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国家图书馆的报告：《永乐大典》正本去哪儿了？

        2014年12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考察时，听取了学生们的发言，并就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同一座宝藏，一旦探秘其中，就会终生受用。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中华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我们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习近平向澳门大学赠送了《永乐大典》重印本。
        《永乐大典》这部近4亿字、被《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的万册巨帙，自明永乐六年(1408年)成书以来，历经沧桑：正本杳无踪迹，嘉靖副本屡遭劫难，残卷聚散离合，至今仅存400余册，散落在世界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收藏机构。百余年来，222册《永乐大典》从世界各地陆续汇聚国家图书馆，留下了一段又一段佳话，一代又一代学人从中辑佚古书，重新拾起那些消逝的中华文化典籍。

“珠还合浦，化私为公”
        “自1912年入藏翰林院残存的60册《永乐大典》以来，国家图书馆馆名几易，从‘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到今称‘国家图书馆’，不过馆名虽变，大典的收藏工作从未停止，这离不开有识之士捐赠和几代图书馆人的奔走寻访。”说起这段往事，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念兹在兹，无比感怀。
抗战期间，国难当头，一些爱国文化人士自觉加入到抢救、搜集古籍善本的行动中来，化私藏为公藏成为当时不少人的共识。困居上海的郑振铎不断出入书肆，寻找善本，并和北平图书馆保持联系。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则四处筹措购书经费。那一段时间收集的善本中，就有两册《永乐大典》。
        “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1951年，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北京图书馆表达自己化私为公的心愿。
        就在那一年，在张元济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收藏的21册《永乐大典》赠送北京图书馆。这批书由上海运至北京前，耄耋之年的张元济在病榻上不停摩挲翻阅，与之殷殷作别。这其中，有不舍，更有大义。
1958年4月11日，北京大学图书馆两位副馆长梁思庄和耿济安将4册《永乐大典》，送交北京图书馆收藏。“这四册内容是郦道元《水经注》的后半部，与此前商务印书馆捐献的前半部《水经注》配成全书，成为当时学术界、图书馆界的大喜事。”陈红彦说。
        中华书局编审张忱石在《〈永乐大典〉史话》一书中指出，这些公私藏家的捐献基本是无偿的，当时国家不可能向他们支付丰厚的奖金，唯有文化部颁发的带有部长沈雁冰签名的奖状，作为精神鼓励。“大家的爱国热情、爱书热情空前高涨，20世纪50年代成为《永乐大典》入藏北图(国图)的高潮。”陈红彦表示，至1965年，馆藏《永乐大典》达到220册。
        而第221册《永乐大典》的发现和入藏颇具传奇色彩。1983年，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这册《永乐大典》的天头地脚部分已经不存，书里夹着花样、鞋样。幸运的是，当时的农家妇女虽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传统，使这册大典得以保存下来。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书送到了掖县文化馆，掖县文化馆将其转送到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收到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
“以各种方式促成大典团聚”
        走进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办公室，墙壁上看不到常见的书法绘画，而颇为醒目的是一页仿真复制的“湖”字韵《永乐大典》。它是为纪念2013年最新入藏国图的第222册《永乐大典》而制作的。这一册大典的回归颇为不易。
        2007年11月，一册《永乐大典》的出现让赴上海调查古籍善本的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既惊喜又疑惑。眼前这册大典品相良好，明代包背旧装，字迹端工的馆阁体，从封面至纸页皆无缺损，内容为有关“湖”字的唐宋元诗文，正好弥补了国图藏《永乐大典》湖字韵的缺卷。
        可是，20多年来都没有新一册《永乐大典》被发现，由加拿大华裔书主袁葰文收藏的这一册是真是假?经过先后四次鉴定，专家认定此册《永乐大典》为明嘉靖年间所抄零本，当是真品无疑。几经周折，六年之后，这册《永乐大典》使用国家文物征集经费从书主手中成功购买入藏国图，成为流散海外的《永乐大典》实体回归祖国的成功案例。
        六十余年前，也不乏海外收藏《永乐大典》成功回归祖国的案例。据2016年4月首发的中俄文版《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52年—1955年)》披露：1954年6月，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把原藏满铁图书馆的52册《永乐大典》送还我国外交部。
        这并非苏联首次将《永乐大典》归还我国。1951年6月，苏联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把帝俄时代从中国掠走的11册《永乐大典》送还我国文化部，文化部接收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1954年，苏联科学院又把大典“梦”字韵一册，送还我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此后，1955年12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访问中国时，将原来保存在莱比锡大学图书馆的3册《永乐大典》交还我国。至此，67册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结束颠沛流散的命运，回到祖国怀抱。
