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禄：重忆大连港红房子
大连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一部分，大连港是其中一章。
自1898年3月27日尼古拉二世批准建大连商港开始，大连港历经1899一1905年俄国强租，1905年一1945年日本侵占，1945一1950年苏军代管，时间长达半个世纪，终于在1951年2月1日签订协议才结束自开埠以来由外国人统治局面。
1905年1月27日，日本辽东守备司令部发布命令宣布，自1905年2月11日起将俄国命名的达里尼港更名为大连港，至此大连港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大连港自开埠后曾留下过无数人物姓名和各式名称，其中外国重要人物有俄国人盖尔别茨与沙哈罗夫，日本人后藤新平和福昌公司创建者相生由太郎。
同时，大连港在发展过程中也积淀了许多值得回味的符号。
如码头大楼，当进出旅客走到这里，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具有美国鲁尼桑斯式建筑风格的埠头事务所大楼，其次是东区、西区、油区，风筛楼、栈桥、倒煤架子、大豆罐、信号塔等等。
这些名字有的是作业区，有的是建筑，有的是机械，需要解释才能明白。
而在解放前，大连港还有一个名气更大、影响广泛的名称，是因为邮寄信件、寻亲访友、招工住宿而衍生出如同大连港名称一样响亮且通俗易懂名字——大连港红房子。
不仅大连人知道红房子，它还是福昌华工株式会社下属“募集系”设在上海、徐州、德州、济南、济宁、青岛、烟台、天津等招工处宣传，以及他们来到大连港后集中居住的地方，所以外地人也知道这个地方。
当时招工条件是，“凡体格健壮，能扛动80斤者均与采用，工薪每日金票五元，三餐大米、馒头、有热菜。
洗澡、理发免费，宿舍楼房分上下，有病免费看等，”这里所指的宿舍就是红房子综合建筑群。
很久以前，我家保存着一摞解放前山东老家与大连港红房子之间来信，上面记录了1932年春，我二大爷李吉振和本家兄弟李吉勋背井离乡，从山东老家坦山李庄徒步近百里到省城济南，转乘火车至烟台，再坐轮船到大连港红房子，后因邮路不畅，经历曲折，直到年底才收到的信。
信由我二大爷口述由红房子邮局代写寄出，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二大爷在信里详细介绍到大连港工作后的收入、吃饭、住宿等情况：“只要在这里肯出力就有大米白面吃，就能吃饱饭还能吃上肉还有听戏的地方，这里有成排成排整齐红砖砌起大瓦房，门和窗上面镶嵌一种透明既挡风又挡雨的洋物件叫玻璃，冬天屋中央有一排火墙烧的不是柴禾而是黑色煤炭很暖还能赚到钱。”
生活很好，他让我爷爷放心，最后让我父亲到大连港红房子里来找他，说以后在这里干活能找到媳妇，不用我爷爷给定亲等。
1935年当时只有16岁，从没出过远门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就是手拿这封来信，独自一人两眼摸黑来到大连，找到了大连港红房子。
父亲说：“刚来大连那天，你二大爷在码头干活，是红房子管理站和同乡会人接待的，先洗澡、后吃饭。他们把从农村穿来的衣服和鞋子一把火全烧了，给了一套新的换上，坐等一别三年傍晚下班回来的二哥。后来才知道烧衣服洗澡是消毒防传染病，否则不让进门住宿。”
还有几封来信则是我爷爷找村里识字先生代写的家书，嘱咐二大爷好好照顾我父亲，在大连多赚钱，说咱山东人不怕出力，好好做人，寄回老家的钱都收到了，用这些钱给你弟弟定了一门亲事，还买了几亩地和一头牛置办好多东西，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村里人都羡慕的很。
