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冠青：异域之城，美国首都的“城市更新运动”

　　相信每一个去过华盛顿的人都不会怀疑：这简直是一个处女座的天堂。城市街道横平竖直且一尘不染，国会山、白宫和最高法院各居其位，几家博物馆沿着宪法大道一字排开，一切都是那么符合现代主义理性美学，就好像它从来就是这样的。

　　然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摄影师们却在这座城市的西南区找到了另一种略带嘲讽的灵感：以贫民窟低矮破旧的房屋为焦点，背景则是代表美国最高立法权、华盛顿的地标性建筑国会山。

　　二战之后，美国已然成为第一强国，首都华盛顿也就经常成为世界的焦点。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不惯华盛顿西南区，这个离西装革履的国会议员们只有几个街区的贫民窟。终于，国会研究一番后，决定：拆。

　　西南区要被拆，首先涉及到的就是这个城市的“面子”问题。美国首都公园和规划委员会（NCPPC）的专家们就认为：华盛顿的人居住在这么差的环境里可不符合这个国家首都的“气质”(character of the city)。总统杜鲁门对贫民窟的状况也看不下去，认为“华盛顿应该是世界上规划的最好的城市，这个首都应该符合一个最伟大国家的尊严和理想。”

　　那么，当时的西南区是怎么不符合“城市气质”的呢？在“更新”之前，老西南区主要是黑人社区，在当地居民中，有约百分之七十为黑人。其中，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人在当地居住超过十年之久，形成了历史悠久的黑人文化区。

　　彼时，民权运动尚未全面兴起，针对非裔黑人的种族歧视依然严重。很多人把他们的生活环境等同于“不健康”、“不干净”和应当被改造。因此，这一“城市更新运动”曾一度被称为“黑人歧视行动”。

　　事实上，当时西南区的生存环境的确不够乐观。居住者中近九成的人都是低收入人士，很多房子虽然只能住一家人，却为了省房租硬被塞满了好几家人。同时，这里的房屋质量也不容乐观，绝大多数房子质量都不合格，大多数没有室内厕所，更是常常缺水少电。

　　除了“面子”问题，政府和开发商也各有自己的小算盘。二战后，随着州际公路的建设和完善，华盛顿也呈现出“逆城市化”倾向，更多高收入者愿意住在城市周边的郊区。于是城市中心区的主要居民则变为了低收入者，当地的税收收入往往难以保证正常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西南区就成了混乱、污染、犯罪率高和不景气的代名词。

　　对政府税收和管理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于是，当时的政府希望通过“城市更新运动”来扭转这一颓势。另外，西南区的位置优势也十分显著：这里离国会山、最高法院等城市核心只有几步之遥，正好用来规划联邦政府大楼，安置日益增加的政府工作人员。

　　而对开发商们来说，“城市更新运动”也是一个好交易。当时，政府承诺承担三分之二的项目费用，西南区的地价也相对较低，减少了开发商们的投资成本。而在新的CBD区、高档住房区和商场建成后，他们又可以得到大笔利润。

　　1949年和1954年，国会先后通过了《住房法》及其修正案，目标就是“为每一个美国人提供体面住房和舒适的居住环境。”于是，这场受政府与市场双重力量推动的贫民窟改造活动开始了。

　　百分之九十九的老建筑被移平，两万三千位居民（包括租户）全部被重新安置，绝大多数居民的新居住环境与原来相比有显著提高，未产生一起强制拆迁事件。这是西南区贫民窟被改造后的命运。而这一相对平稳的改造过程，与当时的拆迁流程不无关系。

　　一旦改造地址确定后，工作人员就会到每家每户进行探访，调查每个家庭具体状况和不同需求，并与他们沟通重新安置的时间。同时，他们会根据不同住户的经济状况，为他们提供其可支付范围内的新住房。

　　在搬进新房子之前，重新安置委员会会根据每个家庭的不同状况为他们提供临时住所，包括住房的大小是否合适，距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工作场所是否过远，热水、用电、室内浴室等基础设施是否完善等等。

　　迁移后，绝大多数人都获得了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且地点仍在华盛顿市内，只有百分之六的人被搬出华盛顿。重新安置委员会的工作还会落实在更为具体的细节上，比如为每个家庭提供200美金的搬家费用，帮他们提供低价或免费的家具等。

　　合法程序、公平补偿、人性化关怀，使得这场运动以零强拆的记录光荣结束。同时，据统计，西南区搬迁之前，只有22%的家庭生活状况良好；而五年后，这个数字上升到了85%。

　　或许，六十多年前华盛顿的这场“城市更新运动”，可以为今天的城市建设提供不少借鉴。对于任何想要打造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管理者来说，贫民窟都是一个伤疤式的存在。但是真正体现这个城市“气质”的，却不只在于这里有没有贫民窟，更在于政府对于贫民窟的处理方式存不存在温度。

　　如果“城市更新运动”仅仅是为了给更高级的建筑和设施腾让空间，那么贫民窟就并未消失，而只是平移到其他地方。在那里，破败的环境依旧存在，居民的生活仍然拮据，人心更加凄凉，只是更加远离政治家们的视线罢了。

　　其实，任何一项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运动，都会涉及政府、开发商、居民等各方权益，而华盛顿政府六十年前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不忘在利益平衡之时，最大限度地关照好弱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