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能否回归？

　　2014年8月7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皇明仁和日本政府，要求日本归还所掠文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8月8日，邮局显示日本大使馆已经收到中方文物追讨信函。

　　在国际上，由民间组织先行发声追讨国家文物并非首例。1970年，韩国曾向日本追索“北关大捷碑”，2005年追索成功。

　　文物追讨落实于行动

　　1992年起，童增参与了花冈劳工诉讼案、山西“慰安妇”诉讼案、平顶山屠杀幸存者诉讼案等在日诉讼索赔案，无一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胜诉，因而转向国内诉讼，在他的推动下，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于2006年正式挂牌，2007年在香港登记为非政府组织，曾代表田春生、张瑞和等二战劳工在国内提起诉讼，亦败诉。

　　为了追讨“中华唐鸿胪井刻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于8月5日专门成立了文物追讨部。于是，一场中国民间向日本皇室的文物追讨落实于行动，

　　三年前日本大地震，王仁富曾向日本皇宫捐款并询问“唐鸿胪井刻石”是否保存完好。不久，他得到日本皇宫回函，回函中表示石碑安全无恙。而为何此时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童增解释，首选“唐鸿胪井刻石”对日追讨恰逢今年刻石建立1300年。

　　对于有关民间组织追讨资格的质疑，童增回应，“民间组织只是先驱，最终的成功还是要靠政府出面。”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在建立邦交正常化时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声明第五条即表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这一声明实际上保留了民间团体对日追讨赔偿的可能性。”

　　内藤湖南撰写石碑报告

　　唐鸿胪井刻石是一块重逾九吨、单体十多立方米的驼形石头。公元713年(唐先天二年、开元元年)，唐睿宗派遣郎将崔忻摄鸿胪卿持册前往东北，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也就是这一年，大祚荣所统领的靺鞨易名为“渤海”，自此成为大唐王朝的一个都督府。顺利完成使命后的崔忻原路返回长安，途经旅顺都里镇时为纪念这次册封的盛世，于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刻石题记“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解释说，“在唐代历史上，每次成功处理边疆少数民族关系时都会立碑，如‘唐蕃会盟碑’、‘唐平百济碑’等，像这样的刻石铭记的都是重大事件。”这块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刻石，是唐代与周边少数民族交流的重要实物凭证、是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块唐代刻石。

　　长久以来这块刻石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直至1895年，前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安徽贵池人刘含芳在旅顺巡视时发现了这块唐代刻石，结合碑文及《唐书》记载，确定其为“鸿胪井”。他遂建石亭以保护井和刻石，并在刻石左侧又新镌五行68字记载始末。碑亭于次年8月建成。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1905年日军攻陷旅顺口后，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以外务省特派人员的身份赴旅顺考察，期间对鸿胪井碑进行鉴定，并撰写《关于旅顺唐碑的调查》，认为“此碑文于史有益”。

　　1908年4月30日，日本海军省将包括石亭在内的碑石和井运回日本，作为日俄战争的战利品交予日本皇宫。1910年，日本修建建安府，用以收藏日俄战争的纪念品，鸿胪井碑和碑亭收藏其间。

1911年，富冈定恭在刻石原有位置上重新刻石立碑 

　　1911年，日本海军旅顺镇守府司令富冈定恭在旅顺鸿胪井刻石的碑亭上又立起了一块“鸿胪井之遗迹”的碑。碑文中他自述“余莅任于此地亲考察崔公事迹，恐淹没其遗迹竖石刻字以传后世尔云”。这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纪念碑反倒成为日本掠夺文物的历史证据。

　　韩国有追索成功先例

　　关于中国文物的“归路”，中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曾表示中国人高价购买流失海外的文物并不合适。他坚持如果是侵略战争时期掠夺走的文物就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正式追讨，否则私人高价购买容易被对方误认为是放弃了法律追讨的权利。

　　而战后的文物追讨，王锦思表示韩国是很好的榜样。1592年后，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失败，朝鲜建立“北关大捷碑”。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军将碑掠夺到日本。1970年起，韩国民众积极要求日本归还。日韩佛教福利协商会、韩日佛教福利协商会、靖国神社首先达成了返还保存在靖国神社的“北关大捷碑”协议，然后才是韩日政府层面协商返还程序。2005年，韩国政府正式要求日本归还此碑。同年，日本即归还。

　　1954年，联合国在海牙通过了《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及其议定书，对被劫掠文物的归还，议定书规定：每一缔约国应在敌对行为终止时，向先前被占领领土主管当局返还处于其领土内的文化财产。但由于在具体规定上模糊不清，其实际操作意义并不强。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大多在1954年以前的近代战争中，因而不能依据“海牙公约”提出追讨。对于流失海外文物现在的所有国来说，即使愿意归还，也可能牵扯到其国内专门的法律程序，无疑也会增加索要的难度。

　　国际条约的不适用、占有国本身情况的复杂性、民间追讨的势单力薄，似乎都为“鸿胪井碑”的回归增添了不确定因素。陈文平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推动和呼吁，但是最终也只能寄希望于对方的‘良心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