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上海，谁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内容简介

　　一百年前，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在北京掀起了启蒙的高潮，新文化终于成为了运动。

　　五四启蒙运动的中心，一直被认为在北京，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新文化运动其实还有一个中心，那就是清末民初的上海。

　　本文刊载于许纪霖书籍·《如何安身立命》

　　许纪霖：对于纪念史学来说，1915年最重要的百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

　　190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名叫《新青年》），一般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元年。

　　一讲到新文化运动，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它的中心在哪里？以前大家都认为是北京。

　　上个月我参加了一个纪念《新青年》创刊百年的学术研讨会，一个北京的专家就在会上讲：当年陈独秀在上海办《新青年》，什么影响都没有，只是后来迁到北京，与北京大学结合之后，新文化运动才蓬勃展开，有了全国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理所当然在北京！

　　我想先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听听周武和瞿骏两位专家的看法，新文化运动是只有一个中心还是有多个中心？

　　周武：这个看法由来已久，现在仍有不少学者这么认为，好像新文化运动只有一个中心，而这个中心就在北京，更具体地说，就是一校一刊。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近代中国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潮的发祥之地、来源之地，一直在上海。

　　上海与北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新”。

　　上海的重要性和优势，即在于“新”。

　　这个“新”，就文化而言，就是新知新学。

　　清末民初，上海是新知新学的生产与传播中心，也可以说是新文化和新思潮的中心。

　　现在确实有这么一种说法，认为《青年杂志》虽然在上海创刊，但影响不大。

　　《新青年》是搬到北京以后才产生了影响，新文化运动才起来。

　　不错，如果从量上面统计的话，《青年杂志》刚创办的时候发行量是不大的，最初每期只有一千本。

　　它的鼎盛时期确实是在北京，最高的发行量达一万五千本到一万六千本。

　　但是，大家可能忽视了一点，《新青年》在随陈独秀、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而迁到北京以后，事实上并没有割断和上海的联系。

　　它的编辑部搬到北京，但它的印刷和发行仍在上海，在上海印刷，在上海发行。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北京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那么，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又何以能够发展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潮、运动和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了这种变化？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它取决于三大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上海是个中心口岸。我总觉得，过去我们对这个口岸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单面的。

　　大家都知道，近代上海是个大码头，“中华第一码头”“亚洲头号商埠”，基本上是从贸易、经济这个角度去看的。

　　其实，上海不仅仅是贸易的码头、不仅仅是经济的码头，它也是新知识的码头、新思潮的码头、新智慧的码头。

　　概括的说，是新文化的码头。单纯从贸易、从经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是非常片面的。

　　码头是四通八达的，上海不单“同全国大多数地区和重要城镇息息相关”，而且同整个东亚世界乃至全球网络息息相关。

　　上海是一座“两个世界之间”的枢纽型城市，一头连着世界，一头连着广袤的内地，上海的重要性和“传奇性魅力”即是在这种连结中突显出来的。

　　借助这个通达世界各地的网络，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新的思潮、新的文化最初在上海落户，然后由上海逐步传播出去。没有这个网络，新文化怎么可能迅速席卷全国。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

　　▲老照片里的上海码头

　　第二个因素是帝都的政治文化。在中国这样一种政治文化氛围里面，上海尽管做了许多事情，成为最大的新文化码头，但没有经过帝都的认证、加持。

　　《青年杂志》在上海时没什么影响，到北京以后影响就放大了。

　　这是跟中国的政治文化有关。因为北京是帝都，而北京大学又是北洋时期唯一一所隶属于教育部的国立大学，地位非常特殊。

　　《新青年》到北京，又是由北大的一帮教授撰稿编辑的，《新青年》的编辑还是原来那帮人，但发言的位置跟在上海时完全不同。

　　帝都北京天然具有一种类似麦克风的功能，因此在那里发言，声音易被放大。

　　而上海是万商之海，市井鼎沸喧嚣，很难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声音。

　　第三个因素是运动领袖的身份。任何一场新的思想运动、新的文化运动，它的发起者、组织者的身份非常重要。

　　当年的“新青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氏兄弟，都有留洋的经历，后来又齐聚北京大学，成为北大教授，由他们来推动新文化运动，具有特殊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这背后实际上关联着清末民初历史的一种深层变动。