        然而，现在仍然有近200册《永乐大典》散藏在英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藏家手里，实体回归绝非易事，以影印出版的方式让《永乐大典》的内容率先回归祖国，成为最佳的选择。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华书局将从世界各地搜集到的《永乐大典》复制品和国家图书馆藏本陆续影印出版。2002年，在《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的仿真影印本首发。2004年，时任国图馆长的任继愈呼吁“全世界《永乐大典》收藏机构、收藏家及有识之士以合作，大力支持”，慨允借用和拍摄原书。目前，国图出版社已相继出版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葛思德文库、美国亨廷顿图书馆等海外藏书机构收藏的《永乐大典》。
        “我们期待能够了解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永乐大典》更多零册的消息，以各种方式促成大典的团聚。”陈红彦说，这是几代国图馆员的夙愿。
“辑佚古书的渊薮”
        “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仅仅就这百存三四的《大典》说来，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边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资料了。”50年多年前，为搜寻《永乐大典》作出巨大贡献的郑振铎先生如此感慨。
        “今天看来，《永乐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价值，远大于它作为工具书的实用价值。”据陈红彦介绍，《永乐大典》是当时最大的一部类书，“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但在具体编排时，由于定韵标准不一，选择不精，为检索增加了不少困难，招致后人不少訾议。但是它保存了大量明初以前各学科的文献资料，被称为“辑佚古书的渊薮”：从知识门类上讲，它保存了“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包括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杂家之言;从辑录范围上讲，则“上自古初，迄于当世”，“包括宇宙之广大，统汇古今之异用”都被网罗无遗;以数字而言，则辑录图书七八千种，将明朝皇家图书馆文渊阁藏书囊括净尽。
        陈红彦认为，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佚书，不仅种数甚多，且大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她举例道，辑出北宋薛居正所撰《旧五代史》，使得二十四史没有缺遗，为此乾隆皇帝还赋诗《题旧五代史八韵》表达欣喜之情，此诗被镌刻在文津阁《四库全书》的书架上;辑出或校补的《水经注》《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都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辑出《曾公遗录三卷》《明永乐顺天府志》《薛仁贵征辽事略》等文献，使几乎失传的典籍再现学林。
        学者们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古书的研究还在继续。2015年，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丁治民撰写的《〈永乐大典〉小学书辑佚与研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丁治民以十年之功，从残存的813卷《永乐大典》中辑得唐宋元明语言文字学书籍25种，3263条，约30万字。对此，学术界评价：这些从《永乐大典》辑得的语言文字古籍及其研究成果将改写半部中国音韵学史、中国语言文字学史。
        这两年，国图为《永乐大典》设计开发了相关文创产品，“湖”字韵《永乐大典》单页被制成仿真复制品，还出了附有《永乐大典》插图的笔记本，受到不少网友关注。“这样的文创产品让古籍活起来，也让更多人得以认识这部典籍的重要价值。”陈红彦说。
《永乐大典》正本去哪儿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桩谜案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三千多人参加，历时四年，于永乐六年(1408年)修成的大型类书。《大典》成书于南京，书成后未能刻板，只抄写一部。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时，命令修撰官陈循挑选文渊阁藏书，共装100柜及《大典》正本一起运至北京皇宫。《大典》到京，贮于文楼，其他100柜图书则暂存左顺门北廊。正统六年(1441年)，文渊阁建成，于是将左顺门北廊的书运入阁中，《大典》则仍贮文楼。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所据原稿及所藏其他图书均付之一炬。自此，《大典》遂成孤本。
        《大典》由于种种原因，从成书起，便束之高阁。《野获编·补遗》记载：“(明成祖)多修马上之业，未暇寻讨，列圣亦不闻有简阅展视者。”有明一代277年，历16帝，其间除明孝宗为使自己长命百岁，曾将《大典》所辑金匮秘方书录给太医院外，只有明世宗“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世宗怕殃及附近的文楼，严令将《大典》全部抢运了出来。为了预防不测，他还决定重录一部副本。此事搁置了几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才召选书写、绘画生员109人，正式开始抄绘。重录前，世宗与阁臣徐阶等经周密研究，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誊写人员早入晚出，登记领取《大典》，并完全依照《大典》原样重录，做到内容一字不差，规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写三页，不得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写。这样就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
        重录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朱厚熜辞世时尚未完成，到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共费时五年。明亡后，永乐正本已不知其踪，下落不明，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一桩谜案。