还说以后不要往家寄钱了，你们哥俩一定要吃饱饭，并嘱咐多留钱将来自己娶媳妇等。
再后几封信是问我26岁二大爷，浑身无力不能工作得了什么怪病，嘱咐我父亲好好照顾哥哥等。
还说能否带回老家养养身体等。
后来，我二大爷和红房子几百人因瘟疫流行互相传染而去世，让我父亲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并嘱咐将骨骸寄回老家安葬在祖坟。
红房子所代表的大连港不仅与这个城市息息相关，也与我家族紧密相连密不可分，这里是我二大爷、我父亲，也是我工作一生的地方。
对大连港红房子的最初认识，是从保存的早期书信和我父亲偶尔零星说起的点滴往事开始。
父亲刚来，二大爷看到我父亲因在老家饥饿而狼吞虎咽吃饭和馋肉时，一连几天领着他到寺儿沟饭店吃肉。
父亲说：“在老家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的大米白面，在这常吃。”
但文化大革命时期搞的忆苦思甜，特别是上小学时学校组织参观大连港红房子展览后，深深被两者巨大反差和展览里的恐怖画面和凄惨景象所震撼。
在那特殊的年代里，大连港搞了一个阶级斗争展览，名字叫“红房子展览”，主要有生动的泥塑和沾满血迹的实物，在我市引起强烈反响引起很大轰动。
展览讲解了日本侵略者和包工头在那万恶旧社会残酷剥削劳工的情景，劳工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个个骨瘦如柴，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劳工扛着二百多斤甚至三百斤重麻袋包或豆饼坯货物，还要忍受包工头的皮鞭抽打，四处站着举着大刀的洋鬼子和抡起镐把任意残害劳工的把头，时时听到镐头把打断劳工骨头的咔嚓声。
大连港红房子比地狱还地狱，红房子的红是劳工鲜血染红的，这里到处血迹斑斑、血债累累，红房子更比当时上演的电影《收租院》里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彩庄园还要黑暗。
因为大连劳工遭受到的是日本侵略者和包工头的双重盘剥、双重压迫，受的苦更多、更惨。
当时宣传讲解说：“红房子是杀人场，鬼子把头赛虎狼，有进无出囚牢间，断气葬身乱尸岗”。
当时看展览的我们都是喊着“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口号，都是带着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和止不住眼泪看完的。
但是，红房子一直没忘记。我一直对此产生的谜团感到疑惑，也有探寻解疑去了解真相的想法，我曾多次询问在红房子里居住过的老工人，也曾到海港职工居住地寺儿沟附近与乘凉闲坐老人聊过家常，但他们大都不愿回答，也不愿触及。
如果你让他们说说感想，谈谈忆苦思甜，讲讲旧社会在红房子里遭遇时，大都讳忌莫深，不愿启齿，或拐弯抹角，回避搪塞。
一般他们都会说，我是大老粗没上过学，都忘了。我听到最多的是，红房子有四个大门，大门开着，既然是鬼门关怎么不跑呢？
相反到这里干活还需要找保人担保，保人介绍来的人还必须老实能干活不惹事。居然还有条件和门槛。
先介绍下红房子，红房子简称碧山庄，于1912年投资建成，因其是红砖所盖，大连人习惯叫红房子。
这里是码头劳工生活、睡觉、吃饭居住的地方。
这个占地11.5万平方米，共有92排房屋，其中平房38栋，二层楼54栋和其他建筑组成的宿舍里住了两万多人。
你可以想象二万多人入住在一个大院里，最多时三万多人集中住在一起是一个什么情景。