　　我举个例子，你们就理解了。

　　清末武进有一个名叫陆炜士（尔奎）的先生，道德学问自小就见重于乡里，许多人都以师礼事之，可谓“有声于国粹丈人之林”，戊戌前受聘担任北洋等学堂讲席，乡先生多不解，群起而短之说：“陆某士夫也，竟与若辈周旋乎？”

　　可见，那个时候新学堂的讲师是被轻贱的。但科举废除之后，情况大变。

　　“大学校教师”逐渐成为“最礼重之秩位”。

　　这是一个知识权威的再造过程。

　　此前的知识权威来自书院场屋，此后则逐渐转移到另一个场域，也就是大学。在民国时期，大学教授是否具有留洋经历，境遇和影响力大不相同。

　　▲袁世凯在天津创办的北洋工艺学堂

　　概括地说，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三大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没有中心口岸的庞大网络，新文化运动不可能短期内席卷全国；没有帝都政治文化的加持和认证，新文化就很难形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没有留洋的大学教授的身份这个金字招牌，新文化无法取得引领全国青年那样的号召力。

　　许纪霖：周武教授这三点总结得非常好！

　　我完全同意。

　　我想补充一点，固然《新青年》的鼎盛时期在北京，最重要的是获得了北京大学新派教授的支持——在现代社会之中，大学是具知识的生产中心——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知识不仅需要生产，而且还要传播。

　　而民国初年中国的知识传播中心，不是北京，而是上海，因为上海拥有全国最发达的报业和出版业。

　　传播就是生产力，传播对于新文化运动来说，有时候要比作者与编辑部在哪里更重要。

　　▲上海北福建路的商务印书馆

　　《青年杂志》最初两卷是在上海编辑的，难道真的没有影响？

　　我特别查了篇目，发现头两年中有许多文章，如今已经成为思想史研究的经典。

　　比如说陈独秀在第一卷创刊号上面写的《敬告青年》，显然是一篇不是发刊词的发刊词。

　　还有歌颂法兰西文明的那篇《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还有《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还有一篇是被反复引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文中陈独秀说：洋务运动是器物的觉悟，戊戌变法是制度的觉悟，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伦理的最后觉悟，这篇文章昭示了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自觉，是一篇宣言式的名篇。

　　此外，高一涵、李大钊、吴虞、易白沙、胡适，等等，在头两年已经在《新青年》中发表文章，虽然当时没有产生后来巨大的轰动效应，但这些名篇已经在中国思想史中沉淀下来。

　　我们不能忘记《新青年》早期这段在上海的历史。

　　瞿骏：上海与北京究竟哪座城市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个问题的回答就类似我们今天这样的场合。

　　我们三位坐在台上，可能看上去蛮像一个中心。

　　但问题在于，如果缺少了下面各位朋友帮我们推波助澜，从微博、微信推送出去的话，可能我们三个近乎于白讲，压根就没有任何的反响和回应。

　　我觉得这就类似于《新青年》、北大和上海的关系。其实要看是它是传播的中心还是生产的中心。

　　前面许老师说好像《青年杂志》刚刚创刊的几年影响不大，后来到北京去，影响才大。我们就要分析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之所以前几年在上海没有影响，或者说没有太大的影响，恰恰是因为，从清末以来，上海这个城市已经有了强大的新文化的内容、市场与氛围。

　　大家知道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已经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

　　中华书局也办了各种各样的杂志，如《中华教育界》《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等等，这些杂志其实都在传播新文化，只不过是因为以前我们对于新文化那套主流的东西太过于熟悉，而经常把这些杂志、刊物淡忘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新文化是怎么样被运动起来的？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新文化究竟是怎样被炒作起来的？

