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潜艇之父”邓三瑞：我与新中国第一艘自研潜艇

　　邓三瑞，1958年开始了新中国第一艘试验潜艇的设计。

　　其后担任我国第一艘核潜艇设计工作总体顾问，被誉为“中国潜艇之父”，该艇1974年正式编入海军序列；

　　1984年被联合国聘为海军军备竞赛研究专家组政府专家，进行全球海军军备竞赛咨询研究；

　　他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黑龙江省造船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长；

　　他自1953年起任教于哈军工海军系，著作有《系统工程与控制导论》等，后任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院长（1983—1987）；

　　20世纪90年代初，主持领导了我国第一台智能水下机器人的研制工作；2005年，被授予哈尔滨工程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称号。

　　由邓三瑞作为总负责人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实验潜艇。该艇长15米、重约30吨，1959年底在旅顺海试成功。

　　1960年邓三瑞在31号楼一楼大厅作工作报告

　　1992年哈船院代表团参观俄罗斯科学院海洋技术问题研究所，邓三瑞教授在座谈中讲话

　　人物故事

　　从“小半拉子”到潜艇专家

　　我1949年考入交通大学，读造船系。当时各行各业对于人才很渴求，周恩来总理批示，把4年制的本科学习，缩短为3年。

　　我在大三的时候先是参了军，被派到江南造船厂学习放样（就是把船的图纸小样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放成大样。当时的船厂，都有放样间。）和电焊等造船技艺。

　　而电焊，是当时新兴起的一项先进技术。

　　学会电焊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又被保送到军事干部学校，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海军学校，俗称大连海校，当时全国军事造船技术水平最高的地方，继续学造船。

　　1953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后，我任教于海军工程系。

　　当时，教员都要不停地学习、进修、提高。要永远地学习，永远有前进的空间。

　　当时哈军工的教授，数学家卢庆俊，善谈函数论，我听过他的课，他很凶，要求很严格。

　　当时在哈军工，你可以随时选择愿意学的方面和老师。

　　刘居英主持哈军工日常事务时，作了一个决断，不提倡教员们“抱大个”，（刘居英管老师外出搞工程叫“抱大个”）他认为工程上的事情由学校来做不合适，学校应该研究更为高深的专题。学校应该帮助工厂攻克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钱学森原来在美国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其中，数理化基础理论是解决这些难题的基础。

　　就像一个食物链一样，“一门吃一门”，将工程问题与基础理论贯通起来，既解决了问题，又使大家都得到发展。

　　还说一件事情，1956年，中央要制订十二年科学规划。

　　我很荣幸地被军方选派去参与规划的制订。

　　当时我军衔只是中尉，在华罗庚、梁思成等大专家面前属于“小半拉子”。

　　规划确定了中国要造自己的水面舰艇、核潜艇和原子弹。后来这些事情果然都做成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潜艇技术领先全球，不但航速快而且隐秘性很好。

　　美国与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造潜艇方面，都奉战败国德国为老师，我们再向前苏联学习。

　　中国当时拥有的几艘潜艇，都是购买苏联改装的。

　　教师中有很多是苏联专家和有过留苏经历的中国专家。

　　当时的大连海校学员大多来自于清华和交大，我们将造潜艇的基础知识和理论通过苏联专家的手基本掌握了。

　　当时，还从苏联取得了一项重要帮助就是转让制造，就是引进苏联造潜艇的设备、钢材、工艺，按照苏联提供的图纸，由苏联专家指导，在中国制造。

　　潜艇和水面舰艇，都按照转让制造的办法造出来了。从苏联转让制造装配起来的潜艇1957年在江南造船厂下水。

　　在这个过程中，我进一步掌握了潜艇建造的整个流程和技术，中国潜艇研制的基础渐渐建立起来。

　　其后，我在哈军工是唯一学过军事造船的专家，带领学生到上海，开始中国潜艇的设计。

　　“又红又专”和“真刀真枪”

　　搞小型潜艇的设计，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背景下做的，是海军给哈军工下的任务。当时各行各业的人们士气都很高，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

　　当时有一首诗，被郭沫若所称道：扁担不长三尺三，箩筐不大柳条编。

　　你别小看这玩意儿，昨天搬走两座山。我也觉得写得动人。

　　对于这首诗，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不是“仁人”，也不是“智人”，如果谈我喜欢它什么，我喜欢最后一句话，轻描淡写地说，中国人民头上的几座大山搬完了，什么时候搬的呢？昨天搬的。当时“一天等于20年”的口号，也是这个意思。

　　终于站起来的中国人，尽吐百年屈辱的怨气，一方面是意气风发，另一方面是举国若狂。

　　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又红又专”，走“红专”的道路。

　　对工科大学教师的要求，还得加上一个“真刀真枪”。

　　原来中国的工科院校，没有做毕业设计这个环节，后来学习前苏联，教育部门要求大学要做“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

　　何为“真刀真枪”？

　　就是与国家需求结合做毕业设计。

　　以清华大学为首的理工科院校，都开始大力做“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

　　我本来以为“真刀真枪”跟我没关系。

　　因为当时，组织上已经决定派我到苏联的研究院学习，我也已经通过了必要的俄文测试。

　　然而一天，我在午睡，领导冯捷把我叫醒，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他告诉我现在海军要设计建造潜艇，派我做总体负责人，带着学生做毕业设计，题目就是造出中国第一艘自主设计的常规动力潜艇，“真刀真枪”就这样来了。

