视机上播放。当时，王士光由于喉癌接受了“喉全切”手术，已经无法张口说话了。尽管如此，旁人问到多年前的往事，这位老人的眼睛不由得亮了起来，还有片刻，露出神往的表情。
据说，两人的感情得到升华缘于一次遇险。一天晚上，周围出现“情况”，王氏夫妇只得离开这个家，找一个旅馆躲起来。他们观察了旅馆的房间和地形，研究了脱险的办法和途径，思考着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王光杰想着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电台，掩护王兰芬脱险;王兰芬却思量着王光杰是电台的负责人，应该牺牲自己掩护他脱险。他们悄悄地讲出各自的心事，结果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终于有一天，王兰芬忍不住了，问他说：“老姚和葛琛都问过你，你的‘三无’怎么样了?你为什么吞吞吐吐地不回答，为什么还脸红?你要老实交代?”
王光杰大胆地说：“因为有了你。”
“你的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怕羞不肯说。”王兰芬很是爽快。
“我现在向你请求，我们结婚吧!”王光杰借机说。
“我妈经常说我爸是个好人，说是两人在一起从不主动表示。我后来明白了，原来是她主动的呀!”提及此事，王更忍不住笑了。
1938年12月26日，经过中共平津塘点线工作委员会的批准，这对假夫妻正式结为真伴侣。
两人见面竟也没有别的话说，只是问了句“我可以抽烟吗?”
直至1939年年底撤销为止，这个原定运行3个月的秘密电台，持续了一年多。
通过这座电台，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及时与上级党组织保持了联系。据姚依林的女儿回忆，在当时著名的“冀东暴动”中，这部电台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根据组织的安排，这对新婚夫妇又来到平西根据地，并更名为王士光和王新，被同事们称作“大王”和“小王”。大王担任晋察热辽军区司令部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小王在各地开展妇女工作。
1940年春天，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他们各自随着部队转移，就此失去了联系。据说，王光美后来曾经托人到东北局去问，得知有5个名叫王新的共产党人。不久，甚至传来了王新牺牲的消息。
在同事们的眼中，那时的王士光变得孤独极了。他的外甥、刘少奇之子刘源形容，他以前是“察明(charming)酷(cool)毕帅呆啦”的四公子。但此时，他衣服又脏又破，大小也不合身，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候，他嘴巴干裂成一道道血口子，眼窝也变得深陷。
他唯一的寄托似乎就是工作。1946年11月，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收到延安电报，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命令邯郸台迅速做好接替工作。组织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王士光。
在没有图纸、技术资料和计算工具的情况下，大王把装好的中波电台改成了短波电台。在半地下室的锅炉房里，他还利用铁轨、飞机残骸改制通信材料，并自己烧瓷制作绝缘材料。
1947年春天，当国民政府宣扬“国军的决定性胜利”、“共匪首府已攻克”时，代表共产党声音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却在3月29日，也就是国民党军队攻入延安的当晚，不可思议地发出了“XNCR(延安广播电台呼号)”的呼号声。
当时，播音员只是在不停地重复一句话：“机器发生故障暂停播音，明日再会。”第二天，王士光又指导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继续播音，先是播放了秧歌曲《兄妹开荒》，接着拿出自制的新闻节目。
据后来被俘的国民党测向台台长称，当他们用测向机测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身在晋东南地区时，觉得非常意外。在晋东南的侦察机也报称，根本没有发现广播发射台存在的迹象。由于担心如实上报会以“谎报军情”论处，他只好上报称中共电台在延安西北的定边，国民党军队特意派飞机对那里进行了一番轰炸。
为此，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司令部和军区政治部联名授予王士光“特等功臣”奖旗和“人民功臣”银质奖章。
另一方面，这位“电信大王”已经步入中年了。据说，当时给他介绍对象的不在少数，一个女同事向他表白，得到的回复却是“不考虑”。
王更说：“在革命年代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夫妻俩如果3年没有任何音信就可以重新再找了。但我爸妈都不，都互相等着。”
多年后，提起这段跨越10年之久的忠贞，王士光已经不能言语。王新颤抖着双手说：“我们既然是在工作中了解的，又是党员，我想虽然没有见面，也应该等待。”
终于，通过报纸上刊登的丈夫的模范事迹，王新从牡丹江来找王士光。1947年年底的一天，老乡们成群结队地聚在村口，像看新媳妇一样，围看大王那断绝音信多年的妻子。
“还是那张苍白消瘦的脸，头发又长又乱，就像从监狱里刚刚出来一样。”小王回忆说。
两人见面竟也没有别的话说，沉默了片刻，大王才激动地说出句话“我可以抽烟吗?”小王向来注重仪表形象，也从来不抽烟的，这时也用颤抖的声音回答：“也给我一支烟。”
王新(王兰芬) 。陈剑摄
接到释放出狱的通知，他竟然要求继续留在监狱里
没人料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切却成了王士光的罪证。1949年以后，王士光先后担任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副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十局的副局长和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你们夫妻搞秘密电台时为什么没有被捕?”“你为什么要坚持等你妻子8年之久?”“你们夫妻为什么不相互揭发?”当时有人这样问。
不过，刘源解释说：“到底还是因为与我父母的亲戚关系，让他倒了大霉：批判斗争、审查检讨，没完没了。”
在刘源印象里，舅舅王士光从未借助父亲刘少奇的关系谋利。甚至，到中南海探望自己的母亲时，他也从来不找刘少奇夫妇。
王光美甚至觉得哥哥总是躲着自己。1948年在西柏坡，她意外得知哥哥也住在附近，立即赶去探望。自从1938年离家，兄妹俩已经有10年没有相见了。得知妹妹即将结婚，王士光赶忙问对方的名字。
“是刘少奇。”王光美说。
向来和蔼亲切的王士光顿时厉色疾言：“别胡思乱想!”