　　著名的钱玄同，化名为王敬轩，在《新青年》上与刘半农唱双簧戏。

　　一个人写反对的文章、一个写赞成的文章；一个支持文言文、一个支持白话文。

　　是这样一套伎俩、这样一套炒作的方法。

　　钱玄同、陈独秀他们恰恰是当年在上海学会的，从《苏报》开始，报纸上的文章就经常充满着自说自话，充满着不负责任的，伪造的文字。

　　比如章士钊回忆说，1903年左右他们写过一个《严拿留学生密谕》，说清廷要在日本抓搞革命的留学生。

　　但最后章士钊说，都是他们自己写的，那个时候就是为了革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如果说在清末，为了革命“无所不用其极的”话，那到了《新青年》的时候，可能是为了新文化，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钱玄同

　　第三，尽管到了北京，《新青年》的销量可能达到了一万四千份、一万五千份，但是和上海同时期的那些报纸、刊物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最多说到平起平坐的地步。

　　而且这还是指那些传播新文化的报刊，若和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如《礼拜六》比起来，那更没得比。

　　许纪霖：在历史学界，一直弥漫着一种“辉格党人式叙事”。

　　所谓“辉格党人式叙事”，是说英国的历史是由辉格党人书写的，英国的历史被描述为向着一个确定的目标发展的历史，凡是不符合这个方向的事件、因素和人物都被剔除了、排斥了。

　　而在辉格党人笔下，近代英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走向自由、法治与宪政的历史。

　　近代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历史叙述，虽然不是辉格党人写的，但都是“辉格党人式”的，只是写法不一样。

　　传统的是革命的叙事，后来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叙事，更新近的是民主的或者宪政的叙事，虽然终极目标不同，但叙事方式是雷同的，历史被描述为某种必然的、往确定方向前进的运动。关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长期以来也笼罩在“辉格党人式叙事”之中，似乎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就是民主与科学，其以《新青年》为主线，凡是符合这个方向与目标的，都是新文化，是好的、积极的，凡是不符合民主与科学的，都是反动的、保守的、倒退的、落后的。

　　然而，这样一种将历史发展简单化、单一化的叙事，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挑战和质疑。

　　前一阵子我在看BBC拍的系列纪录片《英国史》，虽然我对英国史不算太陌生，但竟然没有完全看懂。

　　因为BBC已经打破了辉格党人式的英国历史叙述，将历史中复杂的、多元的、复调的各种事件、人物和因素都原原本本还原出来，呈现出比我们以往知道的要丰富得多的真相。

　　但是，我们实际上今天在检讨辉格党人叙事。这几年我自己写的文章，越来越试图破碎这套所谓向着一个终极目标前进着的历史，来试图还原历史本身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bbc《英国史》

　　回到沙龙的主题，难道真的是《新青年》一枝独秀能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吗？

　　难道新文化作为一种运动，真的是1915年9月才出现的吗？

　　显然，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话，一定知道，早在晚清，不说已经有了启蒙，但已经有了启蒙的先驱。

　　那位“笔锋常带情感”的梁任公，他办的《新民丛报》，影响了整整两代人，他这一代与后来胡适、陈独秀那一代人。

　　没有梁启超，何来新文化？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所谓新文化，乃是相对于传统的旧文化而言，这种新文化，无论是白话文、还是新观念、新思维，早在1895之后就进入中国，开始改变读书人，谭嗣同讲仁学，要“冲决网罗”，那个要冲决的“网罗”，就是三纲，就是儒家的礼教。

　　美国研究中国近代思想的著名学者张灏教授，将1895年到1925年视为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时代”，也就是说，从旧文化到新文化的历史转型，从1895年就开始了，只是到了《新青年》创办之后，新文化运动开始加速，呈现出新的面貌与阶段。