再介绍下相生由太郎（1867一1930），日本福冈人，号铁牛居士，1906年应满铁理事犬冢信太郎邀请来大连考察，翌年任满铁大连码头事务所所长，1909年受满铁委托辞去满铁职务创立福昌公司专营码头劳力供应，1916年至1925年任大连商工会议所长、大连市议员，1930年病死大连。福昌公司后更名福昌华工株式会社。红房子就是福昌公司下属碧山庄事务所，福昌公司主要业务有船舶作业、火车作业、煤炭作业、杂作业、采石场和为劳工提供伙食供给的农园以及分别设在开原、抚顺、奉天、鞍山、营口、青岛支店等。
1906年11月13日，日本政府任命后藤新平为满铁第一任总裁，针对码头和货场被多家挤占，港内用工分属十几家代理店，装卸、用工秩序混乱等进行治理，福昌公司就是由满铁一手扶持起来于1909年11月14日成立专门负责码头劳务供给的机构。相生由太郎主要是整合了码头用工市场，随着碧山庄劳工宿舍的建立又把这些劳工集中到红房子统一管理。正如列宁所说“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为掠夺而管理，怎样借管理而掠夺”。我个人理解，红房子就是大连港早期功能齐全、管理有序单身工人之家，而福昌公司所实行的用工制度就是为获取最大剩余价值，也可以说是用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式对从封建意识下进城农民工实行严格管理的地方，不可否认具有剥削掠夺一面。
当时的码头工作是分工种的，如船牌、车牌、煤牌、杂牌等，绝不是几万人上码头一起挤到船舱或仓库里干活。
特别是船牌，有的因干大型物件需要配合起重机械，还需在不同位置挂临时滑轮捆上钢丝绳，借助起重吊车力移动船舱甲板里面沉重货物进出要有一定技术技巧，海港工人称之“赶舱”。
这个工种较稳定，我父亲就是船牌舱头。
在宿舍分配和用工管理上实行老乡编排制，就是以老乡为一个工作队或组，一起出工一起休息。
那时候，最忌讳偷窃港内物资，在这方面管理惩罚措施超出想象的严厉。
老寺儿沟一带过去相当繁华、热闹，我们都知道市场经济铁的定律是有需求才有市场。
这里是大连港劳工居住和上下班必经之地，劳工开饷时候也是这里馆子、妓院和各类商铺最兴旺时候。
过去，这里的小酒馆特多，街面上摆满热腾腾的肉包子、油乎乎的油饼和香喷喷的麻花。
酒馆里四处是猜酒令喝酒劳工。
红房子劳工还独创的一种流行喝酒法叫仰脖酒，就是下班工人边走路遇到酒馆或路边卖酒小摊买二两白酒一仰脖子喝进肚里，也不吃菜继续走。
那时候，寺儿沟电车道头就是一个跑江湖耍把式的地方，玩皮影唱大戏打铁卖膏药的。
当时劳工也流行穿戴时尚，几乎每人都有一顶礼帽，白色对襟盘扣中式衫，一条白毛巾搭在肩上，把所用零钱往礼帽夹层里面一塞就去下馆子会老乡找对象去。
还有一种特别流行的时尚，就是用纯金镶嵌个金属牙套带上，名叫大金牙。
红房子人多，是天南地北的不同口音汇聚到一起的大杂院。
夏季，院子里全是乘凉的劳工，有侃大山的，有练武的。
当时，这里帮会盛行，什么山东帮、河北帮、东北帮、江苏帮、南蛮子帮等。
山东帮人最多，干活也最有力。据说那时候干活是承包制，包工头分配活后，山东和东北帮大汉装的装卸的卸很快干完，而南蛮子人小体弱干活较慢，南蛮子相对受排挤。
特别是1928--1938间的几次瘟疫流行，南蛮子死伤很多。
日本人在支付劳务费时，是向码头劳工倾斜的。
过去，老寺儿沟的人一听说是码头装卸工就知道兜里有钱，腰板也直说话气也粗，体力弱，不能干重体力的，才去开机械干零杂扫场子，甚至普通管理者都没有劳工的工资高。
红房子是住宿的地方，有食堂、医院，有邮局和钱庄还有三合盛商店以及万灵塔、天德寺、摆放死亡劳工牌位的土地庙等。
当时，劳工工资都存在钱庄里。
那时，存取款很简单，每人都有一个工号，只要报出自己的工号就可以自由存取。
当时，住在红房子的都是单身青壮年，由于装卸大多靠体力完成，所以红房子是比肌肉，比力气的地方。
谁体力好，谁能扛“麻袋包和豆饼坯”谁就赚钱多。当然，因酗酒、偷窃，吸毒扎吗啡而丢掉工作或丧失劳动能力后流落街头的也很多、很凄惨。
