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周一如何看“南京大屠杀”（1）：初次访问南京

　　加藤周一

　　日本思想家、文明史学家、评论家、小说家。

　　1919年生于东京都，194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1946年借长篇文学评论《1946年：文学的考察》正式登上日本文坛。

　　立足于国际视野展开艺术和社会评论。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加藤提出“日本文化杂种论”、“日本集团主义文化”并推出力作《日本文学史序说》，成为日本思想和文学研究的经典，他本人则被誉为当代日本“百科全书式”学者。

　　初次访问南京

　　我多次访向中国，1998 年夏天，初次去南京，参观了大屠杀纪念馆。

　　很长一段时间因有踌躇而没有去南京。由于有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作为一个日本人，去南京总感内疚。

　　去的话就无法躲避。

　　在日本方面有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是已经过去的事了，还是忘了它好，还有人认为这是战争中经常发生的事，屠杀并非如此大规模。

　　可是至少中国方面不那么认为。

　　没有一个中国人认为这是战争中常见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尤其在南京，没有人会忘记这个事实。

　　同样，我作为一个日本人，对日本的过去说得温和些是错误，说得稍严厉些是作恶，应该面对历史现实进行议论，不用说这议论应包括责任问题。

　　但是，在对方是外国人，尤其是被害者本身的情况下，很难说我有完全的言论自由。

　　一个从过去的加害者的国家来的人，对作为被害者的对方所说的观点即使不能完全赞同也难以直接向对方表示不赞同、反对的意见。

　　我认为把日本人之间有关南京的交谈拿到与中国人，尤其是与现场的南京的人们的谈话中来，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非常困难的事。

　　一方面，我尊重这个客观的事实，对谁也不让步。

　　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只要是客观事实就可以信口开河那么简单的事，而是处于一种特殊的状况。为此，至今为止一直避开这个问题。

　　然而我考虑到，不管有多少困难，对于我个人来说即使是作恼的事，也应该面对历史现实，不该躲避。

　　也许有些夺张，我有着一种经受考验的心情去南京的。

　　到南京后，大屠杀纪念馆的馆长特意与我逗留的旅馆联系，问我的日程中有没有安排参观纪馆，并留言希望我去参观。

　　我是为了不躲避现实才决定去南京的，所以事实上我的日程中开始就有此安排。

　　到了纪念馆，馆长亲自出来,彼此进行了多方面的交谈。

　　我，对于日本人也好，对于中国人也好，想说明一件事:不要把南京大屠杀归纳为数量的问题为妥。

　　我认为比数量更重要的是，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的存在。

　　并且，这一事实在当时的存在意义和对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来说它的存在意义,这才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有必要集中精力去努力地搞清最重要的问题。

　　要在那时拿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是件很困难的事。

　　但不论数量上是一万，还是几千，或是十万，这不外乎它是一次对市民的毫无道理的杀戮行为。

　　为何这样的事件会发生?

　　这是谁干的?

　　为何而干?

　　追究这些问题才是事关紧要的。

　　接下来该议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南京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和第一个问题有关联，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以及对此历史事实应负的责任的问题。

　　刨根问底，探明其原因。

　　馆长其本上理解了我的想法，可他还是提出了数量的问题。

　　对此我不想进进一步步介人。

　　也许正如馆长所说，也许你的说法不够准确

　　我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无法作答。

　　这就是我的南京访问。带有一种紧张感，无须说需持一种不刺激对方、不伤害对方的态度，可在对于将来即使互相之间有不同意见，也应该在不损害将来友好关系的前提下保持自己的意见。

　　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只是这绝不是可以用敷衍、搪塞来解决的。

　　在美国曾有一本叫《拉贝日记》>(Rape  of Nanjin)的书成为社会的话题，在日本也围绕其译本出了些问题，这事至今还记忆犹新。

　　这本书是以拉贝的日记为资料的，其中有一些错误，由此起到了反作用。

　　写了有错误的书，就会让主张南京屠杀的人说，她写的都是错误的，不可相信。

　　这事就会涉及作者以外的事，以致有人把话题扩展到南京大屠杀本来不可信，或许根本不存在的地步。

　　这本书的出版给了这些人一个机会。

　　其结果却与客观地追究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事实的本来目的相反，成了其行动的障碍。

　　现在我说的这些话，在原则上也涉及德国人残杀犹太人的事。

　　那也不是到底杀了几个人的具体数字的问题，而问题在于有计划地实行了大规模的杀人。

　　南京大屠杀虽不能说是有计划的，但放任其事则是日本军司令部的责任。

　　残杀犹太人和南京大屠杀虽然大有不同之处，但在看清其历史性意义的重要性上，两者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