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刚：当代文学的大连坐标

　　翻开中国当代文学史，我们会尴尬地发现：举凡重要作家，有影响的作品，以至文学活动，作为重要的工业城市大连往往付诸阙如，很少染指。

　　当然，如果硬要说，也不是绝对没有，比如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名流云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史称“大连会议”。

　　但这会除了是在大连召开，会议的核心几与大连无关。

　　如果再“奢侈”一点，本市业余作者汤凡发表于1954年的本刊（时称《旅大文艺》）的小说《一个女报务员的日记》曾因争议和批判而荣登《文艺报》。

　　但置诸当代文学史，其受关注度和影响力指数则均显不足，作品的艺术价值亦显薄弱。

　　时光荏苒，到了1983年，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出现，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地理版图，从此，大连在当代文坛有了一席之地。

　　这个作家是邓刚，这部作品叫《迷人的海》。从本市走出的评论家周立民说过，“幸好，我们这座城市还有邓刚和他的《迷人的海》一系列小说。”

　　“邓刚年”：一个作家的至高荣耀

　　1983年第5期《上海文学》以头题的重要位置刊发了邓刚的中篇小说《迷人的海》。

　　这篇三万字的作品在文坛激起的反响，三十年后的人们很难理解，或者说只有艳羡和瞠目结舌的份儿。

　　本市老作家张琳著《大连文学五十年》中“大事记”专门记述此事：

　　“【5月】《上海文学》发表邓刚的中篇小说《迷人的海》。自此引起全国各文艺报刊注意，纷纷发表评论赞赏的文章，其数量已超过原作的数倍。后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经《中国文学》译成英、法、德文向国外推介后，引起国外同行、媒体和读者们广泛关注和好评。”

　　其中，“数倍”一说明显保守。显然，这个城市的文学界对此还有些不适而表现得谨慎，在描述这一荣耀时，尽量淡化情感色彩而表现出冷静克制的史家风范。

　　为写作此文，我仅检索了三种当年主要文学评论类期刊，即《文学评论》、《文艺报》和《当代作家评论》。

　　因为阅读和写作需要时间以及出版周期的因素，期刊上的评论文章集中出现在1984年以后。结果如下：

　　刘白羽《时代的激流——论<迷人的海>》（《文艺报》1984年第2期）

　　张同吾《腾波踏浪的历程——中篇小说<迷人的海>评析》（《文学评论》1984年第1期）

　　彭定安《越过生活的“恩赐”——评邓刚的小说<迷人的海>》（《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1期）

　　殷晋培《邓刚小说的力度和光彩》（《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1期）

　　李清泉《赞颂生活搏击者！》（《文艺报》1984年第3期）

　　李作祥《文坛上升起三颗星——<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迷人的海>、<无声的雨丝>放谈》（《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3期）

　　滕云《<迷人的海>——<北方的河>》（《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5期）

　　此外，黄子平、洁泯、李炳银等综述1983年中短篇小说的文章，都无例外地提到邓刚的作品，如《迷人的海》《八级工匠》《阵痛》《芦花虾》等中短篇小说。

　　而且，《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1期还以《时代的脉息 民族的风格——辽宁大学学生谈邓刚小说》为题，发表了大学生的座谈提要。

　　而其他文学期刊、各种报纸上、各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则无法统计。

　　为此，邓刚受到文坛耆宿巴金、周扬、丁玲、冯牧等接见和好评。

　　丁玲在临终前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强调，她最后的一部书的序文一定要写邓刚的海。

　　出版社按照丁玲的要求，将丁玲最后一部书的第一篇文章定为《漫谈邓刚同志的海》。

　　中宣部文艺局的理论家李准在一次文学创作会上讲到，《迷人的海》不仅在思想艺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就其文体及叙事艺术也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作家。

