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时间给了我含金量最高的奖章

　　20多年前，诗歌的火红年代，汪国真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名字，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被誉为“诗坛王子”、“20世纪中国诗歌最后一个辉煌诗人”。这是汪国真生前的一段采访回顾。

　　“我的盗版书是大陆诗人中最多的。时间给了我含金量最高的一枚奖牌，这是我最看重的。”

　　您的书出版到现在，连续21年被盗版，据说您的图书是国内被盗版最多的?

　　汪国真：确实，从1990年到现在，连续21年了，盗版层出不穷，数目惊人。盗版和正版的数量加起来应该有两千万本以上，其中大概六百万左右是正版。国家图书馆收录了关于我的诗集80多种，实际上，正规出版社的出版物还要多于这个数目。诗歌不景气并非始于当下。上世纪90年代起，一般的诗集想出版就要自费、包销了。而我的诗歌出版则是“天上掉馅饼”，是幸运的。当时北京太平桥中学的一位英语老师在上课时看到学生们在传阅我的诗歌手抄本，她的先生是学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孟光。后来他多方打听得知，从1988年到1990年，青少年中传抄我的诗歌已经是一种风尚了。出版社开始联系我，允诺要给出最高的版税，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装帧。在23天内，出版了我的首部诗集《年轻的潮》。

　　您特别看重的是时间检验和读者的认可?

　　汪国真：时间给了我含金量最高的一枚奖牌，这是我最看重的。因为在时间面前，没有人情、潜规则、炒作的成分，时间的评价最客观，不含有任何其他方面的原因。两千多万册的数字，代表的是读者的认可。从别人那里，我们认识了自己。

　　广大读者的认可从惊人的盗版数字可见一斑，但也有人称，您的诗歌太通俗，专家认可度不高。

　　汪国真：没有一个专家的权威性、客观性能盖过时间的。如此前所说，时间给了我最好的奖章。目前，我的《热爱生命》、《旅程》、《我不期望回报》等作品被收录进初一、初三、高一等年级的课本，这算不算专家的认可?也是对我创作的一种肯定。

　　“我做事情基本上做一件成一件：写诗写成一个现象;写书法写成国礼;做音乐发片、出版。但我并不是一个文化商人。”

　　您在书法和音乐上也颇有造诣，把音乐当诗写，把书画当音乐写。您近年来为中国历代古典诗词作曲，计划做400首，现在完成多少首了?

　　汪国真：现在四百首都已经谱好曲了，全部制作完成的有一百首以上。其中，小学课本中要求背诵的80首已经全部完成，《小学生必修80首古诗词曲谱》一书于2004年结集出版。

　　您多次表达过，希望通过此举让孩子们爱上古典文学。

　　汪国真：如果说我的诗歌创作成功的话，那是因为我也从古典文学中吸取了很多养分，我对古典诗歌有着深挚的情感。希望这些带给我启迪的诗歌能为更多人了解、喜欢，特别是青少年。我希望借助音乐的形式，让孩子们感受到我们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并且爱上这上千年积淀的璀璨文化。计划创作的400首歌曲中，有半数未被收录在中小学课本中，而我个人又认为确实不错的。

　　您在诗歌、作曲、书法几方面都有不俗的成就。您的同学评价说：汪国真什么都来得快，接受能力强。您怎么看?

　　汪国真：我喜欢接受新鲜事物。所以我做事情基本上做一件成一件，写诗写出一个现象来，很多人写诗写了一辈子都没成功;写书法写成国礼，画画，荣宝斋能够让我办画展;做音乐有很多地方投资做我的专辑。我为全国各地，特别是河南很多地方题过字，像云台山、白云山等几十处。远的不说，你们济南红叶谷的“揽秀”石刻也是我题写的。我跟一般写诗的人不一样，他们异想天开，我没有太多异想天开、一厢情愿。为什么有些知识分子做事情总做不成?就是因为不注意将自己的所学融会贯通，与实际相结合起来。我做事脚踏实地，不喜欢纸上谈兵。

　　有人称您已成了“文化商人”，认可这样的说法吗?

　　汪国真：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文化商人。一个人拥有了某些技能，就应该为社会服务。很多人找我为他们的新书写序、题词，也是对我的认可，为什么要拒绝?

　　“生命总是美丽的，这是我的人生哲学。”

　　您的代表作《热爱生命》先后寄往北京、四川两家报刊均未采用，第三次投稿后才中，发表后被1988年第10期《读者》收为卷首作品。对这首诗有特别的感情吧?

　　汪国真：写这首诗是我30岁前后。古人说，三十而立，当时的我事业上没着落，感情渺茫。由于热爱文学，四处投稿，也引来了一些风言风语。在这样的境况下，我写了《热爱生命》来激励自己。其实，每一段都有特别的感触。“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这句诗表达了对未来的期许。“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这句代表了我对爱情的态度。“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这句是我当时创作之路坎坷的真实写照。“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这句话涵盖了想要表达的一切。后来我的很多诗作中，都有《热爱生命》的影子。

　　现在您还写诗吗?您曾说：“我不能按照评论家的要求去写诗，那就不是我了。”现在依然如此吗?

