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渔村的“全球视野”

　　“神州第一开发区”———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建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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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3月31日，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楼林立，丝毫看不出农村的痕迹———最后一角在2007年已悄然抹去。

　　曾经的马桥子村、凤岩村、黑山村和红岩村已经成为如今的“神州第一开发区”。这块土地不仅仅拉开了全国建设经济开发区的序幕，也打开了辽宁眺望世界的窗口。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闻中心主任王国栋充满激情地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如果说经济特区的壮丽诗剧是从深圳揭幕的，那么，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辉煌乐章，则是从这里，从马桥子小渔村奏响的。”

　　24年后的今天，55岁的大连人马岩再次提起马桥子的名字，竟然有些恍惚，似乎这个村庄在久远以前就已经消失了。

　　1984年10月15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国家级开发区中第一个正式奠基建设。

　　马桥子等几个村变样了……

　　1980年：开发区曾被缓建

　　马岩现在还记得20多年前在一片玉米地里，“热热闹闹地开了一次大会，又是红绸又是鞭炮的。”老报人王国栋清晰地记得，“那是1984年10月15日举行的开发区成立仪式，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0年，中央在南方沿海创建了深圳、珠海等4个经济特区，这在辽宁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向大连市委提出一个问题：“南方建设特区，大连怎么办?是不是也可以要求建设特区?有没有条件建设特区?”

　　1980年8月11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来到大连，市长崔荣汉向谷牧提出了想法：北方是否也可以建设一个或几个特区?大连基础比较雄厚，如果建立类似深圳的特区，将会带动整个东北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谷牧很严肃地说：“我问你们，一、什么叫特区?二、大连为什么要建特区?三、大连有什么条件建特区?”

　　实际上，谷牧的严肃别有深意，在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中央决定在深圳等地建设特区，还在观察它的作用、效果，也就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谷牧说，对于建特区，我们党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尤其是对可能带来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我们还缺乏准备，而且对办特区，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所以只能先开几个城市作为试验田。

　　虽然未能破冰，但是大连却在有意关注着开发区的未来。

　　1984年：奠基建设开发区

　　任仲夷调任广东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后，崔荣汉就来到深圳特区考察学习。

　　在崔荣汉眼中，深圳还是宝安县这一规模(1978年改革开放，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即便是蛇口工业区，也只有交通部招商局投资建设的几个小厂，而珠海只有一个石景山旅游度假中心可供参观。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几个特区之后说：“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1984年5月4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还特别提到“大连是东北三省的主要港口城市，也可以考虑利用日本的资金和技术需要……”

　　同年10月15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国家级开发区中第一个正式奠基建设。

　　1985年：批评意见如倒春寒

　　1984年10月，开发区总体规划初步完成后，《大连日报》报道《你能想象得到么———三年后的开发区》，文中描摹了未来的工业区、生活区、滨海公园等美景，当时的一些读者在看后说：“真能吹。”

　　尽管忘记了开发区成立的准确日期，马岩却能想起当时的场景：“大家都站在苞米地里，老多人了，伸长了脖子也看不到主席台。散会后，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看到田间地头上已经插了一些木牌，上面分别写着宾馆、邮电大楼、银行、写字楼等，我们还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事实上，大连开发区的发展路程的确不是一帆风顺的。

　　1985年，由于经济过热，国家不得不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包括要求控制基本建设项目等。

　　似乎一股倒春寒扑面而来，更为严峻的是，大连开发区最初高起点的基础建设，开工第一年就投入了2亿元的建设资金，国务院特区办的一位领导在视察后严厉批评了大连，随后国务院特区办还下发了一个通报，没有指名地批评了大连开发区。通报下来之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公司经理范永昌的嗓子一下子就哑了，布置工作时要靠手势和笔纸才能进行。不仅如此，当时在大连市部分干部中，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批评意见。

　　思想的禁锢再次得到了现实的嘲弄。

　　在随后的日子里，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全国不断滑落，先后被天津、苏州等开发区超过，曾经的“神州第一开发区”只能看着追赶者远去的身影自怨自艾。

　　因为最后落户到天津的摩托罗拉以及三星，最开始都是意属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由于国家产业布局以及自身认识等问题，大连开发区最终与世界两大巨头企业擦肩而过。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认为：“在思想解放上，我们与南方还有差距。比如说，对于开发区工作人员的工资，广东是先提高开发区的工资后，带动全省其他公务员的薪水，大连却相反，每当发奖金或者涨工资的时候，都会被高层领导否决，‘你们工资高了，别人怎么办?’，同样是涨工资，折射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

　　1987年：赴日招商获成功

　　在开发区至今还流传着最初建设的趣闻。1984年10月28日，日本前外相、日本内外政策研究会会长大来佐武郎率考察团来大连访问期间，外相的夫人说要去“卫生间”，但在当时的开发区，哪有卫生间可言?翻译无奈只能把外相夫人领到旱厕，夫人掩鼻而退。

　　于是，崔荣汉下决心修建一流的宾馆和写字楼，“有了一流的宾馆和写字楼，外商才相信我们是真干，他们来到这里有住的地方，有办公的地方，才有可能来投资，这就是梧桐树啊。”

　　那时，人们总结出一套外商来考察投资环境的顺口溜是“一问电话二问路，三问水电四问住”。

　　谈到外商来华投资，不得不谈到日资企业。

　　日本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华投资的，中国第一家日本独资企业就是落户在大连开发区———万宝至马达(大连)有限公司。

　　1987年已经是大连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的范永昌赴日本招商，其中拜访的一个企业就是占据微型电机马达世界一半产量的万宝至马达。

　　当时与大连竞争的还有上海和天津两地，当万宝至马达负责考察投资环境的西村祥二考察三地之后，认为大连建厂的优势比较多，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闻中心主任王国栋至今还记得西村祥二所说的大连优势———“一是大连市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热忱欢迎万宝至到大连投资，因此前去投资之后好联系，易办事;二是大连会日语的人多，为公司的发展打下了人才基础;三是大连能够吃到生鱼片。”

　　同年6月，万宝至投资49亿日元(当时约3500万美元)在大连开发区建设一座年产1.4亿马达的分厂。

　　如同分娩，阵痛之后就是一个崭新的生命，截止到2007年上半年，世界500强企业已有近50家入驻大连开发区。2007年3月26日，经过长达3年的谈判，大连终于从以色列和印度等强敌中脱颖而出———美国英特尔芯片落户大连开发区，此举甚至改变了整个亚洲的IT格局。

　　英特尔的落户，迅速带来100余家产业链上相关企业的热烈跟进，仅英特尔一家企业，预计每年直接产出就是200亿人民币。

　　大连开发区再次登上了一个历史新高点，就如同24年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