　　一篇作品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不仅是因为作品优秀，还有当时的背景。

　　其时，文坛正发起对现代派、存在主义等等的批判。

　　时任文化部长的朱穆之在《文艺报》撰文指出：“近几年来，有一些同志积极鼓吹抽象的人性、人道主义、人的价值、异化、萨特和存在主义、现代派等等”。

　　不仅如此，象征也被冠以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而充满危机。

　　以象征为主要表现手段的邓刚小说面临的境地可想而知。

　　出人意料的是，邓刚的小说几乎赢得众口一词的称许。

　　在众多赞美声中，有一个声音后来盖住了所有的声音，这就是著名作家王蒙一言以蔽之地把1983年称之为“邓刚年”，赢得文坛广泛认同。

　　这说法的确立，不仅因为王蒙时任《人民文学》的主编，更是因为邓刚的作品深入人心，不仅赢得文学大家的首肯，还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回望八十年代，以这样的方式命名的应该还有，但肯定不多。

　　试想，如果每年都有一个作家获得这样的命名，整个八十年代也不过十个。

　　但肯定没有这么多。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至高的荣耀。即便今天来看，邓刚当得起。

　　这样命名的依据，最主要的就是《迷人的海》，当然还有，短篇小说《阵痛》、《芦花虾》等知名度较高、质量一流的作品。

　　如众所知，《阵痛》后来获得了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影响更大的《迷人的海》继获得首届“《上海文学》奖（1982-1983）”又获得中国作协1983-1984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

　　而且两篇作品均排名靠前。

　　在评委无记名投票选举的获奖作品中，《阵痛》在20篇短篇小说中排名第四；《迷人的海》在所有20篇获奖作品中排名第三。

　　而这两篇作品也在继1982年的《刘关张》和《八级工匠》双获省政府一等奖后，于1983年再度双获辽宁省政府一等奖。加上其后的《龙兵过》获省政府一等奖，邓刚创造了辽宁文学的一个奇迹。

　　大连，这座年轻的城市，也给了城市之子、大海之子以极高的礼遇。邓刚凭借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先后荣获1983、1984年度大连市劳动模范、1984年度辽宁省劳动模范；并于1990年荣获首届大连市 “金苹果” 终身文学艺术成就奖。

　　《海燕》前主编毕馥华这样评价邓刚的获奖：“这是大连文学这么多年的积累，结出的‘大苹果’。”

　　“海碰子”：当代文学的大连标识

　　开埠百年的大连是座年轻的城市，充满活力和创造精神，为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做出自己突出的贡献，也为国家贡献了众多杰出的各界英才。

　　但历史短暂，积淀浅薄，尚没有形成自己的城市文化。

　　就文学层面而言，还没有出现像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那样一些符号化的城市形象，那样具有广泛认知度的城市标识。

　　邓刚小说《迷人的海》的出现，塑造了“海碰子”这样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学形象，是对当代文坛的一大贡献，也是对大连这座城市的艺术化呈现。

　　为写作此文，我又重读作品。

　　说心里话，我真有点担心，几十年过去，作品还能吸引我读下去吗？

　　所以，我直到写到此节的时候，才又认真重读。

　　但出我意料，一部熟稔的作品，情节性并不强，一读下去，竟很快进入作品情境。

　　火石湾，半铺炕，老海碰子，小海碰子，瑰丽的海底世界，鲜活的水生动植物，潜流暗礁，狂风恶浪，蓝色的海，黄色的岸……熟悉却又新鲜，历三十年而味道不变。

　　真正的艺术品，真正的艺术价值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

　　不能说三十年就是一个标准，但三十年淘汰了很多“时文”却不容置疑。

　　毫无疑问，邓刚的作品不仅呈一时之新，还具备历时性。他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象征手法的运用。

　　对此，本省评论家李作祥这样评价：“在这篇充满激情的小说中，我们显然还感到一种思想上的新的素质，那就是象征。我以为这篇小说中有一种从生活深处升起的象征主义。小说中的海，是现实中的海的描摹，但作为一种艺术境界，它又不单纯是海，它是一种象征。有人说那象征着我们四化的征途，可以这样说，但也不可以说得太死，如果说得太死，那就不是象征，而是比喻，而象征的特点则是含有更宽广的意味，因而也就带有含义上的不确定性。”（《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3期）

