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中国正处在失去中国固有传统的危险中

　　高速城市化的进程，没有远见的房地产的繁荣，数字技术的上瘾，给中国城市中心带来了与自然世界的激进隔阂。这就是为什么与工业化世界其他地区的同行相比，大多数中国病人和他们的医生往往显示出对自然过程更严重的缺乏理解力，他们丧失了对身体内在疗愈的潜能维护根深蒂固的信任。中国人立足在世界上最有经验，最有效的自然医学体系，这一概念已经远远的脱离了中国的主流思维。

　　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正处于失去固有的中国传统的危险之中。中国毕竟是中央之国，自然之国，存道之国，信实之国。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似乎成为了一个无视“道”甚至厌恶“道”的国家。

　　中医的当务之急：回归自然，注重临床

　　付海呐教授，先后在德国、日本和美国学习中国哲学，1992年获芝加哥大学东亚系博士，现为美国国立自然医学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Natural Medicine, NUNM)古典中国医学系(College of Classical Chinese Medicine)教授，在美国从事中医理论与诊疗、气功养生教学等逾30年，是著名的西方中医研究者。

　　NUUM官网上付海呐教授的主页

　　全球范围来看， 21世纪的人类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就是现代物理学沙堆模型所研究的崩塌事件。人类对自然环境所做的剧烈改变使人类正在走向自我毁灭，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毁灭不在我们这一代发生，也会在我们的儿孙辈发生。

　　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全球对现代工业生活方式的渴求带来了不可否认的气候变化;过去40多年里，地球上50%的野生物种遭到灭绝;原以为已经被控制消灭的疫病又卷土重来;80亿吨塑料垃圾遍布全球，导致内分泌肿瘤发病率的上升，世界各地不孕症也急剧增加，大量青少年出现了认知障碍，如自闭症和小儿多动症，而这只是我们目前面临的许多最紧迫的问题中的几个。

　　在西方，每天都有关于环境的严峻形势以及人类健康的文章发表在专业刊物上。戴维ž华勒斯威尔斯编辑的《不宜居的地球》(《纽约杂志》, 2017年7月9号)，只是其中的一篇。层出不穷的现代科技发展一方面带来了更多的享受和更奢华的生活，另一方面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健康状况恶化，导致了人类整体生活质量前所未有的下降。

　　从一般情况来看，这一现象与被世界上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在过去的150年中全面的接受和信奉的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直接相关。根除天花，核聚变的发明，或人类穿梭于外太空这类傲人的成就，让所有人都被赶上了这趟现代科学与功利性实用主义的列车，甚至连最传统的文化都无一幸免。这导致了农业、医药，以及其他所有的生产领域的工业化和人工化。

　　在这个观念的笼罩下，无论是自然界的宏观世界，以及身体内部的微观世界，有被视为是一个危险且变幻莫测的、需要控制和用人类智能的手段进行改造的庞然大物。河流需要筑坝，森林需要管理，动物种群的数量需要控制，甚至天气也需要通过化学装置来操纵。同样，肿瘤需要手术切除，感染需要抗生素抑制，自体免疫反应需要用类固醇抑制，疼痛需要用镇痛剂麻痹。顺应这种观点，自然并不具备其天然的充满智慧的机制，人体也没有内在的治愈和再生能力。

　　这种远离大自然的，与一切自然和有活力的事物深远的隔阂，也许是当今我们的身心一切疾苦的根源。在现代和后现代的仅仅几代之后，我们所理解的正常和自然早已经从根本上被颠覆了。我们对霓虹灯，胶合板家具，塑料玩具，虚拟娱乐方式，施用化肥和农药进行农业生产，用生化药物抑制疾病症状等，早已习以为常。反而认为所剩无几的原生态自然环境是肮脏的，不自在而且无聊，将绿色农业，绿色建筑和天然医学的支持者视为异类，他们不懂现实，更不会负责任。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这种意识层面上的根本性的转变诋毁了中医和其他的自然医学系统现在被理解，传播和实践的方式。

　　中医可能在对改变自然的扭曲认识和重建我们栖息地的这一过程中做出两个核心的贡献。从理论的角度来看，道家和儒家智慧构成传统中医学体系的基础，它们对于我们重新复兴对自然世界的警佑、责任与幸福感提供了无与伦比的重要启示。

