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衣冠南渡”

　　“衣冠”是指士大夫阶层，所谓“衣冠南渡”，就是指北方的非汉族民族进入中原，并建立政权，迫使中原士大夫陪同流亡的汉族王朝南迁至江南地区重建政权的历史现象。

　　提起“衣冠南渡”，人们通常所想到的是永嘉之乱后的东晋南朝。但实际上在我国历史上大约有三次规模较大的“衣冠南渡”事件：永嘉之乱后的东晋南朝、安史之乱后的李唐和靖康之乱后的南宋。另外，还有两次小规模的“衣冠南渡”：一是东汉末年；二是明朝甲申政变之后。

　　永嘉之乱后的南迁

　　这是中原政权和文明首次南迁，由西晋京师洛阳南渡至建康（今南京）。西晋晋怀帝、晋愍帝时期中原地区大规模战争不断，内徙的周边部族相继建立君主制政权，强大起来威胁到西晋政权，并最终酿成永嘉之祸，中央朝廷受到威胁，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中原汉族臣民从京师洛阳南渡，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西晋王室渡江后，在建康（今南京）定都，史称东晋。中原汉族士族等臣民相随南逃，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王导依赖南渡的北方士族，团结江东豪强，协助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

　　此次人口的南迁，持续时间长，从西晋永嘉元年到刘宋泰始元年，共160余次，人口南迁络绎不绝，此后的120年间，规模较小的南迁仍时有发生。

　　南迁人口数量多，保守估计，北方移民及其后裔的总数在200万左右。

　　南迁人口中包含有大量魏晋时期的中原一流氏族，迁移的过程中大都以原籍或宗族为单位，或依附于原籍的强大宗族、地方官员，集体行动。

　　东晋南朝为南渡的移民设置了众多的侨州郡县，享受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

　　安史之乱后的南迁

　　唐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反对唐王朝，史称“安史之乱”，这次叛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自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起，至762年（唐代宗宝应元年）结束，前后7七年之久。这次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所促成的，对唐朝后期的影响尤其巨大。随后，北方的胡族攻入中原，唐朝进入战乱和藩镇割据时代，以及之后更为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这段时间，从安史之乱的“明皇幸蜀”到黄巢起义时的“僖宗幸蜀”，四川成为了唐王朝激酣的回旋之所，后四川地区因“黄巢之乱”人口大减。之后朱温篡夺大唐，后另一只旁系的李氏子孙(李昪)占据南方 李昪在南方建立的正统王朝，定都江宁（今江苏南京）(建立南唐）即 南唐，随后第二次“衣冠南渡”大量中原人口向南方迁移，南方地区与北方中原的差距开始缩小。有学者甚至认为，南北人口甚至已接近均衡。

　　而此时，吐蕃、契丹等民族政权对唐的压力也日渐增大，使得大量北方民众不断南迁。北人的南迁，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为中央政府提供了主要财政来源和经济支撑。

　　靖康之乱后的南迁

　　1126年（靖康元年）北方的金兵攻克宋都城汴京。1127年（靖康二年）三月，金军大肆搜掠后，立张邦昌为楚帝，驱掳徽、钦二帝和宗室等北返，北宋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难”“靖康之祸”“靖康之耻”。统治者衣冠南渡，在杭州建立南宋。中原汉族大量向南方迁移。之后蒙元又占领中原，中原地区破坏很严重。南方的江南地区作为南宋的统治中心区域取代中原成为了新的经济中心。此次南渡，发生在1127年（即赵构建炎元年、靖康二年），故也称建炎南渡。

　　此次人口的南迁导致源于被族政权的大规模南下，再次掀起了文化人士的南迁风潮，此次南迁后，南方地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城镇大量兴起，经济重心已完全转移到江南地区，文化风貌也开始以江南为盛。

　　衣冠南渡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及其深渊的影响，南迁士人在江南地区重新组织政权，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原汉文化中央政权治理传统，使之能够与北族政权文化在对抗中交流融合，并得以对分裂时代之后新的大一统中央政权进行整治文化再输血。南迁士人在南方政权中仍然占突出的地位，甚至在一定时期内主导南方政权的走向。中原士族南迁，大量精英文化集中江东，迅速提升了南方的文化层次，极大地影响了南方的文化样貌。上百万人口的南迁，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开拓山林，兴垦荒地，有力地促进了南方区域经济的开发，为中国经济重心的最终南移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