　　而“不确定性”恰恰是我们多年来文学创作所缺少的状态。

　　尤其在当时，文坛经过了“伤痕”、经过了“反思”，都是主题的突破，在表现方式上仍不脱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

　　文学创作亟需一种方法意义上的突破。邓刚以他勇敢的实验，打开艺术探索的大门。

　　作品中，大自然的宏阔，苍茫，伟力，粗粝，张扬一种男性之美，阳刚之美；大自然作为情节元素，作为审美对象，而不单单是背景出现。

　　大海的壮美无疑是这部作品成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以往所看到的文学作品，在表现人与自然搏斗的时候，大自然常常面目狰狞，是作为人类的对立面、是作为“敌对势力”出现的。

　　而邓刚作品里的海，固然保有自然的狂野属性，是人类的对手。

　　但同时又为人类提供资源和展示的舞台，因而，人类在与其搏斗的同时，也表现了对它的尊重。比如作品中的老海碰子。

　　他对大海的认识，充满理性也充满感情。

　　海在他的眼里，野性而充满善意。当大海向人类发出警示的时候，海碰子们会尊重大海的意愿，选择退避三舍，敬而远之。

　　而这丝毫不减损海碰子们作为好汉的伟岸形象。

　　反之，更使海碰子们增添了的理性色彩，闪射出智慧的光芒。

　　1978年底，日本影片《追捕》在中国上映引发轰动，高仓健成为民众偶像。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偶像史上，高仓健是颇具精神价值和内在品质的偶像。

　　也由此产生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寻找男子汉”，并持续发酵。

　　不能说邓刚的小说就是这思潮的产物，但它的出现客观上回应了民众的呼唤，顺应了社会的精神需求。

　　“海碰子”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形象而深入人心。

　　一老一少，两个海碰子置身苍茫天地之间，出没惊涛骇浪之中。

　　“似乎在这里进行的，只是人的生命力和大自然的搏斗。

　　人与人的关系只是在大自然面前两个海碰子的关系。

　　人与社会、人与时代的关系，仿佛被长天、大海、高山隔开来了。

　　然而读着作品，我们又分明感到，两个海碰子并没有和时代、社会隔绝，非但不隔绝，我们还感到那汹涌着的，既是大自然之海，又是大时代之海，当代社会生活之海。”（ 滕云《<迷人的海>——<北方的河>》《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5期）

　　看似两个人，却给人千军万马的伟力。仿佛人类经过层层擢拔而挑选出来的精英选手，在和大自然进行一场角力。

　　犹如我们在读《冰岛渔夫》、《老人与海》、《热爱生命》，还有《鲁滨孙漂流记》，那些人类的勇夫在严酷的自然面前，表现得从容不迫，不卑不亢。

　　他们孤独的身影，有一种悲壮色彩，呈现出孤独之美。

　　现在要说小说的开头。

　　一定有读者记得“蓝色的海，黄色的岸”这八个字。

　　当代文学作品优秀之作不少，但能让读者记住其中的语句的极为有限。

　　可媲美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八个字，大家都知道，这是海子的诗句，形象鲜明，画面优美，境界开阔，流传很广。

　　但这毕竟是诗歌。

　　有谁的小说里面能有这样的句子？

　　莫言的“日本鬼子说来就来了”还有那种张力，时空被压缩，充满弹性，随意自然，灵动顽皮。

　　而邓刚的这两个句子，蓝、黄对比，海、岸对立，一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般宏阔气象。

　　更主要的是，这样的句子，视角是哪里？

　　是在空中俯瞰，大气磅礴，张力无限，顿增辽阔壮美。

　　虽然整体而言，作品的语言风格不是这样的，但开篇的8个字无疑为作品的整体风格打下基调，雄奇壮阔。

　　作家邓刚以他极富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为大连这座美丽的城市确立了独特的地理标识，及审美意蕴的人文标识。

