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头术”突破性实验为何要在中国进行？

        据媒体报道，世界首例头颅移植手术实验，近日由意大利神经外科医生塞尔吉奥·卡纳韦罗和中国医生任晓平携手在哈尔滨成功实施。虽然这一手术是在遗体上进行的，但仍然引来极大关注。
        合作“头移植”手术的中国医生任晓平(右)和意大利神经外科医生卡纳维罗。  本文图片均来自“新快报”微信公众号（除署名外） 所谓外界对此次手术的极大关注，一方面是源自“换头术”本身的巨大颠覆性和罕见性，另一方面则更多由于其引发的来自伦理和人文层面的争议。
        客观地讲，对于“世界首例头颅移植手术实验成功实施”这一结论，目前来看仍存在着分歧。有医学专家质疑，“手术应该是指在活体上进行的操作，在遗体上进行的实际是解剖或解剖学研究。”而事实上，在今天上午的媒体见面会上，这次参与手术的哈尔滨医科大学任晓平教授也坦陈，“不是头移植，是完成了人类首例人体头移植外科实验模型。”
        但不管怎么说，头颅移植实验按照通俗的方式表达，其最终指向应该就是一般人所理解的“换头术”。《聊斋志异》等中国志怪小说，现代科幻电影和大型魔术表演中，都有“换头”的概念或场景。而无论是传说还是科幻电影中，换头术都代表着一种至高的“技术”，这也照应着在现实中的难度。
        某种程度上，换头可能代表着人类对永生和身体处置的一种终极幻想。可假如人的脑袋可以随意被更换这一天真正到来，却未必有我们设想的那么美好。
        在整形、器官移植乃至克隆、变性都不再是难题的今天，换头术的颠覆性依然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临床医学中主要将脑死亡作为死亡判定标准，当一个人的头颅与身体分离时，其生命的延续，到底是头颅还是躯干？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意味着头颅和躯干都不再是构成一个人的完整标准。那么，当头颅移植到另一幅躯干之上，到底谁能代表新的生命，那还是被拯救的“自己”吗？届时，“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可能就不再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哲学命题，而可能是困扰“活人”的现实之问。
        从法律角度来看，真正的换头术，必须是在活人身体上实施，那么实施者，到底该承担怎样的法律风险和责任？摘下一颗鲜活的头颅，与一般意义上的“杀头”有何本质区别？进一步讲，个体是否有权力赋予他人对自己的生命进行一场不确定、不可逆的冒险？这在安乐死都仍未取得普遍法律共识的今天，其争议相信不会小。另外，头颅和身体的置换，也构成对人格唯一性和身份唯一性的直接挑战。这些都涉及法律对于医学创新边界厘定的问题。

        理想状态下，换头术如果完全成熟，并且成本能够被多数人承担，确实意味着更多生命能够被拯救。但是，当有一天，人的头颅和躯干可实现随意组合，是否会出现这样一种场景：那些拥有或自诩拥有优秀头脑的人，为了“搭配”更精致的躯干，或者头脑不“优秀”者，为了追求更优秀的头脑，从而选择剥夺他人的躯干或头脑？在今天被调侃的“卖肾”，在有一天会否变成“卖头”和“卖躯干”？
        这种假想或离现实太遥远，可换头术真能够成为现实，对于这样的伦理风险，却不得不有提前的预防和警惕。而在世界医学界，也不乏将卡纳韦罗称为“罪犯”的声音。
        现代医学的每一次重大技术进步，都伴随着对既有社会伦理、法律和“身体观”的挑战，一些新概念或技术，在一开始也往往都有着“惊世骇俗”的面向。在这个意义上，以今天的伦理观来完全否定换头术的未来，或难言是足够严谨的。但是，面对如此多的伦理争议和法律模糊地带，以及未知风险，对于这样的试验，抱持慎重态度是必须的。毕竟，这关系到对“人”和身体的重新定义，对手术伦理风险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应甚于对技术上的“安全”考量。
        最后不得不思考的是，这个如此具有“突破性”的手术，为何最先选择在中国实验？到底是因为技术上的优势，还是由于我们社会缺乏足够的伦理（包括社会伦理和医学伦理）制约和规范？
        我们注意到，迄今为止，卫生主管部门尚未就该手术实验表态。给科学探索多一点宽容、多一点空间，是必要的，但科学研究的必须遵循的基本伦理规范也不应缺失。虽然国家卫计委发布了《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但由于换头术目前只在遗体上进行，超出了办法的规范范围，这也给我国的医学伦理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