　　汪国真：还在写诗，只是写得少了。过去的原则依然没有改变。不同的评论家有不同的标准，标准太多就让人无所适从。

　　您追求普希金的抒情、狄金森的凝炼、李商隐的警策、李清照的清丽。

　　汪国真：早期确实从他们身上获益匪浅。其实我也喜欢李白、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达观。

　　他们所体现超然、豁达、平易、恬淡，这种站在人生的更高层次俯视现实的“汪国真式的人生态度”也是您诗歌备受喜爱的原因?

　　汪国真：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豁达、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是一脉相承的。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人生的激励。“现代诗坛我并不关注。也许到2020年时，人们提起我，首先想起的不是‘诗人汪国真’，而是‘作曲家汪国真’。　”

　　当您被誉为“诗坛王子”、“20世纪中国诗歌最后一个辉煌诗人”等，也引来很多争议。对此，您曾表示：“我希望他们能拿出优秀的诗歌来把我的诗灭掉”，灭掉了吗?

　　汪国真：没有啊。要说我成名后，国内诗坛影响力超过我的，目前我还没有听说。既然已经创作了作品被盗版21年的记录，就有可能是42年。

　　关注现在的国内诗坛吗?采访马原时，他表示“小说已死”，在您看来，诗歌死了吗?

　　汪国真：国内的诗歌创作远离了读者，我并不关注。诗歌即使没死，也早已经被边缘化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关注社会热点事件吗?

　　汪国真：当然关注，我不大上网看新闻，但却每天会读报。有四五份报纸是每天要买的。像富士康工人的十几连跳我就一直关注着。根据媒体的数字，富士康的员工自杀率其实还低于国内的平均水平，短时间的连续跳楼引发了大众的关注。

　　您一直倡导“与人为善”、“顺其自然”的生活哲学。这种“汪国真式人生态度”对当下迷惘的年轻一代有何帮助?

　　汪国真：实际上，我认为这些自杀是社会问题。正如你很难想象一个乐观、积极的人会突然自杀一样。也许，多看一些励志的诗歌，对青年人还是有好处的。生活中当然有不幸、丑陋和黑暗，我们要面对。眼光和心胸开阔一些，人生也会更加美好。

　　回望二十多年历程，给自己怎样的总结?诗人汪国真?还是“20世纪中国诗歌最后一个辉煌诗人”?

　　汪国真：评价都是别人言说的。也许到2020年时，人们提起我，首先想起的不是“诗人汪国真”，而是“作曲家汪国真”。

　　他写诗，写成了一个现象，创造了被盗版21年，累计两千万余册的记录，也写进了课本里;他写书法，居然写成了国礼;他作曲，专辑得到多方投资，作品被收入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材。21年来，从小有名气到大红大紫，到淡出诗坛，再到游刃于书画和音乐领域，汪国真的每一次转身都精彩依旧。

　　草书行云流水，花鸟灵动飘逸。诗、书、画、乐圆融贯通，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汪国真。

　　“据说您的字是2000元一平方尺?”“那已经是五六年前的价钱了。”如今，汪国真的墨迹已遍布南北，被镌刻在张家界、黄山、五台山、九华山、云台山、鸡冠洞、红旗渠等名胜风景区，尤以河南、山西为盛，“你们济南红叶谷里的‘揽秀’石刻也是我题的。”

　　汪国真说，自己研习书法出于偶然：经常要出席社交场合，遇到要求签名题字，总觉得自己的字拿不出手，就下定决心开始练字。“很多新闻文化界、书画界、音乐界，还有很多政界的朋友邀请我去给他们写歌、题字。这批人往往是我当年的读者，虽然事过多年，但情结还在。”

　　清远、平和的汪国真在采访中重复了很多次“天上掉馅饼”、“幸运”，功成名就的他依然用从容、豁达、超然来形容自己的人生态度。有人讽刺他的作品通俗、浅显，汪国真则以“我希望他们能拿出优秀的诗歌来把我的诗灭掉”来回敬。

　　汪国真又是骄傲的，“我成名后没听说过有哪位国内诗人超越我的影响力的，起码现在还没有。既然能创造被盗版21年的记录，那还会有42年的记录也未可知。”

　　汪国真至今没开博客，“因为活动繁多，除去自己每日写诗、作画、书法之外，还有很多人找我写校歌、写序言等等。实在无暇顾及博客了。”他开的车是别克君威，“2005年买了就没有再换过。对物质方面的要求并不太高。”

　　资深文学评论家汪兆骞曾预言“汪国真的音乐成就会超过他的诗!”也许，正如汪国真所说，到下一个十年时，人们提起他，首先想起的不是“诗人汪国真”，而是“作曲家汪国真”。

　　作家简介

　　汪国真，1956年出生于北京，祖籍福建厦门，是中国大陆当代著名诗人。1982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在学校时，喜读、写诗歌，1985年起将业余时间集中于诗歌创作。

　　真正让汪国真红遍大江南北的是，1990年《年轻的潮》、《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年轻的潇洒》等诗集的相继问世，那一年被称为“汪国真年”，最终“汪国真热”成为近30年来最轰动的“诗歌文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