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史研究的方法

　　近年来，我在阅读谱书的过程中，发现族史悬疑问题不少。于是结合谱书中发现的问题，试图加以解决。要想解决族史问题，家谱自然是首先要读的书籍。但我发现仅仅阅读家谱是不够的。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此，我也曾大量阅读地方志书及相关的正史和别集。得到一些启发。现在稍作整理，撰成此文，供喻氏族人和一切对族史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一、以谱证谱法

　　以谱证谱，这是研究家族史使用较多的一种方法。因为族谱修撰有自身的规律。一般来说，每次修谱，都会有同一祖宗的若干子孙分支一起合作。同一轮所修的譜书，都会有明确的年月记录。参加修谱的谱局人员名称辈分以及小传等信息。更重要的是，每次修谱，都会把此前的老谱谱序以及源流考、祠堂图、坟茔图等事关家族的共同记忆照录不误。这些文献图录中一般而言都会有很多关乎家族始祖和繁衍迁徙的历史信息。且每一次修谱都会根据房头多少而确定印刷套数。比如某个宗支总共有七个房头参加。一般就需要印九套左右。每个房头的德高望重者家藏一套。这种人一般都是族长或准族长式能得众人信赖的族人。这些人有责任心，有使命感。战乱年间甚至可以牺牲自家性命来保护族谱。让他们保管家谱是明智的。如果本家族有人在外面做官，自然是本家族的光荣。或者享有很高声望的读书人，修谱时通常会请他们做序。以增光家谱。这些本家族的代表性人物，和本姓或外姓赠序的人，也需要赠送一套。情形跟当今出书请人写序是一个道理。

　　因为战争或者政治运动的影响，很多城镇村庄被烧毁，有的地方还被屠城屠镇屠村。侥幸活下来的族人在结束战乱之后想起要弄清楚自己的根源。老谱被烧了，族长被杀了。怎么办?这时就要设法寻访同一时期修撰的其他房头的譜书，通过存世的譜书来追溯自己这一分支的祖宗源头。并顺序衔接上上次修谱后本宗支人丁的生卒嫁娶读书做官经商等变化。若存世的譜书残缺不全，也就需要进一步寻访更上一轮所修的譜书。比如，光绪年间的譜书残缺，自然要找嘉庆或乾隆年间的老譜参考比对。因为老譜不仅有世系传承的记录，还有谱头譜尾的众多序跋和源流考一类文章，甚至还有村居图，坟茔图等资料可以参考。是譜书中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旧时族谱印好后还要编号备案保管。也就是说，哪一个编号的譜书在哪一家何人保管。族人都知道。因为这些信息就刻写在譜书上。这是家谱保存的责任制。是很好的传统。

　　以谱证谱，可操作性强。因为同一次所修之谱，一般来说，不大可能全部消失或毁坏。当然，存本愈少，访求愈难。但只要还有一套在天壤之间，祖宗世系就不会缺环。另外，同一次所修之谱设若全数毁坏，如1966年破四旧。高压之下，无人敢私藏。那么若要修谱，该从何处查找源头呢?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修撰时间更早些的那些譜书。或者说，寄希望于迁徙到外乡去了的宗亲。因为同一史实，此谱略者彼谱可能详。此谱错者彼谱可能正确。此谱排漏掉了的，彼谱可能是完整的。虽然不能绝对信任。但有个本子，有个线索，就可以展开研究了。[1]

　　浙江桐庐有个砚石村，那里的喻氏尊喻归为始祖。他们那里喻姓后人想修谱。该村在建德财税部门工作的退休干部喻春明，热心地挑起这副重担。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部《砚石喻氏族谱》，但却是残本。[1]后来他找到我，请我做他们的顾问。为他们《砚石喻氏族谱》做“接头手术”。我研究了一段时间后，确定了工作方法和思路。即划定范围访求旧谱。然后用以谱证谱等办法，希望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我知道这个题目很难做，但有意义。因为一般意义的以谱证谱并不很难。有了比较，就有鉴别。但目前我所接触到的喻姓族谱，尊喻归为始祖的还只这一支。譜书也就这样一部残本。我调查了国内外的谱牒收藏信息，确信天壤间就只这一个孤且残本。此外再无第二个可资比较的本子。