　　新文化运动不是“辉格党人式叙事”中的一条单线，似乎没有《新青年》，就没有新文化。

　　不，在《新青年》杂志的前后，有很多新文化杂志了。

　　刚才瞿骏老师就讲，为什么陈独秀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影响不大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上海当时有太多的新文化杂志了。不说别的，当年在中国知识界最有影响的杂志，不是《新青年》，而是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这份创刊于1904年创办的杂志，可谓称真正的杂志，内容五花八门，从时事、文学、小说、评论到思潮，兼容并包，无所不有。

　　很能体现出周武刚才说的上海的码头风格。

　　码头不是专卖店，码头就是外滩，就是南京路，各色商品、各种思潮，一视同仁，都展示给读者看，相信读者有独立的判断力，自己可以从各种思潮的比较中获得你所认为的真理。

　　这就是上海的码头风格，上海的海纳百川、兼容并包。

　　▲《东方杂志》

　　相比较上海的码头风格，北京是山头风格。

　　每家每派、各个杂志都相信自己是唯一正确的，真理在握，京派谈思想乃是为帝王师，更为国民师。上海则是见多识广，它向全世界开放，知道世界上的真理不是一个，而是有多个。

　　上海将各种思潮都介绍进来。在《新青年》还没有崛起之前，一般知识人在读的就是《东方杂志》。

　　在四川的吴虞，虽然在《新青年》出名，但读他的日记，就知道最初读的都是《东方杂志》，恽代英在武汉，一直到1918年还在读《东方杂志》，没听说过什么《新青年》。

　　我们不要以为对于新文化运动来说，《新青年》是晴天霹雳、开天辟地，在《新青年》之前，很多新文化的杂志就在上海出现了，《东方杂志》、《甲寅》杂志等等，在民国初年都在做启蒙的工作。

　　周武： 刚才许老师讲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道理。《青年杂志》所讲的那些东西，所倡导的那些东西，在《青年杂志》之前就已经有一些杂志讲过，倡导过，就这个意义而言，《青年杂志》（《新青年》）超越前人的东西并不多。

　　《青年杂志》创办之前有一个杂志，叫《甲寅》。

　　《甲寅》是章士钊1915年办的，最初的时候是在日本。

　　陈独秀曾担任这个杂志的编辑，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编辑。

　　他后来在《青年杂志》所讲的，跟在《甲寅》杂志所讲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更有意思的是，《青年杂志》创办之初，陈独秀还举过《甲寅》这块招牌。

　　因为《甲寅》是章士钊创办的，章士钊在民初影响力非常大。

　　所以《青年杂志》刚创办的时候，陈独秀向人家约稿或“通信”中，一再强调新杂志与《甲寅》杂志的承传关系，强调自己曾经担任《甲寅》杂志编辑的身份，明显是在借重《甲寅》杂志，来扩大《青年杂志》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两份杂志稍作对照，即可发现，许多栏目是一样的或类似的，作者群也几乎是一样。

　　《甲寅》杂志比较重要的作者，如章士钊、李大钊、高一涵、胡适、易白沙、吴稚晖、吴虞、苏曼殊、杨昌济、谢无量、刘文典等，后来都成为《青年杂志》的作者。

　　▲《甲寅》

　　如果《甲寅》杂志没被查禁，1915年不大可能再创办一个论旨如此接近的《青年杂志》。

　　《甲寅》的退出，就给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预留了一个发挥的空间。

　　比《甲寅》杂志更早的，影响更大的，当推梁启超在于20世纪初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

　　这个杂志曾经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人，我以为它对许多问题的讨论比《新青年》更深入，也更包容。