“真的!”
“你懂什么!那是党的领袖!”
王光美没有再做辩解。多年后，她将此当做趣事来讲：“多半他认为那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根本不信、不听。”
1968年8月11日，王士光被投入秦城监狱。不久，妻子也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两人再度天各一方，直至王士光8年后出狱。
如今，已经没有太多当事人能说出这对夫妇再次久别后重逢的情形了。王更说：“大概两人也像同志那样握着手，一句话也不说吧!”
不过，在秦城监狱，王士光也没闲着。从1973年3月开始，他在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和计算工具的情况下，开始在监狱里撰写书稿，内容包括雷达、电子对抗和集成电路等等。截至1975年4月7日出狱，这些书稿共计70万字，订了39本。
他对王更说，最初入狱时被看管得非常紧。除了写交代材料，一身黑色囚衣的囚犯唯一的权利就是面对四壁思考“罪行”。
后来，他干脆借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机会，将心得贯穿在书稿里。比如每篇的开头都写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等字样，有时候还会附上两首毛泽东诗词。以至于接到释放出狱的通知，他竟然要求继续留在监狱里写完书稿。
有专家评论说，这些资料所涵盖的雷达通信、电子战、声纳等军事电子装备的设计方案范围之广令人惊叹不已。
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一天，王更急于找一块白色的台布布置灵堂，却在壁柜里意外地发现了这些手稿，上面还有这样一段话：“我在这里经受严格审查期间，一定要努力看书学习，并尽我的最大努力，力争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在现在看似革命口号的几句话，正是父亲当时在监狱中内心的真实表白，”王更眼睛有些湿润地说，“几十年来，我对他真正的了解竟然是在他老人家走了之后。”
他们革命感情大于夫妻情分
“我们其实是工作关系。过去是他做秘密电台我做助手，后来他担任领导我就把家里打理好。”王老太太这样总结自己的这段传奇婚姻，“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你要对我怎么样，我要对你怎么样。”
“革命”、“党组织”、“任务”这些关键词，成为他们婚姻的最大特色。第一次分离，王新说他们虽然没有见面，但更重要的是都没有离开过组织。在第二个8年的分别中，最让王士光难以忍受的事情，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权利被强行剥夺”。
“他们革命感情大于夫妻情分。”王更借用母亲的话说。据她回忆，老两口最爱唠叨的就是1938年做地下工作的故事了。
但革命年代逐渐远去，这对共同经历风雨的夫妻，最终回归寻常生活。有时，他们照样会吵架。据说，曾经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就曾经到家中，调解老两口的家庭矛盾。据刘源形容，劝说效果极佳。
1994年，王新股骨胫骨骨折住院，瘦得不到70斤重，王士光经常变换花样为她做饭，并把电视里播放的《西游记》、《红楼梦》等电视连续剧全部录制下来，不厌其烦地给她讲解。
离休后不久，王新患上了老年忧郁症，像孩子一样寸步不让王士光离开。有时候，她病情波动起来特别爱发脾气，甚至很不讲理，连王更都替父亲感到委屈，可是王士光总是默默地包容一切。
由于王新酷爱鲜花，王士光更是在庭院里种上10多棵月季。起初，王更买来的品种只有淡粉色和艳红色,王士光专门要求加上黄色和白色等多种色彩。隔上几天，他就会挑选最艳丽的花朵剪下来，送到王新面前。这时,对方会像孩子般兴奋地拍起手来。王士光已经老了，手不知道被花刺扎过多少次，但他依然欣慰地笑着。
即便在病重最后一次住院期间，为了替王新填写单位发的一张履历表，身体已经相当虚弱的王士光依然艰难地坐在沙发上，用颤抖无力的手，坚持写了1个多小时。
如今，偌大的房间里只有女儿和保姆陪伴着王新，她已基本上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时常坐在轮椅上发呆。和热播的电视剧相比，她几乎成了个局外人。据说，原型之一的王士光在世时，提到这部电影也是直摆手，说和自己毫无关系。
不过，当有人趴在耳边，大声说出“永不消逝的电波”几个字时，一直面无表情的王新(王兰芬)，脸上会透出一丝微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