　　道家对宇宙自然之“道”的深度把握，以及儒家对人性天理之“性”的积极褒赞，在当今之世，很少有其它理论体系可以望其项背。在道家哲学的主要经典《道德经》中，人性与人体直接和“自然”相关。该经典里一个最著名的论断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它不仅仅指出，我们身体的运作完全侵淫于自然环境，而且所有的身体功能都是大宇宙(宏观世界)的智能过程的直接投射。经典更进一步指出，大自然的能量，复杂性，和其价值，也许并不明显，由于人类似乎倾向于轻视或忽略身边最重要的东西。对此，《道德经》里其中一个最深刻的段落，它这样说：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

　　“明道若昧，进道若退”明嘉靖四十一年世德堂本《老子》

　　在北美，这种对大自然的疏离状况的促成是由于二十世纪投入影响广泛的理化科学和工业，并行的教育系统也加深了这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举例来说，美国军工厂被改造成化学肥料的生产加工厂，为美国快餐业开展玉米、大豆和小麦的大规模生产。农业产业化从土壤到单独的作物，基于用多少吨的钾、钙、镁和硝酸盐的线性计算在指定田间的栽培，并遵循再引种的土与人造矿物等数量的实践。短期内，这个系统似乎既方便又多产，因为它不需要对有机种植管理的实践耗费时间，特别是传统轮作作物和允许土地休耕10-20年的传统习俗。长期来看，以这种方式对待的土壤失去了它与生俱来的活力和自我调节，自我生成的动态能力。

　　在法国的生物化学家路易斯·柯尔弗朗的著作《生物转化》中，早在1952年，土壤也许是生命自生能力最好的例子(注意汉字中的“生”字是基于“土”字)，说明土壤和植物非化学性的融合可以造成所需的矿物质，而不会依赖人为的从外部引入系统。由于工业化生产的主要目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和持续盈利的能力，像这样的研究不能阻止人工种植单一作物的农业的快速发展;它也不能防止战后一代人对自然和人体的偏颇关系的单方面认识。虽然基于化学合成基础上的生产最初的结果似乎是客观的，特别是在农业和医药领域，我们现在知道这最终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最近印度传统农业向转基因农业的转变，对专利种子的依赖和强制使用进口的除草剂，随之而来的负债农民进行的自杀潮就是一个特别贴切的例子。

　　这种对科学、进步和技术的持续的教条主义，逐渐造就了一种线性思维和黑白逻辑模式，这种逻辑已成为所有专业领域的特征，甚至连自然医学都无法避免。在二十一世纪期间，我们正在从被动地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基本欲望升级到可以去改善自然的自以为是的想法。有位纽约的历史学家Yuval Noah Harari 最近的书，Homo Deus(《神人》)，预测人类将很快转向植入技术以提升自己。这是他从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态发展推断出来的。旨在造就超人般能量的网络数据化植入技术已经开始被普遍采用，有着融合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明确议程的大公司正在积极地对我们的物种进行重新设计，例子：谷歌努力在人体血液中植入人工生物反馈技术的分子。

　　近几年，我们与自然世界相互脱节的方式所带来的问题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当钟摆开始朝另一个方向摆动时，了解情况的消费者正在寻找更天然的食物来源和疾病的替代治疗方法，尤其是那些现代药物无法治愈的问题。最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经典中医药的兴趣兴起正是这一国际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都忽略了我们与自然亲密的关系，我们几乎失去了与自然和身体更平衡接触的关键：对生命再生力量的真正信任和对自然疗愈方式认真的接受。哪怕是自然医学的从业者，尤其是在中国的中医医师，不相信一些简单的草实际上可以缓解肺炎，因此当面临更严重的情况时选择去开西药。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当许多经验和传播自然知识的途径已经瓦解的时间点。很少有真正的大师来指导我们，我们很多人把自然空间仅仅是作为摄影背景——缺乏传统童年情感的启蒙，不懂得全心全意地欣赏新割过的青草气味的草地或蜜蜂的嗡嗡声，观察冰川或体验海水的刺痛;缺少与之相关联的快乐和幸福感的表露，对大自然的神秘运作的敬畏和感激之情，还有怀着本能的承诺为我们的孩子和孙子去保护这个世界的意愿。

