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大槐树移民与明代的北京移民并无关系
洪洞位于山西南部，临汾盆地北端。
中原的很多地方的人知道洪洞县。
这一方面来自京剧《苏三起解》的影响，更重要一点是源自明代移民。
小时候便听到一句谚语：“若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这句谚语流传广泛，对缺少了家谱的人影响非常大。
明代移民，主要是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
明代之前的元朝，是由“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贵族统治中华。
元末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为反抗蒙元王朝统治，各路豪杰纷纷揭竿而起。
元末不仅兵乱不断，水、旱、蝗、役接连发生。
“中原漂没田庐無算，百姓死亡無数，村庄城邑多成废墟”。
朱元璋打败元朝建立大明，因人粮剧减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
至洪武十七（1388）年，仍将不足三千户的三十余州降为县。
《明实录北京史料》载“改順州为顺义县，东安、固安及河南辉州、洪州俱为县。仍改檀州为密云、怀柔二县"。（太祖洪武实录卷32）
中原处处是“人力不致，久致荒芜”。
人力不足，土地荒芜，财政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的统治。
太祖朱元璋采纳萄州苏崎、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奏议，决定移民屯田。
据说有史记载的明洪武至永乐年间，在洪洞大槐树移民共计18次。
因而洪洞大槐树，成为移民后代牢记的故乡标志。
洪洞大槐树也随之越传越广，以致并非山西移民的后裔也跑到洪洞寻根问祖。
寻根问祖的人越来也多，仿佛到了山西不去洪洞寻根似乎成为不孝子孙的感觉。
民国三年，移民后代景大启等在山东、河南为官。
受移民后裔思乡之情感染，广募商绅建成寻根祭祖遗址。
六百余年后，洪洞大槐树遗址建起了寻根问祖园。祖国各地以及旅居海外的侨胞，不远千万里赶赴洪洞寻根问祖。
大槐树景区位于古槐北路公园街，占地面积2.3万平米，1996年确认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内有寻根祭祖堂，祭祖活动区，大堂内有表演祭祖活动的演出。
移民浮雕，泥塑展区，中华姓氏苑等五十余处景点。
游人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很多人在自家姓氏前焚香祭拜。
洪洞寻根，多年来被渲染的越来越火。
历史上的洪洞县做为移民点是不争的事实，翻阅历史也不难找出明代移民的史料。
网上有篇“历史首次揭开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真相”的文章。
在不断的转发中观点出现变化。
在这篇大体相同的文章中，关于明代“大槐树”移民有说18次的，也有记为8次的。
如果说中原各地汉族移民都来自洪洞，这一点是找不到确切根据的。
中国人口现在已突破13亿，而洪洞现人口不过是74万。
所谓洪洞移民，主要应该是指移民集中点。
光靠洪洞一地不可能繁衍出如此众多的人口。
洪洞移民主要指明初洪武、永乐年间的多次移民。
《明实录》经明代二百多年先后编修而成，自太祖至熹宗共计十五朝十三部，近三千卷。《明实录北京史料》是赵其昌先生从浩瀚的《明实录》中，将所有关于北京市辖区，并结合明代顺天府所属地域范围，有关史料依朝排列而编成。
感谢赵其昌先生的辛苦，我们可以轻松的在《明实录北京史料》中摘录出有关明代移民的史料。
《明实录北京史料》从太祖洪武初年，至太宗永乐十五年，共记有关于北京移民的史料32条。
《明实录北京史料》记录北京移民来自多个方面，有关山西移民北京仅有6条。
洪武元（1368）年十月，首条记录移民的史料是“徙北平在城兵民於汴梁“（太祖洪武实录卷31）
洪武四（1371）年三月、六月，记录两次来自山后移民。
洪武三月乙巳“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奏：山后顺宁等州之民，密迩虏境，虽已招集来归，未见安土乐生，恐其久而离散。已令都指挥使潘敬。左傅高显从顺宁，宜興州沿边之民，皆入北平州县屯戌。仍以其旧部将校抚绥安輯之。计户一万七千二百七十四，口九万三千八百七十八。上可其奏”。（太祖洪武实录卷62）
洪武五（1372）年“七月戊辰 革嬀川﹝校记：广本川误州﹞、宜興、興、云四州、徒其民于北平附近州縣屯田”。（太祖洪武实录卷75 ）
由此史料可知，北京移民始自洪武五年是不切确的，而首先移民大北京的并非来自山西而是山后顺宁、宜興、云州等地。
《明实录北京史料》记录山西最早移民北京的史料，出自洪武二十二（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告顾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军都督僉事徐礼分田给之。仍令回沁州召募居民。时上以山西地狭民稠，下令许其民分丁於北平、山东、河南旷土耕种，徙从整等来应募也”。（太祖洪武实录卷197）
这条记载说明了山西移民的起因，同时证明移民并非全部出于强迫。
由移民而产生的“解手”一词，也并不适用于所有移民。如沁州张从整等一百多户自愿移民，官府应该没必要绳索捆绑押解目的地了。