　　二、以史证谱法

　　就我国三千多年不曾中断的文化传承看，记载历史的载体，一是国史，二是方志。三是家谱。而这三大载体中，家谱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方志是金字塔的腰部，而国史是金字塔的塔尖。“周有小史之录，唐有氏志之作，宋兴家谱之说”谱牒和方志、国史本质上是一样的，即十分看重修撰者态度的公正客观。宋代先贤喻汝砺曾比较了家谱、方志和国史的异同。他说：“昔欧阳子云：‘谱者，普也。’公而普也。上同国史，下同邑乘。某也忠孝必书，某也节义必书。原不没人善，有关名教之纲常。至书某之所自出，某之所由分。虽千支万派，无容私意于其间。所谓公而普者此也。且苏氏有云：“谱者，簿也。”记其事也。上继祖宗，下续孙支。某之生死月必书，某之男婚女配必书。又不忘夫本，愈见伦纪之攸分。至书某某之为长，某某之为幼。虽孙子云礽，不以一人而或淆。所谓记其事者此也。”[2]。就大处而言，宋朝以前，谱牒官修官藏。属于国家档案。到了宋代，由于唐末五代的军阀割据，社会动乱，谱牒损失严重。官修官藏已经没有基础了。于是谱牒修撰很自然地下移到民间，从而开始了谱牒家修、谱牒私藏的新时代。

　　自从谱牒修撰由国家主持转入由民间各家族自己主持以来。家谱的修撰就出现了全新的格局。因此而出现了很多不同于官修谱牒的特点，比如说，谱书数量激增。保存多元。谱存族间。续谱有时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农耕文化。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切有为者的梦想。统治者倡导在家做孝子，在国做忠臣。和家族有谱相匹配的是，地方有志。自从秦始皇废封建而行郡县。直到如今，这种体制并无改变。国家为了掌握地方情况。必须修撰地方志。而国家层面更是依据各地方志而修撰全国性的通志。最高层次的是国史，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二十五史一类得到官方认可的史书。

　　既然自从大禹开始家天下，我们的祖先治理观念 便由天下为公降格为天下为家。也就是由公天下而家天下。即使提法偶有改变，但实质还是家天下。三千多年的历史也就基本是家天下的历史。家是缩微的国，州县政府长官便被目为父母官。显然是代天子这个大家长来管理千家万户的小家的官员。因此，国便成了放大的家。在保存历史上各个家族的族史信息方面，国史自是不可忽视的载体。

　　之所以不可忽视，第一，因为家谱纪年必须和国家主政者纪年的年号一致。现在我们一般都是使用太阳历，也就是公历。但古代的纪年都是皇帝的年号。说到底，家必须服从国。家谱纪年也必须服从国家纪年。如果我们读谱，注意这个环节，也会弄清一些历史真相。

　　但桐源大窠喻氏族谱则不同。该谱在世系部分得姓始祖条下明白署名喻猛生于汉元帝某某年，且此后的世系传承十分清晰。且每一代都有当朝皇帝的年号月份记载。我们一一核对，发现丝毫不爽。我们知道家谱能详细到皇帝的年号，这在宋元以后不算什么。但若要上溯到公元前后也就是汉朝的年号，能一一吻合且传承有序的委实罕见。根据大窠喻氏族谱，我们知道从东汉喻猛到唐朝初年的喻迪充，所有人的生卒都有年号记载。这就告诉我们，正史的年号可资我们校核家谱当事人生卒年的纪年。此为以史证谱之一种情况。

　　虽然该谱记载祖先世系也有几处不合理的地方，但总起来说，其所使用皇帝年号皆有正史依据。是不能忽视的一份喻氏家谱。之所以有些互相抵牾的记载，可能是谱书残缺，后世续谱者臆断或据其他后修家谱的错误记载造成。

　　又如，有人认为安徽仕川喻氏族谱中的那篇由宋代喻良能所撰的谱序是伪序。以为序中提到汉朝历代喻氏先祖得到很多当时的名人荐举，却不能从正史上看到他们的事迹。殊不知正史遗漏人物事迹是常态。想想看，一个时代有多少人多少事，不可能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写进去，也不可能把所有家谱上的人物都写进正史。因为篇幅有限。采访有限。资料有限等等原因。正史遗漏的人物事迹，可以借助家谱补充。因为从国家的角度看，人才多如牛毛。只要不是特别有代表性的，多一个少一个无关紧要。但家族则不同，一个家族出个有影响的人物不容易。因此族谱必然会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地方志书也会有比较简略一点的记载。但国史就不一定会有记载。相反，如果谱序中所涉及的荐举者都是有正史依据的。则此谱序应该可靠。