　　刘家桥：名作的诞生和命运的轨迹

　　为写作此文，我专门去图书馆藏书库，翻开尘封的1984年的《上海文学》，《迷人的海》赫然入目。

　　题图是沪上名家施大畏的手笔，细致的笔触为作品增色。

　　翻到最后，在写作时间的后面，是“刘家桥”三个字，让我心里一暖。

　　真得感谢编辑的用心，保留了作品的原初状态，保留了作家的生活痕迹，也保留了城市的地理符号。

　　刘家桥位于市区最繁忙的出市通道华北路，是民居集中、商业较为繁华的区域之一。

　　有多条公交线路经过这里，向西北方向几公里，就是周水子国际机场。

　　但住在这里显然并不是考虑机场的远近、或交通的便利，而是因为，邓刚当年的工作单位——大连机电安装公司就在这里。

　　邓刚因为结婚，单位分给他一套房子。

　　是从一个完整的套间当中分割出一个部分，当时这样的住房形态是一种普遍现象，能得到就算幸运。

　　邓刚的这套房子大房间有9平方，小房间只有有6平方。

　　他在这里住了大概五六年的时间。虽然在这里居住时间不长，但一些重要的作品都在这里产生。

　　除了《迷人的海》，还有《阵痛》、《芦花虾》、《龙兵过》等。三十年后，邓刚面对我的采访，十分感慨地说：“这是块宝地。”

　　是啊，一共只有十几个平方的空间里，产生了一批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可以说，这十几平方是单位产量最高的房间，是创造价值最高的房间。

　　我如果是城市的管理者或文化部门的负责人，我会在这里挂上一块铭牌，写上如下文字：“《迷人的海》诞生地 ××年-××年，作家邓刚生活于此，完成《迷人的海》等小说”。

　　而且，我要把这书印成装帧精美的小册子，作为礼品，赠送给造访这个城市的友人。因为《迷人的海》所呈现出的精神气质与我们这座城市极为吻合：包容大气，智慧勤劳，活力四射，勇往直前。

　　刘家桥留给邓刚深刻记忆的还和一位大人物有关。

　　这个大人物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姚雪垠。

　　邓刚当时要去参加一个笔会，原来通知是到《海燕》编辑部集合。

　　正当他准备出发时，已有人前来，告诉他不用去编辑部了，车就在楼下等着。让邓刚大出意外。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下楼之后，见到车里竟然坐着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姚雪垠是文革时期除浩然之外的最著名作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对于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于初出茅庐的邓刚来说，能在自己家门口见到这般人物，当属意外之喜。

　　对邓刚来说，刘家桥给他留下的是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新婚燕尔，佳作迭出，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痛苦磨砺之后，生活在这里出现了重大转机。

　　由于《迷人的海》等系列小说，邓刚告别了这里，也告别了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机电安装公司。

　　不过，还要提到的是，作为一个工人，邓刚也足够优秀。

　　在198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迷人的海》的同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技术专著《焊接技术》。作为一个中学辍学的工人，这也是个奇迹。

　　或者可以说，邓刚在自己所涉足的领域，都达到同行的最高水平。

　　邓刚的智慧，邓刚的勤奋，邓刚的一往无前的精神，都堪称我们这个城市的形象代表。

　　他应该是这座城市的形象代言人。

　　最先发现邓刚的代言价值的是中央电视台。

　　在2001年，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栏目投拍大型系列片《一个作家和一座城市》。

　　第一辑共选择了十位作家，其中有刘心武和北京、方方和武汉、何立伟和长沙、阿成和哈尔滨等。所选的大连作家就是邓刚。

　　该片通过个人叙述视角，集中展示城市的历史变迁。

　　邓刚的那个专辑在电视台播出后，反响热烈，是重播次数最多作家。

　　在搬进刘家桥之前，邓刚的住处在沙河口区淮海街62号。

　　他在这里长大，并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年。

　　其实，我们在邓刚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曲里拐弯》中，能看到这个区域的影子，黄河路，民勇市场，马栏村……也能看到少年邓刚的影子。