　　为什么《新民丛报》没有成为新文化的标志？这就是我前面讲的，要成为一个标志，取决于三大因素，不是单纯的一个因素所能决定的。

　　另外我也想回应一下瞿骏老师。

　　确实，一本杂志刚一推出，立马得到大家都呼应，立刻变成一个焦点，形成全国性效应，那是不可能的，《青年杂志》也不例外。

　　但上海是中心口岸，有一个别的地方所没有的非常有利的条件，那就是在清末民初，上海已建立了覆盖全国乃至整个东亚的知识传播网络和连接世界各地的通讯网络。

　　借助这个庞大的网络，上海成为当时中国的信息集散之地和新学枢纽之所。

　　那个时候的上海，几乎稍有实力的报馆、书局，都建有自己的网络。

　　譬如商务印书馆，在清末的时候，就已经在全国各地，全国比较重要的一些大中型城市建立了分馆和支馆。

　　到民国初年的时候已有四十几家分馆和支馆，这些分馆和支馆遍布全国的大中型城市，在香港、新加坡，以及日据时期的台湾，也设有分馆。

　　除了分支馆之外，商务还设有非常庞大的销售网点，最多的时候有一千多个销售网点，不仅遍布中国、东亚，连美国旧金山、纽约也有它的销售网点。

　　商务正是借助这样一个无远弗届的网络，把读物推到各地读者面前，供他们选择、购买、阅读。

　　商务的分支馆，除了推销商务出版物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搜集各地读者的反馈意见，商务总馆再根据这些意见加以改进。

　　▲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

　　▲1971年商务印书馆复业（与中华书局合营）

　　迁入王府井大街36号办公楼

　　杂志也好、图书也好、报纸也好，总希望自己的读者群落最大化。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需推广；而要推广，是就需要建立支撑系统。

　　对杂志或书局而言，最主要的支持系统，就是遍布全国的发行网络。

　　商务的成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它长期以来非常有意识地去建立、健全和拓展这个网络，从而拥有了全国最健全的发行网络。

　　其实，不仅商务，上海的地位也是这样一步步地形成的，上海的优势也是靠这样一个不断延伸的庞大网络撑起来的。

　　没有这个网络，就没有上海。没有这个网络，新文化也不可能那样迅速地运动起来。

　　因此，我说上海是新知识的码头，新思潮的码头，新文化的码头，道理就在这里。

　　许纪霖：影响20世纪中国文化的，是两个百年老店，它们都是戊戌变法的产物。

　　一个是在北京的北京大学，另一个就是与北大同时在1898年诞生的上海的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的影响不仅在全国，甚至在整个华人世界当时是无人替代。

　　启蒙运动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对精英的启蒙，另一个是对大众的启蒙。

　　在法国的启蒙运动当中，伏尔泰、卢梭面对的是精英，而百科全书派面对的是对大众——这里主要指对知识大众的启蒙。

　　《新青年》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念，但它的发行量不过一万五千份。

　　但商务印书馆垄断了当时中国2/3以上的教科书市场，而教科书一定是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启蒙。

　　瞿骏：上海的报馆、出版社出版了非常多的报刊，通过他们的发行网络，在一些小地方的烟杂店，豆豉店中人们也能够买到。

　　在我看来，像许老师说的这样一种辉格党人式的、一往无前的历史叙述，如果要破除它的话，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回到常识。

　　思想不会自动地进入你的眼睛，杂志也不会自动地跳到你手里。

　　思想、杂志如何能到你的手里、进你的眼中，是需要各种各样的渠道的。

　　从这一点来说，可能上海的报馆和出版机构尤其是大型出版机构就变得特别的重要。

　　1912年，钱穆到无锡秦家渠三兼小学任教，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但是他在那里能够读到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

　　▲钱穆在无锡当小学教师

　　我们再来看《新青年》《新潮》杂志。

　　像《新潮》有一个代派处在苏州的甪直小镇。

　　为什么会在这个小镇呢？

　　因为叶圣陶在那里的小学校教书。而叶圣陶为什么跟《新潮》有关系呢？

　　因为叶圣陶跟顾颉刚是苏州草桥中学的同学，是好朋友。

　　当时顾颉刚跟傅斯年这一批北大的学生在办《新潮》。

　　也就是说他们的传播渠道，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类似于现在的低层次传销，是点对点的，看上去好像根扎得很深，但基础其实很薄弱。