　　第三，序言所交代做序的时代背景，如果跟正史吻合，也进一步证明该谱序可靠。

　　比如喻良能谱序末尾所说当时金兵南下，宋王朝处在存亡危急之秋。作为大家世族，喻良能沿袭他的父祖保存族谱的传统，修撰族谱，以勉战乱乱了世系。完全可以理解。且他的这种传统观念，还可以从剡北喻氏族谱等浙江喻氏谱牒中得到证明。剡北谱和富春双溪流、谱等谱牒中多次谈到喻良能的曾祖父?喻启元 临到当年的京师汴京今天的开封去跟儿子住在一起前，特地根据江夏老譜抄录一套带到北方。韦德自然也是防止战乱失散而成为无根浮萍。而这一切都是有宋史等宋代史书作依据的。

　　喻良能谱序末尾所担忧的谱失族散和剡北谱双溪谱十分一致。

　　可见所言不虚。

　　三、以志证谱法

　　“自汉溯秦，讵无忠孝廉节?由唐及宋，亦有将士公卿。谱牒既毁于兵燹，室家复散于迁移。以致考稽之无由，不免渊源之莫溯。”[3]这种遗憾是绝大多数姓氏族史研究中都会遇到的情况，可以说是一种常态。如前所述，地方州县长官是代天子管理民众的父母官。为了掌握各大姓氏的情况，地方修志，都不能无视家族的存在。诸如设置修志的志局，一般而言，所依赖的工作班子都是当地士绅。州县长官不过是挂名督促宏观掌控而已。因此之故，志书中都会保存不少的本地大家望族的历史信息。比如清代以前的重庆荣昌县志，里面到处都是喻姓的历史信息。夸张一点说，荣昌县志几乎成了喻氏譜书。因为该县无论是科举志，还是人物志，职官志，还是名胜志，喻姓的人物都比比皆是。比如说，名胜古迹部分，有好几处都是因喻姓名人茂坚等题写诗词和文章而著名。如三教寺有喻茂坚读书处。有喻茂坚手书腾蛟起凤石刻。[4]

　　“喻月梧故宅，在县东街，旧建尚书府第，有过街楼，水阁亭，桂花墩，今废。”[5]又比如，喻茂坚等人的遗文现在传世的不多，除开家谱中的外，还可根据县志府志去辑佚。如该志中录有喻茂坚早年读书于三教寺时所写的自励联：“藉他伏虎降龙力，养我腾蛟起凤才”。[6]。县境内的普泽庙亦有喻茂坚所撰普泽庙记[7]县境内碧云寺有喻思恂所撰碧云寺记。[8]

　　县志中的科举志部分会有该县的科举档案。比如喻姓明代以来的荣昌考中举人进士者，志书皆有收录。

　　有些县令在任期间丈量田亩，处理豪强侵占普通农户的田亩。县令又能文，于是便将大量的相关文章放在艺文志部分。客观上为后世留下了土地制度的文献。如果这个家族想研究那个县令的土地改革贡献，这些文章就是重要的材料。你到正史中是找不到的。只有到地方志书中才能看到。这是志证谱的另一种情况。

　　姓氏存在，总是以聚落的形式。如某某村，某某湾，某某冲。某一姓氏何时迁入当地。家谱如果失载，可以求助方志。比如江西万载县民国年间有一个姓龙的进士主持修志，他就仿效宋人郑樵的通志体例，专门在该县县志里列了氏族志。通知发出后，各大姓氏前来填表送谱的人很是热闹。主编龙赓言选取登记某姓的自然聚落名称，始迁祖名号，迁徙路线，各姓在本县境内的各聚落人数统计等几个基本信息进行统计。在我看过的数百部县志里，设置氏族志还是第一次见到。我看该志，就发现了喻姓在万载的聚落构成以及始迁祖来自何方，姓名，年代等重要信息。我因此知道南昌以及附近是喻氏家族的大本营，是可以得到聚落层面的证明的。因为从唐宋时代开始，这里就有见诸记载的喻姓祖先居住。比如该志中记载藏溪喻氏的先祖从唐代喻义开始就从南昌西山迁来此地。又如唐祖喻宁雄从奉新迁来唐溪。等等。[9]而我们结合大窠喻氏族谱等家族文献对东汉到唐代的谱系记载，则大体上可以把喻氏家族的迁徙路线描绘出一个轮廓。另外，地方志中必然有关于地方行政建制的记载，具体说就是带有管理色彩的聚落名称，以及水利设施名称，牌坊名称，职官名号等等。方志中的上述信息对于族史研究都是很有用处的。