　　从国际观察员的角度，这种情况在现在中国的城市中心变得特别严重。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与世界其他文化相比，中国传统艺术的地位大幅下降和贬值，导致主流社会缺乏追求自然的动机。官方认定，“活的国宝”，类似于日本的传统工匠受到尊敬的方式，可能是激发人们对这一领域兴趣的一种可能的方式。此外，高速城市化的进程，没有远见的房地产的繁荣，数字技术的上瘾，给中国城市中心带来了与自然世界的激进隔阂。这就是为什么与工业化世界其他地区的同行相比，大多数中国病人和他们的医生往往显示出对自然过程更严重的缺乏理解力，他们丧失了对身体内在疗愈的潜能维护根深蒂固的信任。中国人立足在世界上最有经验，最有效的自然医学体系，这一概念已经远远的脱离了中国的主流思维。

　　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正处于失去固有的中国传统的危险之中。在中医的五行体系中，自然首先相关与土行，土又与信德和中心的方向产生共鸣。中国毕竟是中央之国，自然之国，存道之国，信实之国。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似乎成为了一个无视“道”甚至厌恶“道”的国家。我个人认为，如果不彻底让中国人，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转变理解和体验自然的方式，任何的教育或者临床改革都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

　　让我们在剩余的原始自然空间中培养沉浸感以及对原始自然的“经典”的好奇心，这样才能形成逐渐恢复人们对中医治疗巨大潜力的信任的基础。如果病人不相信，他根本就不会第一时间去找中医师就诊。朝着这个目标，平行建立自然为基础的课程，类似于西方的华德福和蒙特梭利教育系统。在中国，针对道家，孔子经典教育为基础的私立学校，以及训练传统武术，或太极等的培训机构，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种教育发展倾向非常理想，但我个人认为，这还是在本质上缺乏直接让孩子亲身体验并沉浸到自然中，形成难忘的记忆和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因此可以让他们在早期的年龄就与自然建立健康的关系。我深信不疑的是，任何中国的传统艺术、诗歌或医疗输出，一定都是在一个与自然相融合，平和而富有灵感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明嘉靖二十九年顾从德覆宋刊本《黄帝内经素问》

　　再者，我们对于东方或者西方医学系统的信任都是建立在临床疗效结果上的。从我个人的经历看，以及《黄帝内经》中所阐述的阴阳理论细节来看，自然中存在着所有疾病的治疗方法。在我30年的研究和临床经验中，我幸目睹用传统中医方法治愈危重疾病的案例。与现代西医标准化的指标不同的是，中医的临床成功完全有赖于医师“辨证施治”的能力。“辩证”就是鉴别人体能量变化规律，这和西医诊断类别完全没有关联。“辩证”现在普遍被认为是一项通过长期的读书和临床经验过程中获得的技能。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传统的栽培方法作为过去中国医学培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Fourth Uncle in the Mountain(《山中四伯》)是一位现居美国的越南传统中医师所著，生动的描述了他们家族三代人19世纪到20世纪间，沿袭中医传统教育的故事。著作者Quan Van Nguyen 医生所述，最重要的练习，是在老道师的带领下，在地下洞穴中，这样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炼丹和冥想修炼。冥想这一传统医学培训，被扁鹊和其他古代医师所推崇，因为冥想可以增加直觉能力, 以便更加准确和清晰的分辨能量变化规律。扁鹊是首先定义辩证中的望诊和闻诊的人，也就是中医四诊当中的直觉法门。生物电磁现象可以被比较敏感的人感知，但对于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却是看不见的。

　　但是，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躁动不安的时代，期望短期内将严格的身心修炼引入到正规的中医教学体系是不现实的。现代生物物理科学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已经可以观测到人体的生物电磁流，因此我认为可以退而求其次，将现代科技手段用于中医，20世纪初的著名儒医张锡纯在其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里就明智地提出了这一点。例如，将电位测量和热成像技术用于中医诊断，这只是其中两种富有开创性的方法，将这些新技术新方法用于传统的中医辨证，评估气血的能量运行模式，对临床治疗有极大的助益。归根结底，只有通过长期稳定的临床疗效，中医在这个时代的巨大潜力才可能被真正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