当然，故土难离是北方人的特性，按户抽丁移民肯定有不自愿的。
这一点还是因为缺少文化，有文化的人不会自己封闭在故乡。
如今南方人跑到大兴安岭，东北人跑到了海南岛，眼界宽了，哪里适合生活便定居在哪里。
《明实录北京史料》 洪武三十五（1492）年“上谓刑部都察院臣曰：前勅法司，令囚人入米赎罪，以省转输之劳。近闻有贫不能致米者，往往憂慼死。期欲生之，乃促之死，非朕本意。自今凡人命十恶死罪、强盗伤人者依律处決，其余死罪及流罪。令絜家赴北平种田，流罪三年、死罪五年后录为良民。其徒罪令煎监，杖罪输役如故，自顾纳米赎罪者聽。仍選徒罪以下罢黜官，假以职名，俾督民耕种，三年有成绩实授，无成仍坐原罪。”“定武官軍士赎罪例。凡......軍士及其户丁杂犯死罪，发北平卫屯田”。（太宗永乐实录卷12）
从中可以得知，明代移民并非全部为平民，其中有一部分是触犯皇家律条的罪犯。
查阅《明实录北京史料》，更多的移民来自山后而非山西。
明代的北平不是当今的北京市地域，包括北京、河北、天津诸多州县。
宛平县东起西城西至百花山，占据大半个北京市。
粗略的翻阅史料，真正记录移民宛平的只见到一条。
这一条明确记录移民北京宛平县史料出自洪武四年六月。
“魏国公徐达驻师北平。以沙漠既平，从山后之民三万五千八百户，一十九万七千二十七口“已降而内徙者户三万四千五百六十，口一十八万五千一百三十二。”
招降及捕获者户二千二百六十，口一万一千八百九十五"。
“宜興州、薹莊（等）七寨户一千三十八，口五千八百九十五。”
“永平府夢洞山判官峪十一寨，户一千二百，口六千。”
“达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屯田北平府管内之地，......宛平县四十一屯，六千一百六十六户；良乡县二十三屯，二千八百八十一户。”
这是自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移民史料中唯一明确记录移民宛平的的史料。
一些从事文史研究的人，不知出自哪里的考证，说北京的村名对应山西也会有一个同样的村名。
比如说京西有个冯村，相对山西也有个冯村。
但君不知京西冯村是从金代冯家里演化而来，并非山西移民后才产生的村名。
《门头沟地名志》在介绍冯村一篇中，毫不负责任的记为“据传首户为山西冯姓移民，后发展成村”。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五郊垌记有“宛平县京西冯家里，旧有太乙集仙观，元元贞元年以其地畀纯一真人阙全祐。有栗树五千株，全祐相栗林隙地，重冈環抱，下有寒泉，旁地衍沃，可引灌溉，構正殿三楹，翼以两廡，缭以石垣。王惲爲之作记。大德元年刻于石”。
元代著名学者王惲在所记，“大都宛平县京西乡创建太一集仙观记”一文中，对京西冯家里描述的更加详尽。
“平章政事领大司农臣特格等言宛平县京西乡冯家里隶农司籍，栗林丛茂川谷间，以株而计者约五千数。明年丙申（元成宗元贞二（1296）年丙申）春，相栗林隙地，重岗环抱，主峰面其北，下砦寒泉，泓澄碧潋，平地衍沃，可引灌溉”。
文中将冯家里的地形地貌描绘的非常细致。
因此说冯家里是冯村的前身，而并非山西移民所创村名。
旧时的乡村姓氏很杂，但不管有多少姓都能排上辈分。
老辈有出门矮三辈一说，一个村子不同姓氏，辈分相差很大。
后迁入的住户一般辈分小，而辈分大的一定是居住历史最长的。
村内老刘家是辈分最大的，老刘家大门口有棵大槐树，60年代初胸径能达到1.5米以上。
这样粗的槐树需要千八百年的时间生长，明代至今不过是六百多年。
因此，首户村民来自山西移民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中华历代战乱平凡、民不聊生，真正拥有文化的人属于少数。
大多数家族流离失所，有家规有族谱的毕竟属于少数。
缺少文化的民众容易人言亦言，老家“大槐树”便是一明显列证。
中华姓氏的变化非常平凡，历代都曾有皇家赐姓，这本身延续到后代便已经无处寻根了。
有专家考证：“康姓是邵武九姓（中亚栗特地区来到中原的栗特人或后裔的泛称）之一，他们以国为姓，不是王族就是贵族。
还有安、曹、石、米、史、何、翟、穆等，是中国姓氏的外来因素。
如果真如其说，这些姓氏的后裔也去大槐树祭祖，那是认错了方向。
朝政的更迭，自身保护的需要很多家族早已变更了姓氏。
以闫姓为例，其祖上是泰伯之孙，史载周武王封泰伯之孙闫邑，以封地为姓而有闫姓。
但同是闫姓，东北地区也有满族人更改为闫姓的，这一支不会承认是泰伯的后代。
移民历朝历代都存在，洪洞移民主要是指朝廷有组织的移民。
长远说更多的移民应该是自发，或者说自愿因生活所迫移民。
远者不谈，民国三十二年北京人到口外逃荒不在少数，其本身及子女落户塞外很多。
到了五十年代，移民北京的称为盲流。
改革开放大量人口涌入京城，主要看重的是北京拥有更好的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及就业机会。
综上所言，历史上的确存在山西移民，洪洞县也的确是明代移民的一个集中点。
但不是所有明代移民都来自洪洞，集中点也不会仅有洪洞一处，北京移民更不全是来自山西洪洞。
应该承认山西洪洞智慧的利用了移民一说，创造了大槐树四A级景区，获取了社会效应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如果您将洪洞大槐树看做一处旅游点无可厚非，您的家谱记载确实是来自山西应该去寻根祭祖。
缺少家谱的，应该先去看看历史。
因为光看小脚趾分叉是不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