        正本去了哪里?后人不断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随明世宗殉葬于永陵说。因为在明代帝王中，曾阅读过《永乐大典》的，仅孝宗、世宗两人。世宗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所以正本极有可能殉葬于永陵。在明代，生者所爱书籍殉葬不乏其人，如20世纪山东发掘鲁荒王朱檀墓时就有《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典籍。而明永陵的宏伟超过明代诸陵，以其建筑规模，也存在殉葬《大典》正本的可能。但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厚熜逝世，次年隆庆元年三月办完丧事，而《大典》录副工作到四月份才告结束，没有正本录副就无法进行，永陵说疑问重重。
        二是有研究认为藏于皇史宬夹墙。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先生等认为修成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皇史宬，大殿墙壁奇特，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为建筑中所罕见。《永乐大典》正本有可能藏于皇史宬夹墙内。
        三是郭沫若等先生提出的大典毁于明亡之际的看法，认为明末，正本付之一炬。更具体一点，正本是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焚毁了。起义军在占领北京42天后被迫撤离，撤走时，曾放火焚烧宫楼。
        四是毁于清朝乾清宫大火一说。据《鲒埼亭集外编》记载：雍正间，《永乐大典》副本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全祖望在翰林院看时发现有缺，于是猜测正本“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到清末，缪荃孙不但承袭此说，还进一步发挥：“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一场大火，正本被烧毁了。”有的学者指出这没有根据。因为乾隆曾清理宫藏图书，所有善本全部集中乾清宫旁的昭仁殿。但是《永乐大典》有1万多册，如正本在乾清宫是极易被发现的，《天禄琳琅书目》中未编入《大典》，证明正本当时并没有藏在乾清宫中。
        目前我们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正本在哪里?是否还在天壤之间?由于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不妨寄一线希望，某一天我们还会见到它。

调查《永乐大典》现存卷目第一人——袁同礼与《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为有明一代巨制，天壤间罕见之书，赖此多得而传。”近百年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袁同礼这样评价《永乐大典》。对这样一部鸿篇巨制，袁同礼先生一直悉心搜集考证其遗存，撰有《永乐大典考》《永乐大典现存卷目》《永乐大典存目》等诸多文章，是调查《永乐大典》现存卷目第一人。近日，记者专访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组副研究馆员李文洁，请其讲述袁同礼与《永乐大典》的故事。
        记者：袁同礼先生从何时开始《永乐大典》的调查整理工作，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李文洁：《永乐大典》汇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是中国古典文献集大成的旷世大典，但散藏在世界各地。1921年到1923年，袁同礼先生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和纽约州图书馆专科学校进修，毕业后在英国、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多国游学考察。袁先生深知《永乐大典》的价值，在欧洲期间，他遍访各大图书馆，对《永乐大典》的遗存卷目作了一次较为详细的调查。
        1923年冬，袁先生旅居英伦，阅得该国所藏《永乐大典》残本，记其卷数。次年春，袁先生由伦敦至德国莱比锡大学，探访《永乐大典》流落欧洲各国的情况。中国最早的德国研究专家、当时的留学生郑寿麟先生带领袁先生参观了莱比锡大学图书馆和享有盛名的东亚研究所(Ostasiatisches Seminar)，并拜访东亚研究所主持人孔好古(August Conrady， 1864—1925)教授。此次行程，袁先生又发现四册《永乐大典》。他异常兴奋，未及归国就撰文《永乐大典考》，发表在《学衡》杂志第26期。《永乐大典考》一文概述《永乐大典》的形制、历代收藏等情况，详细记录所闻所见之《永乐大典》卷册，除卷数待查者外，共得149册275卷，列其卷数、韵目、内容及庋藏地。
        记者：担任北平图书馆副馆长后，袁先生还继续调查考证《永乐大典》吗?
        李文洁：有了《永乐大典考》的开端，在接下来十几年时间里，袁先生一直对《永乐大典》非常关注，调查现存卷目成为其学术上的重要建树。1929年他担任北平图书馆副馆长，可能因为有了图书馆副馆长的身份，他去国外考察的机会更多了，更能了解《永乐大典》的国外收藏情况，所以他一直在补充完善《永乐大典》的现存卷目。从1925年到1939年，袁先生对《永乐大典》遗存卷目迭经增补整理，陆续发表了《永乐大典现存卷目》《永乐大典现存卷数续目》《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永乐大典存目》《近三年来发现之永乐大典》《关于永乐大典之文献》等系列文章，为研究《永乐大典》的现状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这个调查的具体过程现在少有资料记载，但其搜讨之辛勤与铢积寸累之过程可以想象。
        记者：调查《永乐大典》的现存卷目及藏家，是研究、影印和出版《永乐大典》的第一步。对于影印出版《永乐大典》，袁先生有何想法?
        李文洁：袁先生早在撰写《永乐大典考》时，就建议择要影摄国外藏本、国内公私所藏予以公布。他在《永乐大典考》一文中，将影印出版《永乐大典》的意义表达得非常明白：“一，藏于国外之各卷亟宜择要影摄，仿今西法影印，无刊刻校勘之劳，时间经济两皆省便，虽属吉光片羽，当亦为嗜古者所同珍。二，国内公私所藏，……应怂恿公布。我国藏书家每以藏有秘本自诩，不愿公之于世，一有错失焚毁，天壤间遂不复存，其阻碍学术也何限。今宜借出影印，俾不湮没，他日次第刊行，流布海内，固艺林之快事也。国内藏书家，其有意乎?”
        50多年来，《永乐大典》影印出版渐成规模，学界利用这些影印本做出了不少学术成果，可以说，袁先生当年的心愿得到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