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吴作人

    美术大师吴作人先生，年轻时师从田汉、徐悲鸿，并留学欧洲。回国后从事艺术教育，同时创作了大量具有个人风格的油画作品。吴作人生前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而他的高尚品德也倍受尊崇，国画大师李可染曾说过：“作人当学吴作人”。

奇异天赋
    父亲有着一颗奇异的头颅，那里面充满着艺术才华和睿智，中西绘画、诗词歌赋、真草隶篆，古今典章、中外乐理、古文化研究……无所不涉，令人不可思议。
父亲最偏爱音乐，从西洋古典乐、大型交响乐到中国的传统京剧、昆曲、家乡评弹，他都颇有研究。年轻时在上海参加田汉先生组织的“南国社”，既做舞美设计，又兼小提琴伴奏；他二胡拉得悦耳委婉，笛子也吹得绝好。我学钢琴，初期辅导者还是我的父亲。父亲对我说：“年轻时代，我对美术和音乐都很着迷，哪个都想深入，只因家境贫寒、无条件购买昂贵的乐器。后来在徐悲鸿先生的影响下，我觉得有责任也有兴趣通过绘画实践来探讨和解决‘洋为中用’的问题，所以最终我选择了美术。”
1930年父亲去法国、比利时留学时，连个法文字母都不认识；而1935年回国时，不仅在专业上获得全校油画金质奖章和桂冠生荣誉，还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在他七八十岁时，法语水平依旧卓然超群，阅读、出访、接待外宾，他都谈吐有致，从容对答。上世纪50年代知识界兴起学俄语，我的父母也积极投入。他们天天听广播、练发音、做练习，俨然像一名在校的学生。我也和他们一起学习，记得那个“p”字母发音极难，父亲便不厌其烦地教我，为我今后的外语学习打下了基础。
笔墨春秋
    父亲在上世纪50年代相继就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院长，并拥有各种社会头衔。头绪诸多的社会工作和繁重的教学任务，使他业余时间所剩无几，但他从未放下过手中的画笔。我读中学时，课余在家，看到的永远是忙碌着的父亲，他身着一件已经看不出底色的工作服，上面沾满色彩斑斓的颜料，右手用画笔或刮刀，站在特制的阶梯木凳上，对着大画板，完全陶醉和沉浸在他的艺术世界中。《齐白石像》、《孙中山与李大钊会见》、《红军过雪山》等等，一幅幅不朽的油画名作就这样诞生了。
    父亲每周抽出一个晚上在家组织“晚画会”，“晚画会”以速写方式画人物为主，模特儿有文艺界的名人，也有邻里亲朋。画友越来越多，艺术氛围也越来越浓。终于轮到了我当模特儿的那一天，我梳好两条长辫子，穿上母亲给我织的红色新毛衣，静静地坐在那里。当画会结束时，各位画家叔叔都要我来“评分”，还要选出一张满意的作品来。最后，我给李宗津叔叔打了个“最高分”，他立即在画脚上签名，当场把那幅画送给了我。可这个“晚画会”在1957年被打成“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使父亲险些被划成右派；又是这个“晚画会”，在“文革”中成了父亲的“反动罪名”之一，还被立“专案”审查，勒令交代组织“黑画会”的反动目的和腐蚀青年教师的罪行。
    1954年的暑期，父母带我去北戴河疗养，这是难得的一次未带任务的全家旅行。短暂的5天时间，全家人几乎天天一起奔向大海。可父亲更多时候只是站在礁石上，长时间地凝望运动着的海面，细心观察远海、近海以及海水拍岸时浪花色彩的变化，并时而拿出速写本写生，全然忘却了放松与游玩。每天清晨和傍晚，他都要观察日出日落前后大海与天空的变幻，灵感一来，他便席地而坐，进行油画写生。油画《滨海的早晨》就是这样诞生的。画面上远处是大海，近处是花园，在一片绿草丛中，点缀着几个玩耍的少年，我荣幸地以一个身着红裙的小女孩形象再次进入了他的画作之中。