　　读江西府县志书，发现这里有不少喻姓聚落。如清人朱湄等修，贺熙龄等纂的《进贤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第56—57页就根据采访册记下了喻坊砦。说，如果旱季不通舟船，到省城南昌可以由梅溪向西过喻坊砦折而南，合省河达省城。因为进贤县本来距离南昌就不远。而这个喻坊砦也就在南昌城边上。该书第189——190页陂塘名录部分在归仁乡下有喻胜塘。又如江西《玉山县志》记载，县城北乡二十一都有喻村。因喻樗在该县任县尉而后世遂家于其地。县北乡还有喻樗的坟墓和他的后裔明初进士喻则成的坟墓。[10]我们顺藤摸瓜，发现那里至今还有喻姓居住，也有譜书。可惜毁于文革。上饶图书馆藏有残本。道光《新昌县志》(此新昌非浙江之新昌，乃江西之宜丰)舆地志下有马家垄、喻家里、燕子垄、喻坊、中家垄、洴垄等地名。[11]又，江西《高安县志》清张鹏翥、熊松之等纂，同治十年刊本卷二，成文出版社影印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847号第135页记载该县二都的里居情况，其中喻姓成为主要聚落，如瀚头喻，庙下喻，店里喻，喻坊喻，新井喻。九都里居有南塘喻。[12]四十都里居有南浦喻。[13]

　　这说明研究族史问题，地方志是我们必须依靠的一个资料来源。

　　自从我涉足喻氏族史研究以来，“江夏”和“豫章”这两个古地名在我心中便挥之不去。我常想，解开中华喻氏族史研究诸多悬疑的钥匙或许就在这两个地区。但文献难征，出土文物太少。现存譜书和新修者又多有残缺，记载彼此矛盾者亦复不少。涉足其中者如入五里雾中，何处才是彼岸呢?

　　我决心从得姓始祖喻猛公出生地豫章即今天的江西省下手。我的路径是遍读江西跟喻氏族史有关的府县志书。因为家谱族谱是一家一族之史。而地方郡县是由很多家庭或者说家族构成的。地方志书中必然会有家族活动的痕迹。自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度以来，至今仍相沿不改。虽然族谱和方志记载对象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会重视有影响的人物事件的记载，都会重视教化。都会使用王朝的正朔。则是没有不同的。如果将家谱和方志结合着阅读，也许会得到若干家族活动的历史信息。

　　我此前曾经撰写过一篇名曰《喻姓得姓考》的文章。那篇文章主要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喻氏得姓前的远祖祭公谋父的祖先与祭国的来历。而祭公是周朝的卿士。属于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最高级别的公爵。系周昭王的股肱大臣。跟随周昭王南征荆楚被楚王暗算。君臣死于汉水。后世命其地为昭巷。周穆王即位。祭公的儿子谋父辅佐穆王。史称祭公谋父。有大功德。祭公病重，穆王率群臣病榻听训。详见逸周书。穆王解。逸周书是晚出的先秦古书。清代以前的喻姓族人应该没有机会看到。但多部喻姓族谱都一致指向周穆王赐祭公谋父的儿子相如公姓喻，并封地江夏。因此，喻姓以江夏为郡望。这个江夏当然不可能是西周的地名。作为郡县名，江夏直到汉朝才有。是汉高祖刘邦开国不久建立的郡名。

　　在我研究周穆王南巡问题时，曾发现江西新建县县志上古迹门载有穆王井名胜。该志辑录有新建喻枫谷诗一首。诗曰：“为有寒泉井，曾邀八骏过。君王不可接，惆帐对山阿。”诗前小序云：“在吾家西，相距亦两里许。旧传周穆王南游饮马处。”[14]周穆王生平游踪，我曾有专门的考证文章《周穆王行迹考》。但有关穆王南巡的遗迹不多，江西境内迄今为止只找到这一处。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呢?