　　当时，哈军工搞“真刀真枪”的还有顾懋祥主持研制的运粮用的气垫艇，我们在造潜艇时，对其有所借鉴。

　　要造潜艇，光有学生还不行，还要“招兵买马”。

　　有人说造一艘潜艇至少需要400家生产零部件的工厂和企业支持。

　　台湾至今也难于造出潜艇来，因为缺少完备的工业体系来支持。

　　比如，潜艇上所用的铅酸电池，一个有一人高、半吨重，都不是轻易能制造出来的。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国已经有了齐备的工业基础。

　　哈军工、上海交大、大连海校、沪东造船厂、湘潭电机厂、江南造船厂都参与到潜艇的研制中来。

　　当时哈军工海军工程系，是按照舰船上的5个部门分类设置的5科，这是其他学校没有的天然优势条件，与造船专业配套的声呐、内燃机、电机专业都被我们吸纳进来。

　　参加潜艇设计的也主要是哈军工的第2期学员。

　　那时，美国已经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是由一位波兰裔的电机工程师主持建造的，美国成为引领潜艇设计制造的领头羊。

　　虽然我们不知道核潜艇设计制造的细节，但是核潜艇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为及发展的路子清清楚楚地摆在全世界专家的眼前。

　　美国设计了一条水滴型、叫作“大青花鱼”的潜艇，前苏联顾问谈起潜艇设计，言必称“大青花鱼”。

　　我们的潜艇设计，最终就选中了水滴型的方案。

　　当时核潜艇的设计也开始了，我们做的这条试验小艇为核潜艇的设计研制提供了借鉴和经验，核潜艇也采取了水滴型的设计。

　　我们当时在上海美国人留下的、叫做“美童公学”的洋房区（现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上海船舶设备研究所所在地）里做潜艇设计，由我做总体负责人，后来又在旅顺老海山做试验，那里的海域水深合适，便于打捞。

　　在潜艇的研制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困难，就是用的电池总是烧坏，我决定把全部电池都烧坏，从失败里找到原因。

　　还有一个经验是潜艇下潜时，螺旋桨在流体中稳定旋转，受到流体的力矩作用，如果不加控制，会导致船体姿态改变，需要设计稍微偏一点的稳定翼来平衡力矩。

　　稳定翼偏向多少才合适？

　　我通过计算所得出的结果，后来的实验证明，果然是正确的。

　　我反思当时中国和美国的差别。美国已经有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完备的实验条件。

　　他们每造一条船，比如核动力船、水动力船，就立一个项目，集中优势兵力攻击一点，形成集成优势的力量。

　　当时我们大多在争着放“卫星”、各干各的情况比较普遍，后来才汇聚到一起。

　　1959年底，新中国第一艘常规动力试验潜艇终于造出来了，在旅顺试航结果不错。

　　但实验没有完全做完，因为海军在东海的一条前苏联造的潜艇在实验中沉没，潜艇员没有按照规则出仓，得了潜水病，死了人，军方下令停止所有实验，所以，只能说是“完而没成”吧，但还是积累了很多有用的经验。

　　“烤鸭席”和“鱼翅宴”

　　我曾经写过在研制新中国第一艘常规动力潜艇期间，两次在北京赴宴的事情，稿子发表后，还很受欢迎。

　　这两次吃饭，很重要。一次是“潜艇设计之始”，我们没几个星期做完了潜艇的草图概念设计，就带着4个方案到海军装备部，向当时的副部长薛宗华作汇报，陈赓院长请客吃饭，一次是“潜艇设计之中”，研制走上正轨，贺龙老总请客吃饭。

　　一天，在我们住的十几人间的旅店里来了一个穿陆军服的人，进来以后就清点人数。

　　原来是陈赓院长要请我们到全聚德吃烤鸭。

　　当时，陈院长有条规定，哈军工凡到北京报喜的他都要请客。

　　刘居英副院长代替陈院长招待我们。

　　当时是报喜的气氛，在座的人们谈笑风生。

　　薛宗华是个黑黢黢的大高个儿。当时他主持会议，听我们汇报完，没有说话。

　　休息时，私下里他对我说：“邓三瑞，你这个人真是太幼稚了。”

　　我听了以后，笑了一下，没有说话，之后也没对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

　　回过头继续开会，他在公开的场合表示完全支持，并进行了潜艇研制的“排兵布阵”、调派人手。

　　薛宗华的意思我都懂，说我太幼稚，是因为觉得我是个人才，肯跟我讲真话。

　　我曾实事求是地说过新中国面对美苏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应该如何发展自己而受到驳斥，被认为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在场的薛宗华，站起来表示支持我的观点。

　　在当时大跃进的热潮下，刮起一股争相放卫星的浮夸风，他是提醒我任务的艰巨性，不要盲目乐观和跟风。

　　后来，他被打成右派，我曾去看过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被平反且复职，我们还有书信来往。

　　潜艇研制中期，贺龙老总在旧北京饭店请客，这次吃饭的主要目的是要成立几个研究院，使中国的国防科研有一支理论攻坚的专家队伍，建设一批先进的实验基础条件。

　　饭店里坐满了国防科研领域的“各路豪杰”，大家在席间热烈商谈研究院的成立事宜，随后，几个研究院就建立起来了，所需的基础设施，比如风洞、火箭试验等基础试验设备都弄起来了。

　　这使哈军工的学生毕业后，能够“学有用武之地”，纷纷来到这些研究院工作。

　　陈赓院长也正是这样考虑的，集中优秀的知识分子搞研究和培养学生。

　　这些研究院的成立，为后来乃至今天的国防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文章来源：哈尔滨工程大学；本文根据邓三瑞教授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