　　淮海街是位于黄河路与盖州街交会处附近的一条小街，与黄河路平行，在黄河路北侧。

　　而今，被新建的“婚庆广场”切断。

　　东面，在昌平小学的门前；西面，街道依旧。

　　但邓刚说，当年的楼院犹存，只是现今已改为淮海街52号。

　　让邓刚津津乐道的还有个小插曲。邓刚在这里发表了一些作品之后，引起文坛关注。

　　时任《北京文学》编辑的刘恒曾莅临这条小街，找邓刚约稿。

　　以后，他们在各种场合见面，这都会成为一个话题。

　　可见，当年这里的情形给刘恒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

　　而作为作者，邓刚也凭此回味八十年代作者和编辑的关系，回味当年的文学盛况。

　　确实，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那也是一代人的金色记忆。

　　或可补充一笔的是，本人先后在1986年前后，和1997年到2010年间，在据此不远的昌平街万仁巷19号（后为黄河路724号）住过十几年的时间。

　　而我的住处，距邓刚家的直线距离不到 200米。

　　矫情一点，也可以说，邓刚是我跨时空的芳邻。

　　由于在文学上的成就，邓刚在1983年离开了工作二十多年的机电安装公司，也离开了刘家桥，这个给他带来无上荣耀的宝地。

　　此后，他进入大连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并在其后的1984年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作协理事。

　　顺理成章，他又相继担任辽宁省作协副主席和大连市作协主席，直至退休。

　　在离开刘家桥之后，邓刚又先后在中山区外语学院附近的麒麟西巷、石道街、转山屯住过。1996年，他搬进了位于联合路附近的科学家公寓，并在此“定居”。

　　而此处距他“世居”的淮海街不过千米之遥。

　　如果没有高楼阻隔，邓刚在联合路的科学家公寓可以时时回望千米之外的苦寂童年和沧桑的青春岁月。

　　《迷人的海》虽获殊荣，但发表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稿子完成后，邓刚先投到国内一家大型期刊。

　　但几个月过去，竟然一点动静也没有，邓刚有些着急，就把稿子要了回来。

　　在收到退稿的当时，邓刚就立即重新包裹转投《上海文学》。

　　所以，邓刚一直对《上海文学》、对上海满怀感恩。

　　当然他也没有记恨退稿的杂志。

　　因为那样一部大胆创新的作品，在当时确实面临风险。

　　评说《迷人的海》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但也无须纠缠不休。

　　这就是很多人都提到的《迷人的海》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的关系。

　　评论家们有的言之凿凿，有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有的含混提过。

　　似乎读过海明威，借鉴了或模仿了《老人与海》，作品的艺术价值就要打了折扣。

　　其实你只要读完这两篇作品，就会知道无论在艺术手段上和情节内容上，都是大相径庭。

　　但也有人从另一角度解读：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是受果戈理的影响，但并不影响其伟大。

　　不过，邓刚本人对此从未确认，因为在他酷爱文学的年月里，海明威的作品在中国还属“禁书”。

　　也就是说创作《迷人的海》之前，他并没读海明威作品的机会。

　　他坚称自己在写作之前并没读过海明威的作品。

　　他喜欢的和读的更多的是杰克·伦敦，是马克·吐温，是莫泊桑等等作家的作品。

　　笔者并不是要做一个判官和鉴定者，而只是试图还原一段历史。

　　写作者自有他坚持的道理，评论家亦有自说自话的理由。

　　像很多作家一样，邓刚在成为专业作家之后，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有了更好的创作条件，也有了更充分的时间。

　　加之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写作实践，他陆续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白海参》、《曲里拐弯》、《灯红酒绿》、《未到犯罪年龄》、《山狼海贼》、《绝对亢奋》等。

　　保持了一个作家旺盛的创造力。

　　如今，年近七旬的邓刚又被中国海洋大学聘为驻校作家。

　　同时被聘的还有王蒙、莫言、贾平凹等。

　　2013年6月18日，邓刚专程赴青岛，参加了校方专门为他举行的聘任仪式。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名誉院长、著名作家王蒙为邓刚受聘发来贺信：欢迎海碰子邓刚加盟海大，欢迎作家邓刚加盟海大。

　　邓刚，是大连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