　　我们推测，周穆王当年南巡，可能是为报父仇，因为周昭王南征而不复，是周王室的耻辱。祭公谋父反对穆王西巡，没有反对南巡。这说明什么呢?因为楚人不服周，又必须巡视弹压的理由。而西巡却没有必须弹压的理由。这也就是祭公谋父作祈召之诗劝穆王赶快回京的原因。楚人不满周王室。对昭王穆王南巡走过的地方，自然没有兴趣保存。但毕竟是天下共主到过的地方，因此总会保留一些下来。在南方将汉流域，据我所知，除开这个位于南昌西山的穆王井遗迹外，还有玉笥山下的昭港。那是一处纪念周昭王南巡的遗迹。后来因为跟屈原崇拜结合起来了，因此名气比较大。

　　这处名胜需要借助喻氏族谱才能被列入方志，显然名气不如玉笥山那处大。但也正好可以说明周穆王跟喻姓的得姓有关系。

　　我在读临川县志时意外地发现县城有一处名胜叫喻麋池[15]。知道清代还是文人墨客雅集的场所，自然也是游客观光的地方。明游子敬《洗墨池》诗云：

　　内史风流擅晋朝，遗踪尺水浸蓝苕。

　　喻麋染遍芦香岸，碑碣传来石磴樵。[16]

　　诗中的喻麋是池水名。何以见得?请看同页所刊载的明人丁洪晦《洗墨池》诗：

　　过江人物艳声闻，内史风流数右军。

　　快婿东床传轶事，嘉宾曲水诵遗文。

　　前修自觉遥相契，大雅须知卓不群。

　　几度醉余寻墨妙，喻麋池上起烟云。

　　这最末一联已经交代得很清楚。这绝不是偶然的。喻麋池能成为千古名胜古迹，至明清时期还被诗人们广为歌咏。怎么会是偶然的?联系到喻氏家族在豫章一地是名门望族，可以设想汉成帝妻阿渝或称渝麋，很可能就是临川人，也就是豫章喻氏。要说赐姓，这可能是周穆王赐祭公相如姓喻之后的又一次皇家赐姓。为何要赐姓喻?因为他们一定知道，周穆王赐祭公相如姓喻，且封邑江夏的历史。某篇喻氏谱序(忘记了篇名，出处)还说到宋代某位喻姓祖人曾蒙皇帝恩准使用江夏郡望一事，也可视为一个旁证。说明古代帝王大多知道喻姓系周穆王赐封，因地而得姓。用血统论的观点看，就是江夏喻氏的不可动摇的高贵地位之所在。这也就是后来为何汉成帝因阿渝而赐渝为喻，梁武帝赐俞药姓喻的深层原因。因为江夏喻姓高贵显赫，因此赐渝姓为喻姓，是为了提高皇后族人之地位，以便其在社会生活中受人尊重，这才赐姓喻。梁武帝为了俞药寒门新贵的地位，才会赐姓喻。也是因为喻姓出身高贵。是西周王朝子姓的缘故。

　　值得注意的是，汉成帝也好，梁武帝也好，他们的赐姓，都是因为历史上喻姓是名门望族的缘故。如果说，周穆王赐姓的喻是喻姓和郑武公后人改姓喻是喻姓的主要源头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汉成帝、梁武帝赐姓的喻氏只能是喻姓的两个分支。大家要把周穆王赐姓、郑武公后人姓喻，与后面的汉成帝、梁武帝赐姓混淆了。最初受姓和后来的赐姓不是一回事。

　　四、以集证谱法

　　以集证谱方面，例如我看仕川喻氏族谱中保存的老序，就跟一般看法不同。有人认为仕川老谱序是伪谱序。我则根据喻良能的个人著作，他朋友的著作，断定此序不假。而结合历史上谱序中提到的相关人物，更是断定不假。因为我们不能根据暂时没有看到相关的喻姓被举荐的历史人物见诸史册，就怀疑所谓司马迁等人举荐是后人作伪。殊不知喻氏在汉晋唐宋，都是门第显赫的世家贵族。今人不可以清代以来喻姓人才不足来评价汉唐两宋喻氏历史。我们说用以集证谱可行，还因为像喻良能这样的著名文人，他的不少朋友的诗文集中还保存有他的资料。比如《陈亮集》中就保存有多篇有关喻良能的人品和文品的文字。是我们认识喻良能的重要文献。也是我们认识仕川喻氏族谱中所保存的那篇出自喻良能手笔的谱序价值的重要参考。

　　另外从这篇谱序还可弄清楚所谓《忠义传》的传承情况。《忠义传》是喻良能汉献帝时期的先祖喻良弼所作。他只是将家传的这本古书上报朝廷而已。因为南宋初和汉献帝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他在该谱序中讲得很清楚。只是很可惜，南宋的皇帝也未能实施。

