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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采夫:自由是城市文化的最好土壤

201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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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有没有文化?有一个问题是,城市管理方式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又对北京的文化土壤有何影响?

  学者许纪霖曾经论述,中国的双城记是上海与北京,上海比北京文明,北京比上海有文化,上海太过洋气,而北京兼容并蓄,文化创造力超过上海、广州。其实,北京本来可以很有文化,但文化土壤被翻来翻去,现在的文化生态,已可用“贫瘠”二字形容。

  有人类之前的北京一带,气候温暖,植被丰茂,动物种类丰富,还发现过鸵鸟的骨骼。后来春秋战国时期建城,史书称为“苦寒之地”,再往后一直是军事要塞,农业文明和草原文明争夺的前沿阵地,直到金、元建都,才逐渐成为一座伟大的都城。

  在近千年的建都史里,北京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政治角色,胡马南下,汉人北伐,一个个王朝策马入城,又匆匆遁入大漠,或于兵火之中消失。我们开始讨论北京的文化问题,得从明清时期开始。

  明清两朝,北京拥有世界上最壮丽的城池,煌煌的紫禁城、南北中轴线、皇帝的祭坛、皇家的园林以及更远一点的夏宫。那时候的北京胡同,基本是围绕皇城而生,从胡同名字就可看出,各自有着明确的分工。皇家文化一直是北京的主色调。

  而在前门楼子以南,是与皇家文化相对的民间文化,大栅栏有活跃的商业区,天桥一带是穷人的娱乐场,会馆林立,镖局发达,进京赶考的读书人,是南城最受欢迎的“北漂”。《卧虎藏龙》里的李慕白大战碧眼狐狸,选在西郊的元大都遗址,玉娇龙为母亲舍身跳崖,要去更西边的妙峰山,那里有当时北京最热闹的庙会。

  北城是高大谨严的皇家文化,而南城所代表的,是普通百姓创造的活泼流动的民间文化,是三教九流、车船店脚牙形成的江湖,合起来就是最具独特性的二元文化的北京,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同为一座伟大都城的魂魄。它与商业文化的上海、市民文化的广州大为不同,要丰富、厚重得多。

  直到民国时期的北平,郁达夫的《故都的秋》、老舍笔下的胡同生活、林海音《城南旧事》里的西绒线胡同、鲁迅暂住过的绍兴会馆、北漂青年沈从文蜗居过的小房,都是古代北京二元文化的延续,是皇家文化衰微之后民间文化兴盛的映像。如果没有战乱频仍,没有社会动荡,老北京的深厚的文化积淀,将会结出惊人的文化果实。

  此后,北京再无城南旧事,再往后,随着大规模的拆迁,老胡同生态系统崩溃,也没了胡同文化。我们所能看到的北京文化,只有“异军突起”的王朔、姜文、叶京代表的大院文化这一新枝,还相当营养不良。

  回溯了这么多往事,拉回到现实,则是两个无可回避的事实:一、曾经的南城文化依然没有繁衍的空间。二、北京仍然是一座权力主宰的城市。被拆掉了筋骨、摘除了魂魄的文化,至今没有找到它的栖息之地。

  我们看这座现代的大城,有国家体育场,有高耸的写字楼,有气势逼人的大剧院,有能横着跑百米的大街,可它的民间在哪里?关掉胡同里开墙打洞的小店、禁止地铁商业区的卖艺、取缔批发市场和菜市场。你会发现消失的是民间的地盘,显示的是权力的边界。地盘没了,文化也就没了。

  18、19世纪的世界都市是伦敦、巴黎,20世纪的世界都市是纽约,而21世纪的世界都市是北京。评判这些大都市的标准,体量、经济、人口当然是重要指标,而有没有开放的博物馆,能不能产生群星闪耀的作家,是否诞生了杰出的艺术作品,有没有五花八门的街头艺人,能不能包容多样的生活方式,有没有丰富的亚文化群落,能不能让全世界的人所向往,有没有胸怀拥抱疲惫的和穷苦的渴望呼吸自由的人们,则是更为重要的评判标准。没有这些,北京就与伦敦、巴黎、纽约这样的世界都市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一座有文化的城市里,自由才是文化最好的土壤。

编辑:j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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