　　而商务是怎么发行的呢？

　　就像是淘宝和天猫，有无数的渠道像毛细血管一样到达中国的各个角落，尤其是江南市镇和乡村，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说，思想这个东西是要有渠道传递出去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江浙地方，其实要比北方的启蒙来得容易，这是因为有上海这个中心。

　　有了上海这样一个中心，然后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路网络，新文化传播特别广。

　　《新青年》《新潮》也是要通过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来帮他们传播。

　　胡适就说过，我的《胡适文存》，动辄七八册，百多万字，既不是那些中学生、小学生可以买的，也不是那些中学生、小学生可以看的。

　　于是商务、中华就做胡适等新文化名家的诗选啦、文章选啦，小说选啦，特别好卖。

　　正是通过这些方式，胡适们的思想才到你的手里、才到你的眼里、才到你的心里。

　　许纪霖：商务印书馆这一系列杂志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东方杂志》了。

　　在民国初年《东方杂志》的影响要远远超过《新青年》，特别是在知识精英当中。

　　后来陈独秀主动挑战《东方杂志》，除了思想分歧之外，恐怕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就是挑战大牌，挑战权威，从而引起社会舆论的注意，打响《新青年》的牌子。

　　可见当时《东方杂志》的影响之大。

　　《东方杂志》影响大，不是因为“旧”，而是由于它的“新”，在民国初年，一讲到新学的杂志，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东方杂志》，所以陈独秀要抢过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一定要将《东方杂志》打倒，才有《新青年》的位置。

　　民初的《东方杂志》思想与风格，是由其主编杜亚泉奠定的，我把他称为“旧派中的新派”。

　　所谓“旧派中的新派”，说的是这代人是在晚清接受的教育，是从旧学里面出来的，但是他们在1895年以后，受到了梁任公、严复的影响和时事的刺激，了解和引进了大量西方来的新学，做了大量早期的启蒙工作。我们中学里学过的化学元素表，里面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化学元素汉字，最早就是杜亚泉发明的，他还编了动物学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在科学方面做了很多启蒙。

　　在《东方杂志》之中，翻译和介绍了许多新的思潮。但杜亚泉并不认为新学与旧学完全冲突，他提倡“接续主义”，希望将新学与旧学调和与融合起来，这才是中国文化未来的方向。

　　杜亚泉杜亚泉与《东方杂志》的态度，后来被新青年一代人嘲笑，罗家伦就颇为不屑地批评杜亚泉：“你说他旧么，他却像新，你说他新么，他却实在不配”。

　　杜亚泉的确是半新半旧的启蒙者，但在民初的影响更大，因为太新的观念和语言一般人太陌生，接受不了。

　　《东方杂志》采取的是”旧瓶里装新酒”的方式，这对民国初年那些基本是旧学教育背景、但又向往新学的知识精英来说，特别能够接受。

　　我愿意将《东方杂志》所代表的上海启蒙称为“另一种启蒙”。

　　近代中国的启蒙不是单线的，好像有一个正统，从《新青年》到《新潮》，一路下去，这才叫启蒙，其他都是保守、落后，或者伪启蒙。

　　不，启蒙是复调，有各种声部，各个声部之间不一定和谐，相互有争议，但整体合起来形成民国初年波澜壮阔的启蒙大潮。

　　“另一种启蒙”没有出现在北京，不是偶然的，与这两个都市内在文化的特点有关。

　　北京是自信的、独断的、单一的和阳刚的，但上海是多元的、怀疑的、复杂的和阴柔的，北京是刺猬，上海是狐狸。杜亚泉和《东方杂志》充满了魔都的特性，魔都不是魔鬼的意思，而是充满了魔幻的性格，不是只有一种颜色，而是有多重色彩。

　　魔都不像帝都那样自信，上海的启蒙者总是像狐狸那样，不相信有一种终极的、包办一切的真理，总是对各种声音、思潮和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和兴趣，他们不告诉你什么是真理，而是将各种真理和知识展示出来给你看，相信你有自己的理性和意志，可以自主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