　　有些大家身后有些文字发现，本人全集中没有收录。县志中却收录了。如明代江西宜丰(新昌)状元姚勉有一篇《奕世状元坊记》，是一篇谈姚家风水与人才关系的文章。大意是说姚家先祖因为自己的德行高尚无意中得到一块风水宝地的回报。姚家后来果然先后出了好几个状元。文章是用姚勉的口气写的。大意是勉励子孙后代注重德行修养和读书用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风水荫庇上面。这篇短文应该是刻在那个奕世状元坊上的。[17]出于好奇，我翻阅了姚勉的《雪坡集》，未见收录。但县志却收录了。这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姚勉不好意思将该文收入全集，因为毕竟是与孔圣人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教诲相悖。作为圣人之徒，这样宣传，有误导世人的作用。二是他根本就没有写这篇文章。明朝后期或清朝的地方官员为了振兴文运，故意伪造该文。因为状元这个榜样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其影响还是深远的。

　　家谱传承过程中有些内容，由于后世 续修者水平不足，或譜书局部损毁，续修者会改动以接续上下文。这方面的错误在各个家族的譜书中并不少见。如果相关文章或世系的疑问不好解决，可以求助于作者本人的全集，或相关选集。总之，只要是作者的著作，就可以校核真伪。我当年为《中华喻氏通谱》第三部编纂艺文志时就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几篇复印自近年新修的安岳譜书中的文章，我明显感觉前后文衔接不上。知道那个地方错了。我只好走以集证谱的路子。但没有相关作者的文集传世。我也只能徒唤奈何。

　　除了本人的全集，某些国家编辑的大型文献汇编也可以纠正家谱中的不足。比如，清代两江师范学堂的总监督李瑞清，学术界沿用杨溪李家六修族谱中人物行传的记载，但我在2009年至2014年间为该村编制旅游总体规划和古村落保护规划期间，就利用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这本历史文献，也就是说，利用李瑞请当年参加举人考试，进士考试所亲笔填写的个人简历，弄清楚了六修杨溪李氏族谱中关于李瑞请的出生年月，妻子，字号的说法，都是错误的。[18]

　　(2017年7月31日初稿于三元草堂，8月3日修订于天印山房)

　　[1]馆藏单位：浙江建德县档案馆

　　[2]((宋)喻汝砺《谱说》，录自江西省资溪县嵩市镇《喻氏宗谱》，中华喻氏通谱第三部上册2014年巴蜀书社版第1200页)

　　[3]骆坞《东安喻氏宗谱》所载大宋淳化三年李梦征序

　　[4](清)文康等修，廖朝翼纂《同治荣昌县志》卷十七，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64册第198页

　　[5](清)文康等修，廖朝翼纂《同治荣昌县志》卷三十六，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64册第247页

　　[6]同前书，第198页

　　[7]同前书，231—232页

　　[8]同前书，第202—206页

　　[9]龙赓言纂修，民国二十九年刊本卷三。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第439页

　　[10](清)唐世征等修，郭金台等纂，坑康熙二十年刻本《玉山县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第一册第324页

　　[11](清)曾锡麟、谭梦骞修纂，道光四年刻本《新昌县志》，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5册，第90页，95页，103页，105页，112页等。

　　[12]同上书，第144页

　　[13]同上书，第187页

　　[14](清)杨周宪修，赵日冕纂《新建县志》康熙十九年刊本，成文出版社影印本第954页

　　[15](清)童范俨等修，陈庆龄等纂，同治九年刊本卷五，成文出版社影印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946册第518页

　　[16]同上书，卷七，第520页

　　[17](清)曾锡麟、谭梦骞修纂。道光四年活字本《道光新昌县志》卷十一，详见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8册，第338-339页。

　　[18]《李瑞清身世研究史料的新发现》，《江苏文史研究》2011年第3期，又见《三元草堂文钞.遗产保护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5-384页

　　作者简介：

　　喻学才 男，1954年12月生，湖北省大悟县人。1985年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向研究旅游。1986年发起并成立湖北省青年旅游研究会，被推举为会长。主编会刊《中国旅游学探索》，任主编。1987年参与发起中国旅游文学研究会(即后来的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文学专业委员会)，任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负责应用开发方面的工作。1990年借调海南省旅游局，策划首届国际椰子节，兼《大旅游导报》编辑部主任。1993年2月调入东南大学负责旅游专业工作，历任旅游文化教研室主任，中国文化系副主任、主任，旅游学系主任，2002年，主动离开系主任岗位，除继续主持东南大学旅游规划研究所外，潜心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规划设计领域。2004年，协助本校建筑历史学科负责人朱光亚教授成功申报建筑遗产保护与管理博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