在这里我想讲一个真实故事，文化大革命时期大连港为配合忆苦思甜教育和红房子展览，在老海港俱乐部楼上成立了一个《苦大仇深报告团》。得知我父亲李吉阁从1935年就住在红房子，我二大爷因瘟疫死在里面后，为树立苦大仇深典型，多次动员我父亲去控诉红房子是惨绝人寰人间地狱，是暗无天日杀人魔窟，非说我二大爷是被日本鬼子和工头给打死的。
从不说假话且性格耿直的父亲不是沉默不语，就是说一切都忘了。
结果，我父亲被扣上没有政治觉悟，不配合斗争教育，顽固不化等帽子被办班学习。
我父亲过去曾多次哭诉说，一人在大连的不易。
16岁的他是独自来大连红房子找我二大爷，来大连第三年，我二大爷就得了瘟疫，住进红房子里所设福昌医院治疗。
说是治疗，其实就是隔离。
到最后阶段，二大爷瘦的皮包骨，连喘气都困难。
我父亲面冒着被传染危险，只能用一条毛巾捂住嘴巴，没昼没夜地守护在旁。
被病痛折磨二大爷不断喊叫浑身疼，我父亲就反复给他翻身找东西垫在身底下，最后连自己被褥棉袄都垫上。
我二大爷去世时，他又将所有被褥等一起抬入棺木下葬，我父亲因为没钱置办，只得穿着单衣度过寒冷的冬天。
红房子里也有许多会，多属于互助组织。
父亲说，谁遇到困难就请会，请会意即申请，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这也许是章程。
我二大爷去世后，无依无靠的我父亲也加入了会。
二大爷下葬又起坟往老家邮寄骨骸以及我父亲结婚等事，都是会里人帮忙操办的。这也是红房子里单身汉的一种亲人般温暖。
苏联接管大连港后，停止一切作业解散所有人员，大多人四处谋生不知去向。
日本人忙着撤侨，苏联人四处查找日本企业遗留下的各种先进机械，共产党处于隐蔽状态，国民党欲接收旅大……在即所谓大连空白“六百日”里，又是会里人得到用工消息，通知我父亲第一批次回到大连港工作。
大连港过去还有一个会就是读书会。
读书会就是针对很多人是文盲不识字，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工人学文化，并宣传进步思想。
还自编歌曲、歌谣等传唱。
它在大连港历史上曾起过很大作用，其代表人物有张百源等人。
红房子劳工流动性很大，不适应重体力劳动，或季节性用工淡季时，一部分人就会离开红房子，到其他行业工作。
离开海港的外来务工人员很少有返回老家务农的，他们遍布我市各行各业，并在大连娶妻生子扎下根来。
老大连有许多人曾在大连港干过活，都挺羡慕红房子里的人：第一能吃饱饭，福昌要求管理食堂把头必须满足工人吃饱饭为其干活，第二可以洗澡，过去很少洗澡的农民到红房子浴池里烫个热水澡，换上干净对襟白布衫，带上礼帽，三三两两到寺儿沟转一圈，非常神奇。
政治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政治不能左右历史，感情更不能替代事实。
蒙在红房子上面神秘面纱和不实之词应以大连港人的博大胸怀予以澄清。
事实就是历史，真实的红房子就是一个汇聚港口劳动者的地方，大连港红房子就是大连最早城市起始地。
如果说红房子是人间地狱的话，难道会有这个城市吗？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市把大连港的开港之日作为大连市的建市日期，定位是以港兴市，此时我想起马克思著名一句话：劳动创造世界。
当初从全国各地招募来的几十万青年劳工，是他们开创了港口，带动了城市建设，发展了同世界各地的物资交流，更是他们创造了繁荣。
虽然他们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绝大多数人后代留在了这个城市，大连百分之八十是山东移民后裔，作为移民者“海南丢子”后代，我们应当永远记住祖辈是坐客轮从这里上岸的。
今天在东部规划新城区的时候，我们城市规划者是否能考虑在这里，建设一个以大连港港史为主，辅以早期城市资料为内容的人文博物馆来永远纪念城市的发展呢。