    1956年夏，父母带着我，同古元伯伯以及海军、公安部队的几位青年美术家一同前往大连和旅顺港。他到一处画一处，大海、军舰、港口、造船厂……入画题材丰富多彩。部队画家们在父亲的周围支起了画架，他们时而自己作画，时而站在父亲的身后认真观摩学习，休息时也不失时机地向他提出各种问题。就是在回京的火车上，他们还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油画绘画的技巧问题，互相交流着创作经验。父亲此行画了许多油画，其中《黑石礁》《渔船》《旅顺口》《港湾》等作品很快就出现在当时的美术杂志、期刊报纸上，使爱好美术的读者及时地欣赏到贴近生活的佳作。
慈父爱心
    父亲的一生始终保持着简单质朴的生活方式。父亲从不挑剔饭菜，阿姨做什么他就吃什么，吃饭速度极快。我们家没有去餐馆吃饭的习惯，他不是怕花钱，而是不愿浪费时间。父亲平时最爱穿一件土蓝布罩衣，既保暖又可当工作服，上面还有4个大口袋，被他塞满了笔纸和各种物件。一次他去附近小店购买胶水，售货员说：“老大爷，您是个木工吧？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干活呀，该歇歇了。”他诙谐地答道：“没关系，为人民服务嘛。”有段时间，房管部门要为我们粉刷房屋，可父亲坚持不让动他的卧室，理由是屋中书柜、书架太多太重，就这样，他房中的墙壁总是灰灰的。他还笑言：“凑凑合合过，一年又一年。”

    父亲最珍惜晚上的时间，只要有空闲，他大部分都会用于博览群书。记忆中，我从未和他一起逛过商店，因为采购衣物食品等任务都是母亲的事情。父亲上街的唯一目标就是书店。上世纪50年代不像现在这样书店林立，那时主要是新华书店、外加旧书店、旧书摊。下班后他常常泡在那里，徜徉流连，忘却了回家的时间。在我们家里，线装古书、旧版丛书、新版文集、画册图片……无处不在，它们充斥于父亲钟爱的古式雕龙书柜和现代玻璃书橱中，就连床头前、书桌上，甚至厕所里都可以见到书的踪影。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家外，父亲的好脾气是众所公认的。1951年，父亲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归来，用仅有的零花钱给母亲买了一件精致的礼品：装毛线用的木质工艺球。他从旅行箱里取出让我交给母亲，我连奔带跑地跨进过堂门，一不小心连人带物全都给摔了出去，木球当场被摔成碎片！没想到，父亲安慰我说：“等我下次再去印度，买一个更好的，咱们俩一起送给妈妈。”可在当时，父母互望的那种遗憾而又无奈的眼神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致数年后我还时时谴责自己的鲁莽行为，有愧于我那父母双亲！
    父亲要我每天至少交一篇小字，两篇大字，写得好的他画红圈，差的打红杠。我读初中时体质很弱，学校组织学生下乡与贫下中农同吃、同注同劳动，本来我因心脏病可以免去，可父亲坚持说这有助于我的思想锻炼，硬是让我随校下乡了。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冬天生火取暖砸碎煤块，夏天上房查漏雨，还有安装电器维修用具等都靠他。父亲常让我当小助手，意在培养我的动手能力。1958年我在报考大学时，父亲完全尊重我的个人意愿，理由是“你已长大成人，今后所走的路不应由家长来代替。”我想学自然科学，他就请来这方面的朋友，帮我考虑如何填写志愿。我的北大物理系录取通知书，就是他把我从睡梦中喊醒，亲手交给我的。我高兴地搂着父亲，由衷地感激他从小对我的严格培养和教育。
历尽磨难
