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口述郭松龄倒戈真相

　　那时候，奉天有好几派，一派就是郭松龄，我们这一派就是陆大派，他是陆大，但是我们都是讲武堂的，讲武堂这一派属于这个陆大派的底下的。另外呢，还是杨宇霆，他们这就是留日派。 

　　在张学良的军事生涯中，如果按年代列出让他毕生耿耿于怀的事情的话，郭松龄倒戈肯定是第一件。晚年，在他的口述记录中，郭松龄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相当高。

　　郭松龄，字茂宸，1883年出生于沈阳城东郊。1906年考入奉天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一度任盛京总督衙门卫队哨长。1909年随朱庆澜入四川。在此期间，一向关注国家命运的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3年，郭松龄考入北京陆军大学第三期。1917年，他到广东参加了军政府的工作。或许广东的工作也没有让郭松龄遂心，他于1919年又回到了家乡东北，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担任了战术教官。

　　郭松龄一出一进奉军，自然有碍于他在职位上的晋升；尤其是当时奉军中陆大派和士官派（又称留日派）之间的派别之争异常激烈，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风头正劲。郭松龄升迁的希望似乎更加渺茫了。

　　就在郭松龄郁闷不乐之际，晋升的机会已悄然来到他的身边。给他带来这一机会的人，是张学良。

　　作为当时已握有奉天、黑龙江军政大权的张作霖，经过多年的经营，拥有了这份家业之后，按照子承父业的传统，他自然想让他的儿子成为“将门虎子”。但是，张学良在他的眼中，还不是合适的人选。这原因是，张学良最初好像对打打杀杀不感兴趣。他一会儿跟基督教的“青年会”混在一起，一会儿又想要学医，一会儿又异想天开地要到美国留学。他说：“我当年哪，并不想当军人，以后我就变了，那是十九岁以后，因为我父亲说你进讲武堂念书，以后你就当军人。以后整个生活就变了。”这样，1919年3月，张学良秉承乃父旨意，进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成了郭松龄的学生。

　　郭松龄是属于好学深思型的人物。他为人耿直、严肃，生活上律己很严，不嗜烟酒，更不沉溺于声色，虽然是职业军人，但书卷气很重。这种性格虽和张学良生活浪漫、耽于享乐的外向性格大相径庭，但张学良却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偏偏喜欢这种自己所缺乏的性格的人物。因此，在讲武堂上博学多识、仪表堂堂的郭松龄，便成了张学良崇拜的偶像。长张学良18岁的郭松龄，也就成了张学良的好朋友。在张作霖眼中，张学良对于郭松龄有些近乎于崇拜，“除去你老婆不跟他睡觉，你什么没有不给他的”。

　　有了这层关系，当张学良由第三团团长晋升为第三混成旅旅长时，在遴选人补充第三团团长这一空缺时，张学良力荐郭松龄。1921年5月，张作霖在兼任了蒙疆经略使时，又大肆扩编军队，张学良又趁机保举郭松龄晋升为奉天陆军混成第八旅旅长。雄才大略的郭松龄没有辜负张学良的知遇和保举，在两次直奉战争中，他与张学良一起领兵作战，战绩辉煌。张学良始终认为，自己早期能在军队站住脚，大都来源于郭松龄的扶持。他晚年口述中对此仍念念不忘：

　　我过去作战的成绩都是他，我过去打仗很有名，都是他。这个人是这样一个人，吃苦不在乎，而且打仗很勇敢。换句话说，也没有怕死这思想……部下对他也很好。就是他这脾气，他说我呀，任折不弯。唉，我说，我这人跟你完全不同，我任弯不折，劝他，他说我讲哲学，你怎么这样的脾气，他说，我是脾气使然。

　　这样，惺惺相惜的双方也结成了生死与共的关系。

　　1925年，张作霖又把关内、关外的奉军整顿一番，把三、四方面军团作为奉军的嫡系基本部队，统交给了张学良、郭松龄共同指挥。而张学良自己呢，则去扩充新设的东北空军，因而这批基本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全归了郭松龄。于是乎，“张学良即郭松龄，郭松龄即张学良”，成为东北军人所共知的事实。

　　这次整顿后，张作霖自恃武力强大，将大批军队源源开进关内。在大肆向江南扩张的同时，准备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兴师问罪，并把打垮国民军的任务交给了张学良、郭松龄和李景林。一切布置妥当后，他洋洋自得，觉得用不了多久，中国将是奉军的天下了。

　　但是，此时手握重兵的郭松龄，却准备反戈一击了。促使郭松龄反戈一击的原因，张学良在晚年口述归结为“权力的分配不公平”而导致的。他说：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李景林为直隶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是安徽督办。大家都有地盘了嘛，郭也希望有地盘。郭松龄就说，算我倒霉，当你的部下。换句话说，打仗是我的军队，可是请功领赏却没有我的份，忿忿不平。我已查知此种情绪，很是焦虑。我给父亲上条陈，他便不高兴了，我父亲骂我说，你小子要地盘？我说，不是，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给郭松龄一个地盘。我说，你这样可以安抚他，你不愿意给他，你给我个名义呀，我实际上交由郭松龄来管，由他来做就是了。我给我父亲做了很大一个计划，他不听。我父亲不听的主要原因，与杨宇霆有关，在参谋部里，我父亲听他的。

　　在张学良看来，郭松龄得不到地盘，依然还是奉军陆大派和士官派之间的矛盾。

　　其实，张学良的总结，只是一个方面，郭松龄倒戈的真实原因，与当时局势变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1924年9月18日，北京曹锟政府发布对张作霖的讨伐令，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本拥曹锟，但在战争爆发后，张作霖的代表马炳南则与冯玉祥接触，传达张的意见：奉军此次的目的，并非进关拓展地盘，只是为了曹锟、吴佩孚；奉军的目的达到后，决不会再向关内进兵。冯玉祥接受张作霖的意见，在古北口与马炳南达成秘密协议，与奉军联合。此后，冯玉祥前线倒戈，联合孙岳、胡景翼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

　　北京政变成功后，张作霖并没有遵守与冯玉祥的约定，而是率军进入北京，与段祺瑞一同执掌北京大权。冯玉祥感到自己被张作霖作弄了，但论实力又无法与之抗衡，只好“趋避之”。他向临时执政段祺瑞提出辞呈，前往张家口任西北边防督办一职。冯、张之间的“梁子”也就由此结下了。不久之后，冯玉祥联合郭松龄反奉，原因即出于此。

　　蒋铁生编《冯玉祥年谱》“10月条”，对冯玉祥与郭松龄的联合有详细的记载：

　　（1925年）10月冯玉祥派韩复榘、程希贤等去日本参观军队秋操,11月6日,韩复榘回到包头向冯玉祥汇报在日本观操的情况,并转达了同去日本观操的东北军领队郭松龄的联冯倒奉之意。冯玉祥当时正因奉军疯狂强占地盘,而焦虑地寻找对策,所以听了韩复榘的报告,喜出望外。立即派韩复榘到天津与郭联络,并带回了郭松龄亲笔写的 《密约》 草稿,并被告知奉军将领李景林也参与这次活动,冯玉祥更为高兴,就完全同意了郭方的意见。他连夜参考郭松龄的《密约》 草稿,缮写了《密约》 两份,冯玉祥先在上边签了字。遂派参谋长熊斌与王乃模陪同郭方代表郭的参谋长李坚白和郭的弟弟郭大鸣一起即日回津。郭松龄同意《密约》 全文,并于 11 月 22 日也在密约上签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