    1966年，一场浩劫瞬间席卷全国。在“文革”那段不堪回首的阴霾日子里，我亲爱的父亲和许多优秀知识分子一样，历尽磨难，险象环生。8月，我们家两度被抄、被占、被封，不久父亲被美院红卫兵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押进“牛棚”。1968年再度被收进“牛棚”隔离审查；1970年被勒令随美院教师职员下放到河北磁县解放军农场劳动改造，一去就是两年。1969年4月，被关押一年多的父亲终于被允许暂时回家了。父亲走进家门，身穿一件油光锃亮的黑棉袄，破袄的扣子已被他用粗大的针角移到一边变成了大襟式样，里面空心只穿了一件千疮百孔的短袖圆领衫。大家面对面地站在那里，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是父亲首先打破了沉寂，提出要看看小外孙，他还从未见过呢！我赶紧把已经6个月大的儿子抱给他看，他欢愉地逗弄着小外孙，沉浸在天伦之乐中。

    几个月后，一个高级的电熨斗放在了饭桌兼书桌上，这是从来不会买东西的父亲用22元工资买给母亲的礼物，作为厄运后重逢的纪念。我们全家都十分珍爱它，十多年来一直使用它，每次熨烫衣服，常常因它而联想起父亲在“文革”所经历的那段痛苦岁月，联想起患难中的父亲对母亲的一片深情……
    1966年我们被抄家后，连书画、纸砚也被抄封。1968年父亲被放回家继续写交代材料，他常常手蘸清水在桌面上写写画画，以过画瘾。后来在农场劳动中，偶有机会为社办工厂画机械图，或在墙上画宣传壁画、写大标语，他都在来信中作为重要事宜提及。1972年初，父亲奉命被调回北京为国务院各大宾馆作画，他接连创作出大幅油画《吴哥朝辉》、《贡嘎雪峰》等，同时在国画领域更是攀上一个新的高峰，创作出《展翅云霄》、《任重道远》、《奋进》、《鹤舞千年》等寓意很深的中国画作。为反映海上采集石油的动人场面，正在犯心脏病的父亲一直深入到远海上的油船钻井平台写生，创作完成了油画《大海新貌》。
了却夙愿
    十年浩劫结束，父亲获得了新生，政治名誉和社会地位逐渐得以恢复。他的冠心并高血压和糖尿病也日益加重，但仍然忘我工作。
上世纪80年代是父亲的创作高峰。他依然坚持深入生活，足涉广东、广西、云南、安徽、山东、天津等地，随身携带着跟随他30多年、已经磨成圆角的速写本，旅途中边观察边作画，手不停笔。在家里，他的日程表总是安排得满满的，每天除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会友谈事外，就一头扎进画室中，只见他时而看书，时而写字，激情来时就挥毫作画，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一切。我相信，这是父亲最愉快、最自由的时刻。
    父亲的一生始终保持着简单质朴的生活方式，毫无特殊需求。记得我小的时候他就教导我说：“不要和别人比吃比穿，这是最没出息的事。要比就比学问，比是否有一技之长。”他的这种教育思想一直延续到我的下一代。
    1987年在法国举办画展时，父亲闻听国内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在巴黎旅法华侨举行的“救援中国北方火灾义卖的画展”上，他当场挥毫作画写字，义卖义捐，他的义举在当地影响极大。
    1989年10月，父亲用稿费创办了“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实现了他的夙愿。父亲祖籍安徽，生于苏州，在那里度过近20年的光阴。他把自己的部分艺术精品捐赠给苏州，供大众观赏。苏州市委和市政府决定在苏州双塔西侧建筑“吴作人艺术馆”。1997年5月28日，“吴作人艺术馆”举行了隆重的开馆仪式。这个由苏州有关方面早就定好的日子，没想到竟是父亲的“七七忌日”。
    我的母亲萧淑芳将父亲生前精心挑选和首肯的90幅不同时期的油画、国画、速写、书法等作品以及母亲的花卉佳作10幅，和吴氏家族父亲的兄姐和祖父书画作品10幅一并捐赠给家乡人民。开馆仪式在紧邻“吴作人艺术馆”的双塔公园大殿前举行。正当苏州市政府领导讲话感谢父亲对家乡文化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时，忽见一只白色蝴蝶从天而降，径直飞入母亲手持的一束鲜花丛中，萦绕花蕊，久久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